[纪晓岚后世沧桑史(之二)]历史上真实的和珅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河北献县崔儿庄的纪晓岚后世家族分家解体，族人们变卖了宅院和田产，背井离乡，异地谋生。纪晓岚第七世女孙纪根沛携母亲纪李氏先后到天津、北京两地谋生。最后落脚在距纪晓岚“阅微草堂”仅一箭之地的北京珠市口附近的施家胡同。因为生活视角低，她们比百多年前的那位著名的大学士前辈更多几分世事感悟和几分刚强隐忍。
　　
　　纪晓岚后世家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他们的屋子里不放扫帚。这种习俗的养成大概来源于《阅微草堂笔记》里的一个鬼故事。
　　青县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里，一天发生了一件怪事。大年三十那天，有人敲门，出门一看，原来是一个卖花的人。那卖花人说道：“我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怎么还不把买花钱送出来啊？”他感到很奇怪，去问家里人，家里人都说没人买过花。而卖花的人则坚持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曾经买了几朵花，而且就进的这家人的门。正在吵闹的时候，家里一个老婆婆突然叫唤起来了：“厕所里的扫帚柄上，插了好几朵花！这可太奇怪了，没人动过它啊！”把扫帚拿过来一瞧，上面插的花果然是卖花人卖出的那几朵花。惊恐之余，众人把它烧了，烧的时候，扫帚发出了呻吟的声音，还流出了血……”
　　
　　摒弃那朵“凡间小花”
　　上世纪60年代，社会动荡，各种运动像呼呼作响的鞭子在每个人的头上生风，特别是出身不好的人和家庭。纪根沛就经常给孩子们讲这个家传的鬼故事，为的是让孩子们淡薄俗念，永远做一把“光杆扫帚”，别像那个没有修炼到家的扫帚精！因难断尘缘、偷着戴朵凡间小花惹来杀身之祸。当然，至于什么是现实中的凡间小花，后辈们大多砺其一生方悟其端倪。
　　纪根沛年轻时家境殷实，受过良好教育，曾留学日本，写得一手好文章，有“纪大学问”的美名。上世纪40年代末，她嫁给了在银行做事的步恒，育有三子，同时还照料着幼年丧父的两个外甥。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出身官僚大地主的她，为了保全自己和家庭，一生都谨言慎行，避开人们的视线，默默践行着舍弃“凡间小花”的生存观。
　　凡间“小花”有时可是价值连城的。大约1964年，“文革”乍起，见有被抄家的危险，她果断地烧掉了包括纪晓岚遗物在内的许多文物。因为生活拮据，此前，值钱的“硬件”已经变卖一空，烧掉的主要是书画、拓片，大量的书信和家族照片等。这是一个时代的珍贵印记，同时也是引火烧身的“祸母子”（家乡话，惹祸根源的意思），故烧之唯恐不及。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她和老伴每天都六点多钟起床，趁着胡同里家家生火冒烟的当口，将这些东西捣碎裹挟在引柴里点燃。每次只能烧上十分钟左右，怕时间一长引起革命群众的怀疑。这些东西传承六代不为人知，毁灭得也同样悄无声息。一缕青烟，伴着他们的泪水卷去了一代才子的人间真迹，也留下了一个蛮荒年代的辛酸故事。
　　10多年后，河北献县要建立纪晓岚博物馆，筹备人员找到她已经破败不堪的家。来人听到此番经历后说：“要是不烧，您老两口下辈子可就享尽人间富贵了！”纪根沛说：“咳，要是不烧，我们一把老骨头可能早就让人烧掉了！”
　　
　　没文化的“判官”
　　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家务负担沉重，纪根沛辞掉了工作，专门照顾自己的母亲和孩子，同时做一些缝纫活儿补贴家用。几十年来，她光缝纫机就踏坏了3台。其间，街道几次组织做外活儿的妇女集中工作。她总是闷头干活儿，不同其他人搭话，更从不与人争执。人们私下里管她叫她“老闷儿”，时间一长，简直被人们淡忘掉了。发料的人看她老实，总把不合规格的料分给她，这样不但加大了她的工作难度，稍不留神还会出次品，但她却似浑然不知。久了，反激起了姐妹们的同情心。发料的时候，许多仗义的姐妹们主动替她去领、去挑。于是，她反得到了质量最好的料。
　　“文革”中，曾兴起过一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运动。胡同里所有家庭妇女都要写出自愿离京回原籍落户的“决心书”，纪根沛两个少不更事的儿子为了留住母亲，趁着夜色将母亲决心书上的签名给偷偷撕下去了。这此地无银三百两之举招致了好事者的注意，本欲上纲上线，将其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但鉴于其平素木讷寡言、人缘又极好，有众多姐妹为她打马虎眼，坚说那是被几个不知谁家的淘气孩子们撕去的，组织遂不再追究。她感慨地同老伴说，“看来，水总是会往最低的地方流啊！”
　　那个时代，要掌握许多生存艺术才能自保，譬如“揣着明白说糊涂的”。一位街道负责人曾核实过她的出身。
　　负责人：“听说你家的老祖儿在清朝是当过大官的？”
　　纪根沛：“那是很早的事了，纪晓岚是……”
　　负责人：“这样可不好，我问的是你的老祖儿，你不要避重就轻拿一个小丫头片子哄骗组织。”
　　纪根沛：“您们误会了，他的号叫纪晓岚，他是个男的……”
　　负责人：“男的怎么起那么个娘们儿唧唧的名字？接着说，当的什么官？”
　　纪根沛：“听说是大学士。”
　　负责人：“大学士是干什么的？”
　　纪根沛：“就是跟学习教育有关的。”
　　负责人：“老师？”
　　纪根沛：“差不多。”
　　负责人：“一个穷教书的怎么能说是当官的？”
　　纪根沛：“是啊，你们肯定有误会了。”
　　
　　脊梁顶起书桌
　　历史上的纪晓岚曾官场失意被贬至新疆，后因学识过人才被乾隆复用。再后的《四库全书》总编纂，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史上的地位。为此，纪氏家族始终教育后代要“重学”，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给后代们定了做人的调子。
　　南皮县有一个当了20多年师爷的人，他对案牍工作了如指掌，大家也都抢着雇用他。当师爷久了，也存了一笔钱，于是拿出来买了一个县官来做。本想大干一场，不料他当了县官以后，反应变得十分迟钝，原告、被告在他面前争辩，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判定，一句话也说不出。看到上级，进退应对一点章法也没有。才过1年，就因为能力不足而被弹劾撤职了。撤职那天，他突然梦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人跟他行了一礼，说：“你现在被解除职务了，我从此跟你告别了。”他一下子被惊醒了，觉得心一下子亮堂起来，什么事情都想明白了。因为被撤了职，原先的积蓄又为了“买官”都花完了，他只好重新去做师爷。当了师爷以后，跟当官时完全判若两人，精明能干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
　　在动荡的时代里，纪根沛把全部心思都倾注在子女教育上。在60年代初，一家人经常吃不饱饭，她经常带着孩子们到郊外挖地里残存的萝卜、蔓菁当主食吃，把省下的钱为他们订阅了各自喜欢的杂志，大哥的《我们爱科学》，二哥的《中国少年报》，老三的《小朋友》都伴随了他们难忘的童年时代。“文革”后，以上杂志全部停刊。她和老伴冒着很大风险私藏下数以千册的书籍。当时家里有一个巨大的、两面都有抽屉和柜子的黑色写字台，面墙放置，靠墙一面的柜子里藏着当时的“禁书”，朝外一面则是一些应时的“红色”的读物。要看里面的禁书时需两人合力（一个人搬不动）把桌子拉开一条缝，从里面掏书来看。万一有外人来，要将书、桌紧急归位。后来，孩子们找到了窍门儿，一个人要看书时，钻到写字台底下，用力拱身将写字台顶离墙壁，找到书后，索性就坐在桌下的小板凳上摸黑看。万一有外人来，马上弓起身子将桌子“顶”到墙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大哥说起这事万分感慨：“幼年的读书生涯终身难忘，好多知识都是在那一时期，脊梁上顶着桌子‘负重’而读的，所有记得十分牢靠。”
　　身为汉臣的纪晓岚，上有皇权至上的乾隆帝，旁有和一类的亲族近臣，远没有文艺作品中的纵横恣肆、放荡不羁。相反，平衡关系、忍辱负重却是他的必修课。其名言“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道出了他的为官之术。这后来遂成为纪家的祖训。作为纪晓岚的后代，纪根沛深得其中三昧，她把“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发展为：“知不可争者，以不争争之”。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知不可争而不争的“人间小花”是财富、是利益、是荣誉甚至是人的尊严。
　　1989年，纪根沛患脑血栓不能自理，被迫离开北京到哈尔滨大儿子家居住。离家时，伴随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家具变卖一空，余下的家当只用了两个纸箱子就托运走了。一直与老两口做伴儿的两只老猫在老房子里痴等主人，一年内，先后死于老屋，街坊们提起来无不咂舌。翌年夏，纪根沛在哈去世。她一生谨言慎行，随时抵御着“人间小花”的诱惑，终于躲过了时世纷扰得以寿终。先祖纪晓岚的一句诗概括了她的一生：“读书如游山，触目皆可悦。千岩与万壑，焉得穷曲折，烟霞涤荡久，亦觉心胸阔。”
　　（编辑  冯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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