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的民间观察】 中国贫富差距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罗满元 　　 　　策划人语 　　 　　尽管中国从整体上迈进小康国度已经五六年了，但仍有不少中国人还在反问：我真的“小康”了吗?
　　按照科学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确实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因为，究其实质，小康社会就是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手头上有了那么一点点节余而已。很显然，这个目标应该是几年前就实现了。
　　只是，由于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的状态下，对“小康”寄予了过多的向往和期待，从而对自己渐渐步入了“小康”竟有些准以相信。
　　只是，由于许多人在奔小康和全面小康的路上走得更快，发财了，成了富人，过上了“上层人”的生活，而另一些人还是穷人，有的仍然还未“小康”，处在温饱线以下，过的是“底层”生活。
　　于是，穷人和富人，成了今天的媒体和官员最关注的两个社会阶层；从中折射出来的贫富差距，也成了今天的媒体和官员最关切的一个社会问题，尤其是在最能集中显示贫富的过年时节。
　　于是，《时代邮刊》在2007年春节期间，来到民间，与读者一起策划了这期专题。《时代邮刊》的真诚愿望是：让大家一起来关注贫富差距问题；《时代邮刊》的真心祈盼是：祝全国人民共同过上好日子!
　　(执笔／罗满元)
　　
　　穷也好富也好社会和谐就好
　　罗满元
　　
　　狗年猪年交岁之际。又一个让交通部门头痛的春节来临了!
　　成千上万的人从大地方回到小地方，从小地方回到更小的地方。在中国大地上，又将出现一场足有十几亿人次参加的“回乡运动”，沙丁鱼罐头般拥挤着回家，甚至有人可能会因窒息而死亡。这一切都是为了回家过年。
　　当然，这种回乡之累之苦只是“穷人的专利”。家住广西全州乡下的民工老李夫妇，说起去年回乡的历程，仍觉得是一场噩梦。从北京到全州，20多个小时的火车，他们是站到终点站的。从早到晚，人成一条直线站着，连弯腰都不能。所以下面的事情可想而知。有一次实在憋不住了，老李就只好尿身上了……老李在北京打工5年，过年时基本上是这样回家的。他是家中长子，父母年岁已大，身体又不好，家中还有一弟一妹，一个在读大学，一个在读高中，一家人视他为顶梁柱。每年回家过年，对老李的意义，已不是路途之苦能打消掉的。
　　同样是回乡过年，老家是湖南娄底的韩先生就是别一番风景了。他在深圳当老板，有车有别墅，在长沙有分公司。他也曾把父母接到过深圳，但父母过不惯都市的生活，仍回到“遥远的小山村”住着。韩先生是个孝子，工作再忙，事业再大再重要，每年也都回家陪父母过年。大年三十上午，他登上飞机一个多小时就飞到了长沙，步出机场，专车已在等候，又过两个多小时，车就到了家门口。韩先生给乡亲们拜年，烟是一包一包地发。而且是十几二十块钱一包的。韩先生的风光，让村里的人羡慕死了，都说：“好儿不在多，一个抵十个……”
　　老李是穷人，韩先生是富人，但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都要过年，而且都回乡过年了，不同的是一个过得多少有些窝囊，一个则过得风光无限罢了。
　　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现在都还是老李这样的穷人。虽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中国人从来不怕贫穷。他们信奉的是安贫乐道、穷则思变和艰苦奋斗。他们在乡下种庄稼养牲畜，虽然辛劳，但从不知疲倦。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能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他们感到今天的日子有盼头有奔头；他们到城里去打工，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机遇，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目标，也看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条条路：他们在机关里工厂里公司里上班，虽然薪水不多，但好歹有个饭碗，也总像是有个依靠，即使是下岗了失业了退休了，国家还有“三条线”把他们划进“保障圈”……所以，中国人虽然大多数是穷人，但都还吃得饱穿得暖，都还能过个像模像样的年，都还在为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而打拼，因而各自都基本自觉地有责任地有秩序地工作着学习着生活着憧憬着追求着奋斗着。
　　事实上。像韩先生那样的富人，虽然只是中国人中的一小部分，但却已经成了人们心中的榜样、崇尚的英雄……所以。很多穷人想成为富人，而富人则想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
　　正是由于穷人和富人都在不懈地追求和奋斗，我们的社会才充满了生机、活力和希望。
　　因此，我们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是正在走向成熟的社会；因此，我们说，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盛世”阶段：因此，近年来，欢畅明快、催人奋进的《走进新时代》、《好日子》、《越来越好》等等的歌曲仿佛成了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抒情曲，不管穷人富人，唱起来都充满自豪和喜悦，尤其是在过大年的喜庆日子里。
　　然而，“盛世”之下，也有隐忧。因为像老李这样的穷人还只是一般的穷人，比他更穷的人还有不少，而且其中不少人也没有老李那般上进那般“向前看”那般负责任：而比韩先生更富的人也大有人在，其中一些富人也没有韩先生那般传统那般仁爱那般富于进取，而是为富不仁，甚至腐朽堕落。同时，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机制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不健全、不公平、不公正的地方。造成穷人与富人事受的待遇很不一样，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了。因此。我们一直在努力避免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不知不觉地冒了出来。尽管官方和主流社会的人们一直在淡化和回避使用“两极分化”这个词。但实实在在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官方和善良人们的良好愿望，也让各级政府、国家机器以至整个社会绷紧了神经，感受到了社会深处的不安定因素一触即发的危险，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成了我们处理当今一切社会矛盾运用得最多的指导思想和喊得最响亮最有力度的口号。
　　实实在在的事实是，联合国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中国官方给出的结果是0．47。同时，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一些民间调查机构和学者在对中国城乡居民进行调查了解后，竟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9。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家就属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越过这条“警戒线”，整个国家和社会就潜伏着诸多危机：若超过0．6，就会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毫无疑问。中国在“盛世”之中，同时进入了“高危”国家的行列。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对一般的国人来说，基尼系数似乎还有点深奥，搞不太懂。我们不妨再通过两组数据，来看看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状况。2006年12月，联合国的一个专门研究机构发表报告说，中国10％的富人占有了40％以上的社会财富：而在中国各个银行里的10多万亿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里，80％归20％的人所有。如果这20％的人把没有存进银行的房子、车子、有价证券、银行外流动的资金等也算进去，他们所占 有的社会财富总比例绝对超过80％。中国社科院2006年12月25日也发布了《社会蓝皮书》，指出20％的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实际收入差距达到18倍左右。而且，这种差距在向纵深加剧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那么，国人不禁要问：如此巨大的财富是如何汇聚到少数人手里的?这些人又是些什么人?
　　诚然，我国已经产生的富人绝大多数是合法致富、勤劳致富、智慧致富的。如果全面质疑他们“富起来”的正当性、正确性，那就是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正确性的质疑和否定，这是绝对错误的；但如果不对其中一些“富起来”的人进行正当性质疑，那也是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正确性的另一种质疑和否定，这也是绝对错误的。
　　其实，老百姓对那些合法、勤劳和智慧致富的人，不仅羡慕和尊重，而且对那些发了财又回馈社会的富人，还给予赞赏和敬重。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不是通过合法、勤劳和才智的渠道获取财富，而是通过制造销售假冒伪劣、走私贩毒、偷税漏税、欺行霸市、巧取豪夺等非法手段来“致富”的：有的人甚至还从蚊子腿上剥肉，想方设法从本来已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下的穷人身上敲诈和榨取他们的血汗，成全自己的“富人”梦。不过，这些比较明显的非法侵占行径和“富起来”的人，只要我们充分利用法律和行政武器，“剥夺剥夺者”并不困难。最困难的问题在于，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富人”是靠腐败和权力寻租而“起家”的，虽然他们也是通过非法手段致富，但平常看不出来，等他们暴露出来后，人们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如此腐败如此富有。远的不说。近几年落马的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云南省委书记李嘉廷、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湖北省省长张国光等等，就拥有足够让他们子孙花上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惊人财富，这还不算他们已经挥霍和转移的财产，而这些财产说到底都是老百姓用一滴一滴血汗创造出来的。有专家指出，像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贪官，签一个条子就收受贿赂款4000多万元，前后不过几分钟，这样的“致富”速度令所有的企业家和明星都望尘莫及：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更不知需要多少人才能“喂”肥这样一个贪官!所以，老百姓一直对腐败恨之入骨，近年来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收入差距”、“社会治安”、“腐败”一直占据着“最严重社会问题”的前三位，而“腐败”、“社会治安”与“收入差距”又互为因果。虽然中国因腐败而成为“富人”的人不敢“露富”，很多人担心自己“财产来源不明”，怕纪委和反贪局来查，又怕黑社会敲诈勒索和绑架，还怕小偷来光顾，但这些惧怕心理没能抵过金钱的诱惑，许多贪官仍还在铤而走险，大肆敛财“致富”，这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同时也加大了贫富差距。最困难问题还在于，中国体制外的收入分配根本就是一本大糊涂账，不仅不透明，而且各地之间、各行业之间、各人之间的进项差别非常大，而这种体制外的收入基本上又是体制内的人才能得到，同时这种分配机制可能还要长期存在下去，这不仅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内部矛盾，加深社会危机。
　　因为贫富差距拉大，人们生活状况的差距也就越来越悬殊越来越明朗化，穷人特别是赤贫阶层，就会感到自己的权益被富人特别是巨富剥夺了。这种相对剥夺感将导致这个阶层的人们对社会不满，同时也是引起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
　　这并非是“盛世危言”。同样是在春节期间，发生在深圳碧波花园的事件具有典型性：光天化日之下，一辆红色本田的女主人被劫杀。她的丈夫刚刚又赚回一大把钱，决定让太太过个更风光的年，便买了这辆车，不想致祸。三个山东农民盯上了这辆车，他们同时还关注着另外两个富人的两辆车：奔驰、宝马。很不幸，本田的主人先下楼上车。痛哭流涕的丈夫悬赏20万捉拿逃犯。电视新闻中，公安部门慰问住户，她的邻居眼含泪水：“该!谁让你有点钱就露，出事了不是?”而嫌犯却说：“别人活得那么富有那么有滋有味。潦倒穷困的我看着心里就不舒服。就想劫抢，哪怕犯罪……”
　　这只是个案，或许还不能足以说明问题。大家也许还记得，从2000年春天到2001年上半年，一出叫《切?格瓦拉》的戏在中国各大城市上演，场场爆满，在中国引起了莫大的轰动和争议，许多观众因此而痴迷，看过戏后热泪盈眶，情绪激昂，大发感慨：“这是我20年来过得最酣畅淋漓的一天。”而另一些观众几乎是“愤然离席”。因为这出戏演的是古巴领导人格瓦拉舍生忘死踏上“解放穷人”的道路、带领穷人“劫富济贫”、最后惨遭杀害这样一个崇高而悲壮的故事，大胆尖锐地直指贫富不均等社会现实，提出的是一个古老的命题：革命。从2003年起。随着一起起“富人逃税”事件的出现，新一波的“仇富心理”在某些国人心里形成，而且持续发酵，许多富人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安全感，个别富人还无缘无故地招来杀身之祸。2006年，媒体披露了电力部门一个抄表工一天只抄四次电表却能拿到10万年薪的消息，差不多引起了全国人民的质问和公愤，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垄断行业薪水问题的大讨论，直接导致了垄断行业“减薪风暴”的兴起。本来只是一出红色理想的革命剧、一种不必要的“仇富心理”、一个普通电力职工的超高薪水，却能在新世纪初叶的中国引起人们如此强烈的共鸣、冲动和反响，这说明贫富差距问题早已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引起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也早已广泛存在。这是今天我们不能不引起高度注意和深刻思考的严重社会问题。
　　中国人不患贫，不患富，患的是不均。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社会形态不同，统治集团代表的利益不同。但几乎所有的朝代更替都是由“贫富不均”引起的。这正是陈胜吴广们一句“均贫富”就能“揭竿而起”的原因，这也是毛泽东能够领导“贫下中农”打下江山的原因。
　　毛泽东领导中国穷人打下天下的最终目的是让全体中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今天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正是在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好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从战略上注意到了贫富差距的问题，只是由于历史和现实长期积累下来的原因，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直到今天变得更为突出了。问题出现了，不管怎样严峻，我们必须面对、必须解决!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选择和意志!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战略决策。“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实现社会和谐，解决好贫富差距过大和继续拉大的问题。肯定是最重大的选项之一。
　　而事实上。十六大以来，我们的党和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和消除贫富差距扩大的战略战术，并已经收到很重大很明显的成效，随着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贯彻落实，成效定然会更加明显更加全面。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究竟怎样才能把贫富差距问题解决得更好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和坚持三个“硬道理”：第一个，“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似乎大家都知道，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发展”。现在，中国的富人不是太多了也不是太富了，而是穷人太多了也太穷了，因此，“发展”的“硬道理”就在于要让更多的穷人变成富人，并为他们变成富人提供和创造机遇与条件，使富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而不是“仇富杀富”、“劫富济贫”，重新回到全国贫穷全民贫穷的老路上去。第二个，“反贫困”是“硬道理”。目前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有数千万，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一时还难以脱贫，更谈不上致富，我们的“硬道理”就是尽早让他们脱贫致富，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大对他们的救助、扶助和帮助力度，让他们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走上“发展”的道路。第三个，“反腐败”也是“硬道理”。腐败造成的贫富差距。最容易激起公众的不满和愤慨，也最容易造成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我们的“硬道理”就是要时刻高擎斩除腐败的利剑，让一切社会成员都投入到依法、勤劳、智慧致富的洪流中来，让一切财富都来得干干净净。
　　贫富不均是中国的大患。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要消灭贫富差距：适度的贫富差距，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单位一个家庭保持活力和生机所不可或缺的。中国要构建的理想社会形态应当是：在合理的贫富差距条件下，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在有秩序有尊严地为着自己的理想、信念、财富和人生目标而愉快地奋斗和收获，富人和穷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根本的深仇大恨，有的只是相互竞赛相互竞争，有的只是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有的只是相互团结相互和睦……一句话，不管穷也好富也好，只要社会和谐就好：如果全国人民都富了，那就更好!
　　
　　穷人富人过年的15个关键词
　　莽　原
　　
　　穷人和富人过年的情景是不相同的，我们在这里选取15个关键词，意在让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到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的人们的贫富差距，体会不同阶层的人群不一样的人生况味。
　　
　　钱袋子
　　富人：有专职的财会人员清点，叫做“年终决算”。自己只需看看账本就知道这一年已经有上十万上百万乃至更多的“利润”进账。钱包并不鼓，但里面装着这卡那卡和支票，可以随时到银行取出一沓沓的钞票，或到大型商场刷刷卡就能换回所需的任何商品。
　　穷人：把一年的积蓄从枕头底下或者米缸里拿出来，打开那个装钱的脏薄膜袋，然后按大票、小票和角币乃至分币分开清点。数了又数，加了又加，还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窗，生怕有小偷和强盗来偷来抢，其实全部加起来也就是三五百元或百八十元。清点过后，一般由主妇重新包好，放进贴身的衣袋里，然后两口子上床，在被窝里商量过年的诸多事项与开支。要是“特困户”，有关领导来看望慰问送温暖，户主接上那一两百元救济款，会感激得手都抖上好半天。
　　
　　买年货
　　富人：是当官的主儿，只要手上掌着权掌着钱掌着物，定会有人考虑得很周全，所有年货基本上不用上街买。而且会有很多节余，专为“礼品回收店”供货；是私人老板，就开个清单，叫保姆买好就行(有些带有私密性的当然除外)。
　　穷人：是贫苦农民，过完一个年就在为下一个年准备年货了。上街也就买一些自己种不出养不出的味精、食盐和几斤劣质饼干、纸包糖之类；是下岗职工，专在下市的时候上街，专买那些剩货，心里还喜滋滋地以为“价廉物美”。
　　
　　送年礼
　　富人：看什么人送什么礼。送给官人富人，当然送名牌的；送给情人情妇，当然送名贵的；送给自家的亲戚朋友，就送别人送给自己的那些多余的吃不了用不完的东西。
　　穷人：看什么情分送什么礼。送给父母岳父母的，当然是最好的，也就是自养的鸡鸭，自酿的米酒，自己宰杀的猪羊最肥最好吃的部位；送给其他亲戚朋友，虽只是一包糖一斤酒，但礼尚往来，绝不含糊。
　　
　　搞卫生
　　富人：家里天天干干净净，纤尘不染，即使过年再搞一次，也用不着主人动手，有家政公司一请就到，有保姆不说也会主动操持。
　　穷人：“二十四，扫房子。”没吃没穿，也要“干干净净过个年”。全家老少齐上阵，用扫帚、掸子先把房内上上下下、角角落落打扫一遍，弄得屋内积尘飞扬，然后用黑色的抹布把所有家具抹一两遍，屋内顿时亮堂了许多，每个人却变得蓬头垢面了。这是穷人家一年中最光亮的日子，也可能是一年中仅有的一次“大扫除”。
　　
　　穿新衣
　　富人：打开衣柜，件件都是新衣，看上去都很美。随便拿一件穿上，其实都不错，可偏要打开这个柜子那个柜子，挑一挑，比一比，试一试，看牌子、比颜色、分析社交场合等等，老是拿不定主意。
　　穷人：在街上转过去转过来，最后在一排衣摊上花费口舌讨价还价买上几件大红大紫的廉价服装，等到大年三十日下午才各自穿上，并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弄脏了。这衣服要穿到正月十五才能脱下。”
　　
　　压岁钱
　　富人：一百两百开不了口，三百五百出不了手。他们的子女过完年后，一个个都成了“小老板”。
　　穷人：一般不给自己的子女发，只发给有姻亲的未成年子女，少则几角，多则几块。一个富家子弟一年的压岁钱可以让一个穷人过上十年现有的日子。
　　
　　祭祖
　　富人：烧仿制的美元、人民币、洋楼、电视机、手机什么的，也想让祖宗过上富人的生活；有的还烧纸制的漂亮小姐，怕祖宗在阴间里太“寂寞。”
　　穷人：一挂鞭炮，一串纸钱，三五支香，用锄头把坟沟修理修理，除除杂草，然后一头跪上坟头：“列祖列宗，请保佑儿孙来年平安，早日过上好日子……”
　　
　　年夜饭
　　富人：半个月前，就已经在某星级宾馆订了间宽敞的包厢。半下午，一家人驱车前往，服务小姐一字儿排开“恭候光临”，并一个接一个地向你鞠躬：“新年好!”进入包厢，金碧辉煌，温暖如春。生猛海鲜，自不必说，而且南方人要一套北方的菜肴，北方人又要摆半桌南方的口味。服务小姐站在旁边随时听候你的使唤，全家人杯盏交错，喜气洋洋。
　　穷人：点着一盏结了芯茧冒着黑烟的柴油灯，今天特意把灯芯往外拔高了一节，光线强多了。一家人围坐在用半湿半干的柴火烧着的一口菜锅周围，享受着一年最丰盛的晚宴。锅内是坐水煮着的几斤红薯粉，还有大块大块的肥肉、猪头肉，后又加入了一斤油炸豆腐。最后，女主人从饭锅里端来一碗香喷喷的蒸鸡肉，每人吃一块大的一块小的，还剩下一块，母亲夹给父亲，父亲看了看大家又夹给儿子，儿子夹给姐姐，姐姐夹给母亲，母亲头也 不抬，从自己碗里夹回原来的菜碗，留着，明后天添上去待客用……
　　
　　看电视
　　富人：坐在空调房内，看34时以上的纯平、高清或背投彩电，有的一家还有好几台，各人根据自己的爱好任选一台晚会，或者干脆把晚会录下来以后再看，今天看自摄自制的年度旅游风光片。
　　穷人：没有电，没有电视看，就围在火盆边，讲一年中最愉快的事，苦中作乐；有电有电视，也是在维修店买下的二手三手机，在一片“雪花”中看人影晃动。而且只能接收到一两个台。
　　
　　守岁
　　富人：这是强项。平常哪天不是每晚12点以后才归家或才入睡。年夜饭后，俗一点的一边看电视一边“内赌”，雅一点的一边放音乐一边跳舞，只等新年钟声敲响，放鞭炮看焰火，欢呼雀跃迎新年。
　　穷人：平常吃了晚饭洗了脚，然后蜷缩在床上，打鼾做梦；今天喝了酒吃了肉，全家人围着火盆拉家常，说累了一家人又打盹，有的被冻出了感冒，待谁家鞭炮响起，跟着放一串短炮仗，然后草草祭祀一下祖宗，倒头睡到大年初一中午。
　　
　　拜年
　　富人：新年一到，打开通讯录，在电视内外一片欢歌一片祝福一片鞭炮声中，一家人用电话、手机、电脑向亲戚、朋友、同学、上司、同事等等拜年、祝福。最重要的客人，则在大年初一至初五，带上丰厚礼品，驱车前往，登门拜访。
　　穷人：富亲戚不敢走，穷亲戚相互间你来我往吃顿“年头饭”，远一点的，要走上半天的山路，最值钱的是吃了块鸡肉，最值得的是穷亲戚间的情义年年还在，而且越走越亲。
　　
　　放鞭炮
　　富人：富人的鞭炮是朝天上放的，叫“礼花”，很好看，也很贵，有的几百元一只或一袋。富家子弟从腊月就开始燃放，一直燃放到正月十五，而且尽量做到每晚品种不同。
　　穷人：穷人的鞭炮是朝地下放的，叫“炮仗”，很响亮，但很便宜，几毛钱一串，有的20响的土炮仗只要几分钱。穷人家的孩子也喜欢放鞭炮，不过他最多只能得到父母“赏赐”的一两串，于是他就一只一只地拆下来放。
　　
　　娱乐
　　富人：他会约另一个富人：“你说，我们今天去打高尔夫还是去打保龄?”对方想了想说：“唉，这些都玩腻了，没意思。今天我们去‘跳岩’怎么样?”他又说：“算了吧，还是请公安局李局长到宾馆去‘较量较量’吧。”于是他们在宾馆豪赌一天，李局长净赢两万，临结束时，李局长乐颠颠地发话：“你们这臭水平，还说跟我‘较量’。算了，今晚我作东，请各位唱歌、跳舞!”
　　穷人：“扑克招生!”于是输者钻桌子。过年了豪气起来的，说：“一毛钱一盘，谁来?”结果玩了一整天，自己输了五块钱又赖赢家作弊，双方一闹。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最后被派出所抓去关了七天。
　　
　　旅游
　　富人：南方的城市和东南亚一带这个时节最好过，尤其是海南。漫步在三亚天涯海角的沙滩上，朋友打来电话拜年，他打开手机：“谢谢!我在三亚，这里好凉爽好舒服哟!对对，这里没有冬天……”
　　穷人：没有领到工钱的民工或者没有挤上车的民工回不了家，他们只得在这座别人的城市过年，作一次最长时间的“旅游”。家里不通电话，信也寄不回了，他们睡在工棚里或者桥墩下，听着城里的烟花爆竹声默默地对家人说：“城里的地板很冷……”
　　
　　交通
　　富人：拜年、走亲戚、出行、旅游，近一点的。就自己驾车，或者把自己雇的司机随时叫来：远一点的话，就坐软卧坐飞机，不几天就跑了大半个中国。
　　穷人：拜年走亲戚，一般情况下，靠两只脚去丈量，紧赶慢赶，一个钟头可以走十来里，一天拜一个年不在话下；非坐车不可的，就去挤公交车、农用改装车；至于过完年后去外地打工，只要挤上了沙丁鱼似的火车，撕烂了衣服还被小偷用刀划伤了屁股，只要能顺利找到工作，过年时又能挤上车回家过年，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脉络
　　阿　媛
　　
　　用任何一句话、一篇文章、一本书甚或一个工程来概括、评价、讲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如何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脉络，都难免顾此失彼甚至走形或者歪曲。
　　于是，我们只好回到一种比较传统又比较通俗的方法上来，用“一沙一世界”的方式来描述这个脉络，让人们通过“点”的感受来感受“线”的历程和走向。
　　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20户人家冒着极大风险。“偷偷”地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起了大包干。他们在协议书上郑重地按下红指印，并且发誓：“如果哪个人因为大包干进了大牢，由全村养活他一家。”小岗生产队的“承包制”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山之作。三年后，中国农村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民从此结束了“饿肚子”的时代。
　　同样在1978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一个历时36天的工作会议。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说了一段对后来整个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话：“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
　　1979年，中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后来又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的特区，目的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城乡经济一下子全面活跃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开始成批涌现。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六四事件”发生，许多人开始质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等等的争论不绝于耳。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陷入困境。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一系列的谈话，犹如一阵阵春风，扫除了人们心中的层层阴霾。“东方风来满跟春”，全国各地春潮涌动，改革开放再次扬起巨帆。“发展才是硬道理。”沿海、沿边、沿江地区加快发展的形势日新月异，逐新成了“先富起来的地方”，而“先富起来”的人群更是变行浩浩荡荡。
　　1992年年底，十四大作出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切争论尘埃落定，市场经济风起云涌。
　　2001年11月10日，经过漫漫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经过“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一的艰辛历程，中国最终茄入了WTO，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新时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困惑接踵而来，其中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成了中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路上最严重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不二选择，发展的中国的第一要务，而贫富差距拉大则是阻碍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大敌。大敌当前，中国如何应对?
　　2002年11月，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把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继续取得的新成果锁定到惠及全体中国人民的目标上来，从而开启了“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为了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中国在 继续推进“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同时，重点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并已收到巨大成效。
　　为了促进城乡的平衡发展，中国在继续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重点实施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战略。免征农业税、减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等举措，让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为了促进全体国民的平衡发展，中国在继续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制的同时，重点加大了对弱势群众的保护和帮扶力度，各种救助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对农民工及其子女权利的争取和维护，城乡公共服务的加强等等政策措施，让全体国民亲身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依靠和温暖。
　　2006年11月，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实现全体国民的和睦相处，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带动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都富起来。中国只有走向了全国各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才算真正取得了成功。中国正在这样走，中国一定会走向成功!
　　
　　六位经济学家谈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拉大三大原因
　　樊　纲
　　这些年来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正在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基本的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体制的问题。现在说起贫富差距拉大，往往很多人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了非法收入、腐败问题上，还涉及垄断行业，这就是典型的体制问题。第二是发展问题。主要有“三农”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这一类差距应该说属于经济发展落后和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第三，确实还有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这涉及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如何促进低收入阶层增收，如何保护低收入阶层，保障其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作好长期准备。
　　
　　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城乡差异
　　茅于轼
　　用什么办法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药方开了不少，但是真正对症下药的似乎还没有。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没有分析清楚，零敲碎打解决不了问题。其实。我国收入分配不均匀主要来自城乡差异。仅仅看农村自身或者城市自身，分配的不均匀度并不是很大。但由于城乡差别大，将二者合起来计算，不均匀度就变得十分明显。解决之道在于加速城镇化。帮助农民进城，减少农业人口。这个过程肯定是很长的，着急不起来，但要加速。
　　
　　让穷人富起来
　　林毅夫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让穷人更快地富起来，首先要让只要有劳动力的穷人能够充分就业，而且，要让他们赚取的工资收入能够比富人收入增长更快。这就要求我们调整发展思路，落实科学发展观。
　　
　　防止两种极端
　　李　强
　　贫富差距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存在的。贫富差距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如果差距太大，贫富分化太厉害，多数人都难以生存。就会对社会造成摧毁性的灾难；一种是没有差距．“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收入都均等，那么多数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不到发挥，国民经济效率就会变得十分低下。所以，我们实际上是防止两种极端：一种就是贫富差距太大，另一种就是完全没有差距或者差距小到已经不能鼓励积极性了。这两种现象都对国家发展不利。
　　
　　到了为两大成本买单的时候了
　　韩　康
　　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支付了两大成本，一个是生态环境过度耗废，一个就是社会公平方面问题多多。现在到了要为这两大成本买单的时候．否则将难以持续协调地增长和发展。关于效率和公平，今天已不再是孰为优先、孰为兼顾的问题了，而应该是两者并重、相互兼容、统筹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由生产建设型政府转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的轨道上来。
　　
　　别在经济失败后才干预
　　(英)郑永年
　　中国收入分配存在制度缺陷，最大的缺陷出在一次和二次分配上，尤其是一次分配上，突出表现为体制外收入的泛滥。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流离于体制外的收入分配机制很难加以纠正。中国一些经济学者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西方经济学上的一些基本“知识建构”，如“效率”和“市场”看成是实际经济体的运作。如果政府只是在市场失败后才干预经济，那就为时已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论是效率还是市场，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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