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雷锋的中国选择_洋雷锋

　　 　　他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义务支教；他曾多次要求其就职学校降低他的工资，认为月薪几百元就够养家糊口，结婚却舍不得买一张双人床；他的办公室挂着一面五星红旗，他的心愿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当有人说他是“洋雷锋”时，他说：“我只是丁大卫，很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仅此而已。”
　　
　　美国雷锋要“为人民服务”
　　
　　印象中的丁大卫，应该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不过当记者面对面采访他时，却推翻了先前的印象。高鼻深目，身高1. 93米的大卫操着一口流利而标准的普通话，满口“我们东乡”，完全一副本地人的样子。
　　丁大卫出生在美国克里弗兰市的一个中产家庭，家中共有兄弟4个。在弗吉尼亚的威廉马莉大学读大学时，大卫特意选择了复杂难懂的中文作为必修的第二外语，和中文的这次美丽结缘，使他对遥远神秘的东方产生了强烈的向往。1989年，大卫来到北京大学进修汉语，那段日子虽短暂却精彩，大卫对中国的认知更加深入。回国获得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后，大卫曾在美国肯德基大学、日本东京等地当老师。
　　不过，个性独立的大卫认为在教育环境良好的西方发达国家做老师，远不如到一个教育落后的地区更有价值，于是他选择了中国作为他践行理想的家园。
　　也许是机缘巧合，1994年初，去香港度假的大卫结识了一位名叫马莉的中国女士，两人相谈甚欢，大卫于是跟随马莉来到珠海的一家私立小学任英语教师。初进学校，大卫就主动提出把他的工资降至和其他老师同等标准，接着，他又对学校提供给他的住房待遇提出异议，这些举动为大卫赢得了“美国雷锋”的称号。
　　不久，大卫为这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时发现，招聘到的5个人中有4个来自西北地区。他觉得，西北的人才都出来了，那谁去西北呢？他的信条是：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1995年的暑假，大卫独自一人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历经西安、兰州、西宁和银川4个西北城市，在认真调查后大卫最终决定选择兰州作为自己来华的第二站，几番比较，大卫拿着简历走进了西北民族学院的大门。丁大卫的理由是：这里的学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区当老师，是最需要人的地方。就这样，他从特区走进中国的西部。在当时的简历上，个人爱好一栏中他郑重而工整地写下了：为人民服务。
　　然而，由于民族学院的外教名额已满，学校只好将大卫安排在院长办公室工作，这个手续办理了整整一年半，期间他没有任何收入，大卫对此不以为然，反而在课余时间积极开办起了后来十分红火的民院英语角。
　　到了兰州后，大卫又开始研究哪个地区最贫穷、教育最落后。几经考察，他选中了东乡县――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东乡族是全国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达82.63%。文化程度综合均值，只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从2000年开始，大卫为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做起了基础教育义务助学工作。这还“不过瘾”，两年后，他和西北民院的合同到期，他决定辞去民院的工作，专职到东乡做事。在此后的一年中，他是一个在东乡支教却没有合法身份的人。直到两年后，大卫才总算“名正言顺”地被东乡聘任。
　　
　　随身的五星红旗伴他12年
　　
　　自从大卫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后，一些慈善机构、企业、单位或个人，就委托大卫在东乡具体操办修建学校。2000年6月，大卫受甘肃省慈善总会、英国国际咨询企业、广东恩溢教育集团的委托，将他们捐的11．2万元，在东乡县免古池乡马场村建立了第一所小学――马场恩溢学校，目前已有250多名学生。
　　第一所学校的创建成功，吸引了许多企业、单位、个人纷纷捐资捐物。从那时至今的6年多时间里，在社会慈善人士的捐赠下，大卫在东乡修建了8所学校，解决了近千名失学儿童上学的问题。如今，只要下乡到这些学校，大卫都要趴在教室的窗台上点人数，看是否有孩子辍学。不过，大卫对自己6年间的工作成绩还是不太满意：“全国都在‘普九’，在东乡‘普六’都难，我惟一的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读书。”
　　大卫常背着一个磨得发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5大本记账本，上面详细记录着捐款数额及用途。这些账务一式三份，学校一份、县教育局一份、他自己保留一份。寄来的捐款，从5元到上千元钱，其数量、用途等都有详细记录。
　　他将捐款各种用途的收据、票据等收集好，又反寄给捐赠者。他告诉记者：“上个星期，我给捐款者复了40多封信。”记者随口一句：“没必要这般仔细，太麻烦了。”引起大卫高嚷：“哪怎么行！别人好心寄来了钱，总要给人家有一个交待！”正因为如此，募捐者对丁大卫十分信任，全国各地企业、单位、个人纷纷寄来捐款，有的捐款者反复捐款达10多次。
　　2003年至今，大卫的身份是东乡族自治县教育局教研室的教育顾问，任务就是协助当地政府和学校从事修建小学、教师培训等方面的工作。他的办公室在县文教局3楼，门牌就是“丁大卫办公室”。这间大约13平米的办公室，光线暗得白天也要开灯。房间里除了床、桌子、椅子等几件简陋的家什外，一大半空间堆放着大大小小的邮寄包裹，有编织袋、帆布袋、纸箱等等，丁大卫解释道：“这些都是全国各地寄来的书籍、校服、电脑等，让我转送给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有的邮址错写成四川省东乡县，有的邮编写错了，还有的将我的名字写成马大卫，可我都能收到。我在这里没有身份证，高鼻子、蓝眼睛、大胡子就是我的身份证。”
　　大卫办公室里最显眼的，是一面挂在墙上的五星红旗，大卫说，从1994年来中国当老师开始，这面中国国旗就一直陪伴着他。“我时时带着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我现在是在中国，我是一名中国的教育工作者，除了外表，我和这里的人没有区别。”
　　大卫很忙，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天黑。“目前有各种捐款用于落后贫穷地区修建学校，许多学校外观建得很漂亮，但往往学校建成了，挂个牌子、拍个照就走人了。学校的‘软件’并没有改观，如教师的培训问题、学生的入学率问题，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如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等问题，需要长期的投入。除了参与建设学校，我来这里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做这些工作。”
　　东乡全国名列前茅的文盲率，让大卫一刻不能轻松。如果有人来东乡投资建学校，大卫就负责设计、土建等一大堆事情，各地捐来的图书、桌椅、黑板、学习用品，也得由他送到山沟里的小学。东乡县的村子都是七零八落，像山上不多的树木一样撒在大山沟。大卫联系的教学点中，最远的一所，来回走一次就得8个小时。很难想像，这6年间，大卫就是用自己的双脚来往于一所所学校的，而且要背着大包袱――给教师和孩子们带的礼物。
　　
　　愿倾毕生献给中国教育事业
　　
　　
　　大卫在东乡的薪水，现在是每月500元，日常开支只有吃饭、寄信，这点钱在东乡足够了。“现在添了一口人，日子可能会紧张些。”大卫的妻子韩诗蝶，是个很迷人的美国女孩，以前在青海当英语老师，现在帮助大卫操持家务。据说二人结婚时用的新房是那个“丁大卫办公室”，大卫在自己的单人床上加了块木板，刚好够两个人挤在上面。“她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也许，我们今后还会有孩子，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产生离开东乡的打算。即使我们的孩子在东乡长大，我们也很高兴，并且相信他会向其他东乡的孩子一样幸福健康地成长。”
　　“工资够我们吃喝，我做着该做的事，不会觉得不快乐。”在大卫眼里，钱并不那么重要。他在西北民院，学校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他打听了一圈后，知道这个工资比一般教师要高，于是主动找到学校，要求把工资降到900元。
　　生活俭朴的大卫很少给自己购置衣物，一年四季穿着那件墨绿衣服。丁大卫告诉记者：“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讲，我现在是穿百家衣。”他身上现穿的衣服来自亲人和世界各地朋友的赠送，墨绿色上衣是他妈妈送的，毛衣是韩国朋友送的，帽子是巴西朋友送的，裤子是兰州基督教会一女士买给家人嫌太长而转送给他的，脚上的一双鞋，是一次在北京做讲座时，人家专门给他买的。
　　大卫在东乡已义务助教6年时间了。星空布满的夜晚，他也常常怀念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我的兄弟多，现在老大、老小都在父母身边生活，正是他们为我创造了条件，我才能来中国。”大卫满怀深情地说，“但我不会回去的，因为这里还需要我。父母虽然舍不得我，但他们能理解我，我两年探一次亲足够了。只是这里没有棒球赛，只能一个人挥棒锻炼身体。”
　　他的父亲等5位美国老人曾专门来东乡看望他。整整3天时间，丁大卫给这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安排的活动是为东塬乡包岭小学修砌围墙。当地人很奇怪，而大卫不以为然：“父亲很支持我在这里服务教育事业，他们当然愿意为学校干点事了。”大卫的父亲离开时留下了883美元，丁大卫后来在银行兑换成7250元人民币，全部用于这里的教育事业。
　　大卫在北京、珠海、兰州等地上学教书，那里他有不少朋友。“东乡教师的素质参差不齐，我每学期都会组织部分人到我以前的学校交流。”很多偏僻小学的老师，从来没有走出过东乡，只有通过培训，才第一次坐火车、看大海。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东乡语和汉语的双语教学。”大卫露出难得的笑容，“而且，有了些成绩。”在东乡族自治县，没有文字的东乡语是主流语言，70%~80%的少数民族孩子不懂汉语，“我推行双语教学，孩子先学好东乡语，再来学汉语，好像你们学英语一样。”
　　“东乡收入低、环境苦，就是一般中国人都不一定能忍耐这样的生活，你觉得自己生活苦吗？能习惯和适应吗？”当记者怀着好奇问他时，这位蓝眼高鼻的美国人耸耸肩，很不以为然地说：“不、不、不，我到中国来是为了教育，别的没有什么，就好像美国牛排和东乡面条，我吃起来一样美味。人如果不奉献社会，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其实任何人都能习惯在这里生活，只要你愿意。”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你还会在这里呆多久？”“我只选择最需要我的地方，过三四年，等东乡的基础教育有了起色，我会离开，但肯定还是在中国，我的一生都会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说这话时，大卫的蓝眼睛纯净平和，笃定深邃，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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