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36年的“廉警”恩怨 2010香港警廉冲突

　　不管发生在香港的“警廉冲突”的起因是什么、责任怎么界定，能将分别直属于保安局和直接向特首负责的两大强力机构的“冲突”公开化、阳光化，才更符合法治的要义。 　　
　　风水轮流转
　　“廉署请你去喝咖啡！”
　　在香港，如果一大早有人敲门，说出这句香港人耳熟能详的话，定会令香港政商要人闻之色变，也足见位于港岛中部北角渣华道303号的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权威性和威慑力。
　　但2010年11月19日上午10时30分，在廉署总部发生的一幕，却让人顿生“风水轮流转”之感――香港警务处数十名便衣探员持法官签发的搜查令，对廉署展开大规模搜查。期间，警方以维持秩序为名，安排逾十名警队机动部队在门外戒备；廉署也不甘示弱，派出多名保安在地下大堂列阵。壁垒分明的局面，令现场一度气氛紧张。至下午4时，在大批记者包围中，警方将戴着头套的廉署总调查主任曹永年等3名高级执法人员押上警车，并带走了扣押的大批物证资料。
　　这是廉署自1974年成立以来，警方第一次进入这栋25层银灰色办公大楼并拘捕调查人员，开创了廉署成立36年来首次成为警方执法对象的先例。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事实上，这已是廉署第5次“栽跟头”。早在2003年，就有一名助理调查主任被指在侦破一宗诈骗案时引诱他人作假口供，结果，这名调查主任被判入狱9个月。其实，要想弄清楚廉署与警队的“恩怨情仇”的背景和实质，还得翻翻旧账。
　　
　　三次“警廉冲突”
　　看过电影《金钱帝国》或者《五亿探长雷洛》的人，一定会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的腐败印象深刻。当时警队贪污受贿是公开的秘密。1973年，香港宣布成立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没有关系的独立的反贪组织”，即香港廉政公署的前身――“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
　　1974年至1977年11月，被控涉嫌贪污的警员高达260人。警队内部人心惶惶，不少涉案警员害怕自己的旧账会被揭发，更加深了对廉署的仇恨。1977年10月，廉署以集体贪污罪拘捕了140名九龙区警官，后来又拘捕了30多名九龙区警官。这一大动作，激起了警队的激烈反弹，终于在10月28日，首次爆发了警务人员和廉署人员的正面冲突。2000多名警员上街游行，甚至冲进廉署总部拆了廉署的招牌。11月5日，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为了安抚警队，颁布局部特赦令，指令廉署特赦在1977年1月1日以前所有曾经贪污而未经检控的公务人员。这一“既往不咎”的特赦平息了第一次警廉冲突，也为日后推行廉政扫清了障碍。
　　几十年过去，经历过当年事件的警察大多已经退役，后来加入警队的新一代，对廉署早已没有了那种“切齿之痛”。而且，廉署推行廉政卓有成效，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拥护，警队自然也是心服口服，以崭新的形象来接受市民的检验。香港由此才真正迎来了廉洁的黄金时代，成功地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转变。
　　然而，警队腐败依然是廉署监控的重点对象，被廉署请去“喝咖啡”的警察几乎每年都有。香港是一个“警察城市”，警察比例是全球众多城市之中最高的。警队理所当然也是要“面子”的。有时候，廉署沟通不充分或者“过于高调”、“下手太重”，常常会让警队感到尴尬，“面上无光”。2002年5月16日，廉署在一家酒店内高调拘捕了涉嫌接受妓女提供免费性服务、涉及贪污、在香港警队享有“明日之星”之称的毒品调查科高级警司冼锦华，并在没有提前知会警队的前提下，大规模约谈涉案警员，引发了70年代警廉冲突以来警队对廉署的最大反弹。前警务处长曾荫培公开指责廉署做法不当，对此案过分张扬，意在“抹黑警队”。廉署也针锋相对地发表公开声明，认为廉署所有调查都是根据有关的贪污举报而进行的，拘捕行动也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双方互相指责，香港社会为之侧目。最后，时任特首的董建华先生不得不直接介入，调和多年罕见的警廉冲突。经过特首的调和，廉署和警队的首长向外界重申，警廉关系良好，会加强沟通，继续合作，共同打击贪污，维护香港廉洁的国际声誉。
　　表面上警廉虽然“将相和”，但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解决。廉署在冼锦华案之前，曾多次高调拘捕警员并公布案情，但此后却没有人受到检控，从某种程度上说，廉署在拘捕之时掌握的证据并不充分。接二连三出现这种情况，警方高层和前线警员自然产生不满，认为有损警队声誉，抹黑警务人员。
　　而发生在2010年11月19日的第3次“警廉冲突”，其实并不是有些媒体所说的“警队反扑廉署”，来报8年前的“抹黑”之仇。
　　警队的这次执法行动，虽然过于高调，有违警廉之间默认的“相互低调调查原则”；但从案情本身来看，警队却是公事公办，真正暴露出了廉署近年来在办案程序上存在的问题。
　　
　　权力不可通吃
　　廉政公署的英文名“ICAC”中的“I”，指的就是“独立”。这是廉署反腐卓有成效的一大法宝。廉政专员则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避免了任何横向的政府部门的干涉，使得廉署可以无畏无惧、不偏不倚。
　　廉署成立近40年来，调查案件超过7万件，其中大量经典案例甚至走上荧屏。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15年将香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透明国际”公布的2008年“清廉指数”，香港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位，在亚洲则仅次于新加坡。与之相应，在相关的系列民调中，香港公众对廉署的信心始终维持在90%左右，对廉署工作的支持度则超过99%。
　　但独立也是一把双刃剑，也容易让廉署过于自信，权力过大，脱离监督，成为“独立王国”。尽管制度设计者为廉署量身定做了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但警队的反弹、市民的非议和媒体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全社会对廉署权力过分扩张的忧心。
　　几十年前，香港市民对廉署的期待是重拳出击、惩治腐败，哪怕下点猛药、用些重典，社会也会予以体谅和理解。世易时移，香港市民对廉署的要求更高了，期待廉署在强力反腐的同时，更加注意对市民人权的保护，更加注意执法手段的正当性、程序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的“警廉冲突”未必是件坏事。首先，“警廉冲突”从第一次的肢体冲突，发展到第二次的言语攻击，再发展到这一次的“依法对抗”以及“法庭上见”，本身就是进步；其次，廉署调查警员腐败行为，警队彻查廉署违法办案，两大执法部门不是相互敌对，而是正面制衡，可以防止权力滥用；最后，不管“警廉冲突”起因是什么、责任怎么定，把两大强力机构的冲突公开化、阳光化，更符合法治的要义。
　　“毕竟，今天的人们对 ‘权力通吃’的赞美更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有多种声音出来，比只有一种声音来得民主。”廉署社区关系处处长穆斐文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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