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抗倭真相 张居正为何不用海瑞

　　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是张居正的用人经验。循吏，就是为官务实而不尚空谈，只想把事情做好，把结果放在第一位，而不会有过多道德上、规则上的约束，往往能造福一方，但也有明显缺点和毛病；清流则不同，喜欢评议时政，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缺乏革故鼎新、勇创开拓的手段，说的多，办的少，办成的事更少。
　　
　　好人不一定是好官
　　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海瑞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书的事。当世之时，海瑞已名满天下、誉满士林。嘉靖皇帝死了以后，首辅徐阶把海瑞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徐阶重用海瑞到江南，当了应天府的巡抚，管南京周围最富的几个州府。海瑞在那儿搞了两年，把大户人家都吓跑了，结果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海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而他对行政管理的确缺乏经验。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谁有理，肯定是富人输。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
　　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就是不用海瑞。为什么呢？他觉得海瑞是一个很好的人，做人没有话说，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器量；有操守，但缺乏灵活；有政德，但无政绩。这一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张居正不用他，还有一层原因：海瑞清名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给他很高的职位，比他过去的职位还高，这才叫重用；如果比过去的职业低，那就证明张居正不尊重人才。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给他更高的职位，他依然坚持他的那一套搞法，岂不又要贻误一方？张居正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用海瑞。
　　
　　芝兰当道，不得不涂
　　张居正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安徽人，和另一位同年王士祯一起成为当时诗坛两大领袖。汪伯昆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张居正当了首辅后，被调到北京当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汪伯昆履任之后，张居正给他一个任务，巡视军事设施，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继光。汪伯昆到了之后，首先不是听汇报，而是和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吟诗作赋。戚继光把这个情况上报了张居正。汪伯昆回到北京，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涂。”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长得不是地方，长在了路上，就得铲掉。你汪伯昆是优秀的诗人，但国防部是搞军事的地方，不是你吟诗的地方。这样就把汪伯昆免了官。
　　
　　伪造银票的人也可位列封疆
　　从九品户部观政提拔起来的官员金学曾则是张居正重用的典型。在“胡椒苏木折俸（以实物代替货币俸禄）”时期，张居正压力极大，尤其是当一位穷困的京官上吊自杀之后，更是背上了“穷死京官、虐待王公”的骂名。这时金学曾以一张伪造的银票，在京城促织街赌博，赢回一万两银票，呈送张居正，请他用这笔钱先解决下层京官的生活，于是张居正的压力骤轻。接着，他被派往礼部查账，锱铢必较，使反对派彻底瓦解。在被派荆州任巡税御史期间，他意识到张居正需要树立一个典型为“丈量土地”敲山震虎，秉公执法解决张老太爷收受官田一案，顺带着查办了惹出事端、却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贪官，使改革取信于天下。任“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期间，他研究倭寇的活动规律，不惜以“诈降、诈败、诈和”的三诈手段，剿灭倭寇余党；在饥荒之年大力引进和推广番薯种植，帮助百姓度过灾荒。可以说，金学曾是一位精明干练、处事周密、政治过硬，同时又缺点明显、道德上有瑕疵的循吏典范。
　　除金学曾外，张居正提拔起来的、或是在扳倒了高拱之后依然沿用的多位地方大员、军队将领、部府主官，都是这样一批既有污点又有闪光点的循吏，以下是几个实例：两广总督殷正茂，此人冷酷、贪污、杀降，以铁腕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蓟镇总兵戚继光，以迷信巫术和残酷的“连坐法”控制军队、行贿结党，却敢上殿告外戚御状、剿灭倭寇主力、整肃北方边军、修缮长城堡垒；户部尚书王国光，因任人唯亲、鬻官黩货、损公肥私等罪状屡遭弹劾，却又是谙熟财政的理财高手，主政户部五年，朝廷赋税年年攀升；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王崇古，尖酸刻薄，戚继光所告贪污案就与他有牵连，此人却是进士出身、以文御武的军事天才。
　　张居正作为一位务实的改革家，在他看来，只有那些敢于破坏规则，同时又慷慨任事的循吏们才是自己改革所需要的干练之臣，才能适应改革的迫切需要；而那些所谓讲求操守、洁身自好的清流，“好名而无实”、“除了空发议论，也就无所作为了”，这些人除了会攻讦聒噪外，与废物无异。而他自己，也被冠以“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是万历年间的循吏之首。而“唯才是用、不拘一格”的用人方略，也是他主持的“万历新政”相较于王安石、李鸿章的改革变法更接近成功的直接原因。（本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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