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当时是非革不可了] 夫毁誉是非不可定

　　2011年的大日子已经过完，献礼片大潮也接近尾声。国内的历史题材电影一向鲜有让观众印象深刻之作，每每难逃“幻灯片”的评价。但是每当历史题材影视剧扎堆的时候，总有人提起张黎的《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因为《走向共和》曾经的轰动，人们对张黎的历史片寄予厚望。但是这一次，《辛亥革命》上映一个月，在豆瓣的评分只有6.9。
　　
　　当然，如果跟其他献礼作品相比，也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分数高达6.9。
　　
　　严肃电影不笑场已不易
　　
　　张黎自己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矛盾。只看数字的话，一方面票房成绩很差：“到10月15日为止，国内票房不算包场的纯院线收入是9000万，院线大概安排了2.3万多场。《建党伟业》当时是7万多场，《辛亥革命》是它的1/3。场次安排上有距离，当然院线场次安排没有对错好坏，这只是一组数字。”另一方面他觉得在“几乎没有商业宣传”的情况下电影收入已经不错：“9000万的国内票房，550万美元的海外收入，还有1000多万元的网络收入，我觉得是可以的，折合下来是2亿多的票房。”
　　
　　接戏之前，他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中庸之作”：“之前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不要把我放在火上烤。都觉得我拍的这类影片一定会惊艳，对不起不允许，按照我的想法来不可能上映。这一定是一部中庸之作。我个人觉得还是做了一些尝试，在技术层面上。”
　　
　　这是实话。尽管有种种批评的声音，但观众们都认可张黎的“手艺”：即便是不能免俗地像所有献礼片一样用字幕衔接剧情，张黎负责任地给这些字幕配上了画面。这是被韩寒批评为“幻灯片”的大业们都没有的。每当隆裕太后和大臣们议政，镜头总是要落在小皇帝那个小猪打鼓的玩具上，西洋传来的小鼓敲敲打打，意味深长。
　　
　　和《辛亥革命》同期的电影是《白蛇传说》和《画壁》，竞争压力不算大，张黎觉得另外两部影片不管好或者“烂”，都是娱乐片：“类型不一样，我们这个是教化。好多人跟我说，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没有什么笑点，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一般这种题材的作品，观众会有一些跟电影主题不一样的笑点。”这是张黎满意的地方：“只要他们进了电影院，能把电影看完就很好。”
　　
　　不挑战辛亥革命定论
　　
　　《辛亥革命》应该是什么样的立论，张黎通过连串数字来说明，脱口而出不用查找任何资料：“辛亥革命之前，国民经济总收入是七千万到八千万（两白银，下同），一个贪官就能贪污掉三千万，庆亲王逃走的时候带走一亿两白银，都是贪污所得。政府坏到这种地步，该灭了。当时中国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代。这段历史里确实很多事情是可歌可泣的。”按他的想法，对辛亥革命的官方定论，没必要再动。
　　
　　不想从史观上挑战什么，张黎仍觉得这个“中庸”的题目可做，重心在“精神”二字：“接到一个题目，最重要的就是找一个点，破题。这部戏我们不从历史观上破题，就要从精神上破题，就是这段历史是有存在意义的。”张黎熟悉历史，张黎寻找的“破题”出口就在于：“我们想更多地捕捉人文精神，包括三民主义，包括普世价值。”
　　
　　说到精神两个字，张黎自己都觉得很玄，但他觉得这些精神是可以和现实挂钩的：“现在舆论厉害了，老百姓看到的、知道的更多了，但是要警惕另外一种趋势。能不能我们不要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你自己做了什么？我们除了抱怨和谩骂外，我们做了什么？一百年前他们做了，他们把头交出来了。我们呢？人不能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你的所言所行要尽可能的一致。与其去谩骂、抱怨、责难，不如去做点什么改变自己命运的事情，是不是对你的生命有意义。”
　　
　　“妥协”的张黎？
　　
　　有过惊艳的《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观众预设张黎会是一个抛出不一样的、挑战性史观的导演，也因此《辛亥革命》得到的批评甚至比“大业们”更多：电影叙述铺于流水、成龙是否适合历史剧、感情戏生硬、被删“激情戏”疑云流于媚俗―他们期待一个电影版的《走向共和》，而《辛亥革命》太“平”了。
　　
　　张黎对《辛亥革命》的定位很明确：“这是不折不扣的主旋律。”他还说，自己拍的都是主旋律，《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我不反感主旋律，我还是从正面理解这三个字，要表达主流的思想、生活形态。主旋律是不是工具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定是宣传。我觉得最后，大家还是应该回归到看作品。”
　　
　　观众不厌其烦地将《辛亥革命》和《走向共和》作比，张黎觉得首先电影篇幅的限制就让历史难以铺开：“电视剧有足够的篇幅去条分缕析的，一点一点地表达。但是电影的两个小时之内几乎说不了什么事儿。观众进电影院花钱，也不愿意看沉重的片子。”
　　
　　用大牌明星、加感情戏，是观众觉得他“妥协”的地方，张黎没有把这些看得那么严重：“你觉得哪个明星是特别不适合角色的吗？感情戏也不影响这部戏的主旨，如果篇幅够的话，就能深入写那感情戏。如果一定说是妥协，妥协是创作的一部分。”会不会出被期待的《辛亥革命》导演剪辑版，张黎说要再决定：“没想好。放一放吧，沉一沉，需要心绪。反正材料都在，素材和上映版本是五比一。”
　　
　　现在说起《走向共和》曾经受到的争议，他也只是轻轻带过，“当时我们没想到后来的事情”。
　　
　　历史电影不是历史研究
　　
　　时代周报：你一直对历史剧有兴趣吗？
　　
　　张黎：因为我个人喜欢历史。最喜欢的几段是明、清、民国、春秋战国，能形成新东西的朝代都是有意思的朝代。民国尤其有美感，1937年之前的“黄金十年”，当时国人在享受，中华民族终于有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时期，感觉上会一步步好起来。通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我们有了自己的现代的诗歌、白话文、艺术、建筑、国民经济、工厂、矿山，就好像是一个春天。叶兆言写过一个《南京1937》，讲当时的建筑设计，对当时的首都那种迷恋、热爱、挚爱。后来的事情也是必然。国际形势，德美英俄日，国民政府没有太过重视，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是罪人。
　　
　　历史不可重复，但是我们可以反思。如果我们当时是那样、不是那样，会怎样。历史无非是以史为鉴。民国的时候居安思危提得不够，今天也一样。有个词叫多难兴邦，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民族几千年来一直不断在灾难中刷新、整理内存、进步。可能对我们个体而言，短暂的几十年里，谁也不愿意碰到那些灾难。但是对民族来讲，几十年是一瞬间，这还是多难兴邦。
　　
　　时代周报：拍历史题材的东西，就会面临历史真实和创作需要的矛盾，你怎么处理这个矛盾？
　　
　　张黎：影视不是做研究，是一种历史精神的捕捉和再现。我们知道他做过什么，也可能不知道。《诗经》2000多首，你怎么知道孔子舍弃的一定是糟粕呢？我们看到2000多首，还有其他的呢？一定会有数倍于我们能看到的历史。很多历史人物，我们有他的年表，一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于是我们想，他可能做过什么，这是我们对历史人物塑造的一个法则。
　　
　　时代周报：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张黎：合情，不是合理。理是这样的，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但是情有，有什么让你难以忘怀的、掩卷长叹的。比如《国王的演讲》，只有那概括剧情的几句话是真的。我们可能不熟悉那段历史，但是熟悉自己历史的欧美人也觉得好看。他们知道电影不是历史研究。
　　
　　时代周报： 《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到现在都还为人所津津乐道，现在怎么看当时那些争议？
　　
　　张黎：《走向共和》已经十年了啊, 一个作品有争议受限制都很正常，当时我们做的时候没想到后来的那些。我这里听到的反馈很少，因为我跟观众真正交流很少。我不会上网，网络上的东西都是小孩跟我说的。同行、朋友、其他行业的人也会转告我。也没那么多的成就感。这个活儿干了30多年了，就是一个活儿，当然每个创作者都希望自己有广泛的深入的受众。
　　
　　独立思考，挑战传统
　　
　　时代周报：是不是有好多人问你那一段被删的激情戏？
　　
　　张黎：不予作答。觉得兴趣索然。我不是不爱说，但是观众爱读这些吗？我从小到大阅读的时候，这些东西看也不看。写的人也不动脑子，真不知道宣传为何物。如果我是观众，我不关心导演说什么，我关心他的作品。
　　
　　时代周报：你一直强调“独自思考”，你的独立思考和挑战传统来自哪里？
　　
　　张黎：独立思考的第一步可能就是抛开教科书去探寻一些东西。我们受的教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多种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过于繁杂、频繁，你不得不理清一下自己所要遵循的道路。教科书是我们每个人获取知识的第一手资料，但是我们一定要问为什么？我上学时候的教科书和今天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从这样的改变就知道，教科书不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唯一出路。
　　
　　时代周报：觉得自己做电影的目标是什么？
　　
　　张黎：三个字，拍下去。我的理想就是拍，拍到死。有些想拍的东西不一定拍得了，但是你不要拍不想拍的东西。每年剧本、题材的规划，大部分我都是拒绝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十比一，这里面有他们找来的，有我自己选择了又放弃的。我拍戏没有设定题材。本来我们这个月要开机一个都市情感剧，很严肃，后来发现准备不足就停了。我看过一个报道，写《断背山》的老太太，50多岁退休了，在山里买个房子开始写作，但是她的准备一定不是从退休开始的。
　　
　　时代周报：会害怕灵感枯竭吗？
　　
　　张黎：我曾经害怕过灵感枯竭。但是前年我体检，说我脑子有毛病。专家，没事儿，你这是家族遗传，脑活动比一般人要强烈。会失眠、妄想。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开药。我说没什么不舒服挺快乐的。从生物学角度，我知道我可能永远不会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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