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转型和人口转型]人口转型

　　 危机常常也是生机。ＳＡＲＳ问题对人类自醒应有当头棒喝之效。哲学家冯友兰的设问又提出来了：“人们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说“环境污染”，似乎遭罪的只是我们周遭的环境，其实不然。人类再有能耐，也不能置外于所栖息的生态系统。生态安全已经成为人类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核心概念。
　　ＳＡＲＳ肆虐之际，我以诗的形式表达了理论上的思考，有道是：“世人不识生物链，因果报应自寻来。欲逐天魔红尘外，杜子秦说花新开。”在生物链中，人类的“生态位”是最高的，但决非自然的主宰，孙猴再有本事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人类对生态或正或负的影响都会通过种种路径反馈回人类自身。祸福无门，惟人自招。人类的最高生态位决定了人类的“生态责任”也是最大的。各种生物在生态有机体中各占其位、各司其职、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独独人类有能力、也有责任代表所有的生物维系住地球生态系统的总体平衡。“生物链”告诉我们，因果关系是循环因袭的关系：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因果报应，毫发不差。走笔至此，我们不能不忆起晚唐时期的杜牧在名篇《阿房宫赋》中发出的“簇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浩叹。转引过来，面对ＳＡＲＳ，我们或可说：簇人者，人也，非环境也。信乎？！
　　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不使我们惊叹当下社会危机消解机制的发达。要是在过去，如此烈性的传染病就似马尔萨斯所说的“现实性抑制”，必将无情地发挥魔鬼的威力，在短期内就可对人类带来巨大的杀伤力，历史上的“黑死病”足可佐证。现在的人类的确强大了，可以在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下，因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帮助而与病魔周旋，长袖善舞地找到生存和发展的契机。但人类的种种强大也有隐忧，明摆着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的。世间的种种提醒着我们，工业文明的力量时刻闪耀着双刃剑的光芒：成亦工业，败亦工业。
　　恩格斯说过：思想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在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纪，我们需要浇灌出生态文明之“新花”。但浇灌者不是“别人”，而是笔者近年来一直在倡导的“亲生态人口”（生态人的集合），即怀抱生态知识、生态道德、生态价值并有卫护生态意识和行为的新一代人口。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亲生态人口的壮大，亲生态人口才是可持续发展可靠的力量保障。
　　人口人口，一人一口，是主体性和数量性的统一。需要强调的是，是“人”而非“口”决定了人口规模背后的结构差异性。遗憾的是，人们常常重视了人口的数量性却忽视了人口的主体性。人是能动的因素，人口也是能动的因素。“人口”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人脑”和“人手”。人口是自然环境中能动积极的因素，而非与物理环境等量齐观的被动消极因素。人口的存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形态，是生产力、消费力的对立统一，是建设力和破坏力的对立统一，也是战斗力和威慑力的对立统一，等等。
　　生态价值和自由价值、生命价值一样都是全球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生态文明将生态价值确立为人类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如果我们能牢记杜子秦说中的历史教训，反躬自省，清醒认识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定位，那么天地人和、协同并进的景象就决不会是幻梦一场，而是生态文明时代最经典亦最寻常的景观。
　　“非典事件”无疑是大自然发出的最高级别的警告。恩格斯早有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了我们。解铃尚须系铃人。这世间并不存在单纯的人类社会，我们与其他动植物一起从来都是生活在一个有机的生态组织中，沐浴着阳光的关怀，共享着自然的恩典。
　　缘何“非典”独在中华为烈？其中，巨大的人口压力与脆弱的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是世人应该关注的事实。但需要提醒的是，人口压力不能简单理解为人口数量的增多，究其根本还是人口作为社群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有了反生态、恶生态的倾向（无论作用环节是直接还是间接），祸害环境、残害生灵的种种行径就是铁证。让人深为忧虑的是，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有多少人迷走在亲市场、亲利润的滚滚红尘中……忘却亲生态、亲知识的道德路向正是工业文明危机的深层解读。
　　规模形态上的人口生态压力是表象的。说到底，人口数量是中性的概念，它发挥的只是规模和权数的效应，更要害的是人类的态度和行为。换言之，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亲生态的态度和行为取向，那么这样的人群规模再大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人力支持；反之，人口再少，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祸害和隐忧。正在逐渐发轫的文明转型呼唤着这样的“人口转型”，就是在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之际，如何将反生态人口逐渐转化为亲生态人口并使之最大化，这或许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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