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西望大陆五十年:望大陆

　　 　　据台５０多年间，国民党的大陆政策虽几经变化，但在大势面前，终于“回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再次踏上大陆土地。时移势变，国共两党这对过去的生死对头，如今基于民族大义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败退后，偏安于台湾孤岛。面对一海之隔的神洲大陆，国民党当局从蒋介石的“反共复国”，蒋经国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到李登辉的“两国论”，再到连战的“九二共识，和平对话”，其大陆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国民党各个时期主政者的理念不同，其大陆政策及两岸和谈的目的也各不相同。
　　
　　蒋介石时期：“反共复国”与国共密使
　　
　　坚决反共 “梦想反攻大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蒋介石主政时期正值东西方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台湾作为围堵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桥头堡，想将台湾变成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台“外交部长”叶公超在华盛顿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此时的蒋介石政权刚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岛，一心想反攻大陆，夺回政权。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配合美国的“围堵”政策，蒋介石积极参与朝鲜战争，并叫嚷对大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国民党召开“七全”大会，确立了“反共复国”的具体目标和行动纲领，这次大会制定的《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提出：开展“心理作战”和“敌后作战”，加强反共理论策略的研究和宣传。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的国民党“八全”会议则明确将“反共复国”定为今后工作中心。这一时期，国民党将半数兵力集结于外缘岛屿，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摆出随时反攻大陆的军事态势；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３年期间还派出４０余股武装特务骚扰大陆。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军事挑衅，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解放军炮击金门，重创岛上驻军，两岸间的军事较量十分激烈。
　　
　　坚持一个中国立场 考虑开辟接触渠道
　　尽管蒋介石的大陆政策以“反攻复国”为主，但是蒋也不愿完全关闭国共和谈的大门。首先从国际形势看，１９５２年的朝鲜停战，特别是１９５４年在日内瓦召开的有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让蒋介石感到深切的不安与忧虑。因为这意昧着他指望借朝鲜战火重返大陆的梦想变成了泡影，同时，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再次受到严重的冲击与震撼。其次，蒋担心朝鲜战争一停，让美国都感到头痛的解放军将挥师南下，台湾的安全堪忧。其三，此时蒋介石政权已经度过了来台后最为艰困、飘摇时期。蒋介石利用朝鲜战争带来的喘息时机巩固了政权，台湾的社会政治局势逐步稳定。所以，内部安定后蒋介石开始考虑开辟渠道与中共接触，为可能的国共和谈做准备。
　　１９５４年，杜勒斯提出一个名为“神谕”的方案，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前提，旨在制造“两个中国”。杜勒斯在与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会谈时，一再坚持说存在着“两个中国”，正如同时存在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一样。他还面告蒋介石，美国把台湾同中国大陆之间的冲突看成是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这一方案立刻遭到海峡两岸的猛烈抨击，双方都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蒋介石在台北的公众集会上强烈谴责“两个中国”的设想“荒谬”绝伦，斥责提出此主张的“民主国家”是“不守正义”、“不讲公理”、“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在此情况下，中共的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为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环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外国势力插手两岸问题。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１９５６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会见相关人士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
　　与国共两党都有渊源的民主人士章士钊１９４９年曾代表国民党政府参加过北平和谈。１９５６年，章士钊带了一封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前往香港。信中建议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提出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的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而信中提出两岸统一的“一纲四目”可算是“一国两制”的雏形。
　　
　　密使两度接触“反右”“文革”再次耽搁
　　章士钊在香港将信交给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介石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听后，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于１９５７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告诉他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１９５７年４月，台“立法委员”、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宋希濂的哥哥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达北京。周恩来在北京有名的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在谈起宋希濂时周恩来说，宋希濂是抗日名将，在滇西惠通桥指挥的战役中重创日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还说今年是宋希濂５０岁生日，让宋宜山去看看胞弟。这使宋宜山深为感动。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中共关于两党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１）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２）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３）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４） 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宋宜山回香港后立即写了一篇１．５万字的报告，但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中共在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据近一二年披露的最新材料，１９６３年底，在绝秘的情况下，周恩来和张治中副委员长到广东省边境，与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稚群秘密会晤，从而沟通了台湾当局与大陆，在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上达成默契。
　　还有一位奔波两岸的使者，他就是作家、教授曹聚仁先生。由于在江西当中央社记者的经历，曹与陈毅和蒋经国都是至交，并曾在国民党当局的授意下与中共领导人讨论过统一问题。１９６５年，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方面希望与中共谈判，并请他由香港赴台湾会见蒋介石。蒋氏父子与曹聚仁三人在日月潭经过几次讨论后拟出六项谈判条件，其主要内容为：（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２０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曹聚仁与蒋氏父子谈妥六项条件后立即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中共。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１９６６年大陆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国共和谈又一次搁浅。
　　１９７５年春节，蒋介石将两岸和谈的使命交给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但是蒋介石却于同年４月５日去世，而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也于１９７６年先后逝世，国共和谈互动最为频繁的时代终于结束。
　　
　　蒋经国时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打破两岸隔绝
　　
　　推行“本土化”、“以变求存”“叶九条”将一国两制具体化
　　在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８年蒋经国主政期间，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冲突相对缓和，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同中国政府建交，并与台湾当局“断交”。在美国与台“断交”的形势下，台湾岛内可谓“愁云惨雾”，内忧外患丛生，蒋经国为“求变求存”，开始推动“本土化”政策，广纳人才，并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缓和省籍矛盾和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也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在这一方针下，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发表充满亲情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共中央也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中共对台新方针，即“叶九条”，建议举行国共对等谈判，商讨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叶九条”内容包括，统一后台湾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实现两岸“三通”，开展文化交流等，将“一国两制”方针具体化。
　　
　　突破４０年军事对峙开始实质交流互动阶段
　　在国际环境变化及大陆的和平攻势下，蒋经国一方面加强台湾的军事防卫能力，一方面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叫嚣，调整大陆政策。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０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统一方针相对抗。蒋经国的大陆政策在经历了消极对抗、酝酿试探、局部开放等几个阶段的调整后，逐步形成一个以所谓“维护台湾安全”为中心，通过民间、间接、单向、渐近等方式发展与大陆关系的政策模式。这样，海峡两岸局势逐步走向缓和，互动关系初步形成。政治上，国民党虽然仍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在具体执行中已被突破。比如１９８６年发生了台湾“华航”机长王锡爵驾机回大陆事件，该事件虽然由两岸民间谈判解决，但背后却为国共两党所主导，双方具有官方性质的非政治性对话也逐步开始；经济上，两岸交往增多，台商到大陆投资者日众，间接贸易已经开放。
　　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５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飞抵北京采访，此事在台湾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两位记者和《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受到指控，差一点坐牢。但是它为台湾记者奔赴大陆开辟了道路，此后一批又一批记者踏上大陆土地。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日，被台湾民众称为“一个具有历史性而又非常值得特别纪念的日子”，台湾红十字会在台北、高雄两地开始办理探亲登记，当天办理赴大陆探亲登记的就达１３３４人，民众像潮水般涌入红十字总会，办公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服务人员应接不暇，“每一位前来办手续的人都掩饰不住一脸的兴奋、喜悦”。随着“探亲热”的出现，在台北市书店和摊头，介绍大陆作家文学作品和学术思想的书籍大量出现，大陆各省地图和旅行指南比比皆是，杜康酒、茅台、云烟更是奇货可居。而台湾艺人凌峰以探亲名义拍摄的电视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则受到台湾各界的普遍欢迎和喜爱。两岸关系终于打破了近４０年的军事对峙状态，开始了实质交流、互动的新阶段。
　　但是，蒋经国主政时期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台湾的经济建设上，大陆政策的调整是迫于岛内外的舆论压力及台湾民众的强烈要求，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蒋经国的态度并不积极，这就为后来的两岸关系留下变数。
　　
　　李登辉时期：“两国论”与“汪辜会谈”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蒋经国逝世，同年７月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主席。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两岸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融合成为必然。但作为惟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以及国力日渐强大，中国逐渐成为美国和日本联合防堵的对象，这让岛内少数“台独”势力看到了“希望”。这一时期，台湾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国民党当局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推动所谓“总统直选”，各种“台独”组织也开始由暗转明。
　　
　　“江八点”引起强烈反响 李登辉公然抛出“两国论”
　　祖国大陆方面，改革开放政策已初见成果，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再次提出举行政治谈判的建议。１９９５年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新春茶话会上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就和平统一谈判、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身份访问大陆等八项主张。江泽民的讲话在海峡两岸和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台湾岛内舆论认为这篇讲话颇有新意，合情合理，希望台湾当局能顺应历史潮流，尽快对江泽民讲话作出回应，使两岸关系有一个新的发展。港澳报纸称，“江八点”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精神，全篇充满一个“诚”字，可以说披肝沥胆，公忠为国，情见乎词，跃然纸上。
　　为了回应江泽民的“八项主张”，李登辉以“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统一；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增进两岸经贸往来，发展互利互补关系；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双方领导人借此自然见面；两岸均应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两岸共同维护港澳繁荣”等六条作为回应。但是，李登辉表面上主张“追求中国统一”，暗地里却利用手中权力，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措施，有计划地一步步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策划和制造“台湾独立”的阴谋。
　　首先，在政治上，李登辉违背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由“一个中国”的政治定位，渐趋蜕变成“两国论”。李登辉在上任的第一次记者会上曾明确表示：“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但１９９０年５月间，他开始脱离一个中国原则，声称“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这是现实”。１９９１年２月制订的“国统纲领”，则开始以“一个中国、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为两岸关系定位。１９９４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交谈时，毫不隐讳地表示要建立“台湾人的国家”。１９９７年２月又公开提出“一个分治的中国”。１９９９年７月９日，他公然抛出“两国论”，妄称两岸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其次，在法律上，为台湾的“法理独立”做准备。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在李登辉的主导下，通过多次“修宪”，从“国大”、“立法院”民意代表的产生方式，到“总统”、“省市长”的改选，再到“中央”权力机构与行政区的重新设定，使台湾省逐渐等同于“全国”，在法律上实现其“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目的，原来的“中华民国宪法”则早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在经济上，采取“戒急用忍”政策，拒绝“三通”，阻止两岸经济的正常交流、发展，以此降低和拖延两岸统一的压力。
　　第四，在民族和情感认同上制造两岸中国人的分裂。李登辉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对祖国大陆进行丑化污蔑，把“一国两制”说成是要“并吞台湾”；把“务实外交”四处碰壁说成是大陆打压；把我正常的国防建设说成是“武力威胁”，以此挑拔两岸人民的感情，制造仇恨。另一方面，又通过推行所谓“本土教育”，让台湾人民建立“台湾人意识”，舍弃“大中华情结”，鼓吹“新的台湾民族”的兴起，企图从文化和血缘上割断两岸人民之间的联系。
　　
　　“海基会”、“海协会”成立“汪辜会谈”堪称里程碑
　　但是，与李登辉的愿望相反的是，随着祖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两岸民间经济、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任何人挡不住的历史潮流。而在两岸交流中所衍生出的问题，也令台湾当局无法回避两岸间的谈判协商。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成立，负责处理两岸交流过程中的具体事务，虽然名为“民间组织”，实际接受台“行政院”指导，具有半官方性质。为了促进两岸交往，大陆方面也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成立了“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１９９２年，两会在香港会谈，确立了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７日，“海基会”董事长、台湾工商界巨子、前国民党中常委辜振甫先生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会谈，这是两岸第一次具有官方性质的公开接触和谈判。这次会谈签署的四项协议，包括《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岸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正如汪老所说，“汪辜会谈”对发展两岸关系和两岸交流秩序化是一座里程碑。第一次“汪辜会谈”以后，两岸交流得到迅猛发展。然而１９９５年６月，李登辉到美国大肆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引发了台海危机，中断了第二次“汪辜会谈”。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江泽民主席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实现互访，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新时期。克林顿提出包括“不支持台独”在内的对台“三不”政策，使台湾感到“形势逼人”。岛内主流媒体普遍认为，台当局推动已久的“务实外交”、“戒急用忍”政策以及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基本上走进了死胡同。台湾的因应之道，除以更积极的大陆政策确立两岸良性互动机制、加强两岸交流之外，已无他途。在形势的压力下，台湾当局终于同意进行第二次“汪辜会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４日，年逾八旬的辜振甫先生来到祖国大陆。分别五年之后，汪辜二人终于实现了第二次握手，成为又一个历史性时刻。申请此次新闻采访的海内外记者共有４６７名，远远超过了第一次“汪辜会谈”时２００多人的记录。第二次“汪辜会谈”达成了多项共识，包括两会将进行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对话，进一步加强两会间的多层次交流与互访等，辜振甫先生还邀请汪道涵先生访问台湾。但是随着李登辉“两国论”的抛出，第三次“汪辜会谈”被迫停止。２００５年１月３日，辜振甫先生在台北病逝，“汪辜会谈”就此成为绝响。
　　
　　连战：坚持“九二共识”与开启“和平之旅”
　　
　　２０００年民进党上台后，岛内“台独”势力猖獗，泛绿阵营利用执政优势，从政策、法律、文化各个方面大搞“去中国化”，大肆宣扬“台独”理念，培植“台独”土壤，企图实现“独立建国”的目标。李登辉虽然已离开国民党，但国民党因害怕被泛绿阵营扣上“联共卖台”的帽子而失去选票，在两岸政策方面立场转趋保守，既不敢提“一中原则”，也不敢提“两岸统一”，仅表示要“捍卫中华民国”，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与大陆进行政治谈判。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０日，国民党因“两颗子颗”再次输掉“总统”选举，而两岸形势也因民进党的急进“台独”路线变得更为紧张危险，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两岸有爆发战争的危险，连美国也不时向台湾当局发出警告。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主席连战终于下决心排除“台独”势力的阻挠，赴大陆展开“和平之旅”。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６日，国民党暌违大陆５６年之后，党主席连战终于踏上神洲土地。他在南京以感性的口吻说，两岸间不是距离问题，亦非千山阻隔，而是我们有着历史的心酸。他向前来欢迎的数千南京市民高声呼吁，两岸中国人携手合作，“让中华民族在廿一世纪扬眉吐气，好不好！”现场的群众则以齐声叫“好”相唱和。同样，连战４月２９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寄语青年学子“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前后共１９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让连战再次感受到大陆人民期盼两岸统一及对台湾同胞的强烈情感。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了连战和国民党访问团一行，双方最后达成三点共识，其中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与往来，共同发扬中华文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利益。两党基于上述体认，将共同促进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平等协商；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包括“三通”；促进协商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虽然国民党没有公权，但国共两党协商的结果值得台湾的执政党认真思考及严肃对待。
　　连战访问大陆，不仅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还开创了两岸党对党交流的新模式。更重要的是，它营造了一个两岸真诚、友善的氛围，这是两岸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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