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焦虑综合征】 不安腿综合征怎么治疗

　　2010年岁末的圣诞钟声里传来欧洲极端天气的噩耗：12月16日、17日，一场强降雪自西向东横扫德国，航空、铁路、公路交通严重受阻；12月21日，英国伦敦圣潘克勒斯车站外，等待搭乘“欧洲之星”高铁的乘客排起长龙，希恩罗机场，这个欧洲与美洲大陆间的重要航空中转站，陷入瘫痪；法国交通部长12月20日前往戴高乐机场视察，原本准备安抚滞留旅客，结果却遭旅客重语质询。欧洲连日的风雪也使圣诞节购物旺季大受打击。
　　恶劣天气推迟了人们回家过节团聚的脚步，但“圣诞节能推迟吗”？
　　2005年，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写了一本书叫《欧洲梦》。里夫金认为，“美国梦”尽管曾经令全世界钦羡，但基于消费主义的美国梦正陷入“死本能”的困境中。而“欧洲梦”则强调人的“生本能”，那就是更加关注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幸福感。美国人生活是为了工作，而欧洲人工作是为了生活。在里夫金看来，优雅的“欧洲梦”才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
　　不过，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回顾过去的2010年，“欧洲梦”遇到了现实生活的严峻挑战，欧洲人也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感到了焦虑。
　　
　　欧元焦虑症
　　
　　2011年1月1日，爱沙尼亚加入欧元区，成为欧元区的第17个成员国。不过爱沙尼亚要想背靠欧盟这棵“大树”，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和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这就像一个公司被另一个公司收购一样，头等大事大概就是紧缩开支和大幅度裁员。
　　不过，整个2010年，欧元这棵大树却有了“树大招风”的感觉。回顾2010年国际财经大事，欧洲债务危机居榜首。欧元区的希腊、冰岛先后经历了债务危机，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被列入了“笨猪五国”的行列。2010年2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承认：由于希腊债务危机，欧元处在其诞生以来最困难时期。原本以为统一的货币政策能够为欧盟各国发展经济提供强有力的金融后盾，但来自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冲击波却使欧洲人发现，他们的金融堡垒并非固若金汤。
　　1715年，天才的数学家、苏格兰人约翰?劳进行了一次对世界影响巨大的金融创新。他说服法国君主，在法国组建了第一家银行，发行了欧洲第一张纸币，并鼓励法国人用纸币购买股票，使法国一下子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他自己也成为世界首富。但约翰?劳滥发纸币，使得法国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仅仅五年后，缺乏国家信用担保的纸币彻底崩溃。一夜暴富的法国人也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马克思因此把约翰?劳称为“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引导者”。而300年后，这一幕在美国次贷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中再次重现。
　　美国已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只有在更加深度的经济和政治联盟前提下，货币联盟才能长久。”意思是说，欧洲光建立统一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保证欧元的坚挺，关键是要保证政治上步调一致。但事实证明，欧盟的政治联合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紧密，长期存在着“同一货币，不同财政”的状况，一旦危机袭来，欧洲主权债务国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就相形见绌。
　　因此，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迈克尔?斯宾塞把2010年欧洲的货币危机归结于“欧洲财政主权”的终结。而在2011年，要想使欧洲真正走出债务失衡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欧洲必须要加强政治整合的力量，甚至使欧盟主席范龙佩成为“秦始皇”那样的实权人物，建立强大的中央财政机构和强大的中央银行，这样才能使欧元真正坚挺起来。不过至少在目前，欧盟成员国要进行那样的主权牺牲是不可能的。
　　
　　福利焦虑症
　　
　　使欧洲人同样窝心的还有对欧洲梦的核心――“福利国家”能否维持下去的焦虑。2010年12月9日，英国王储查尔斯夫妇的马车遭到抗议学生的围攻，起因就是卡梅伦政府为了削减财政负担，向年轻人开刀，从2011年起，英国学生的学费大幅上调。而法国总统萨科齐则向老人开刀，通过延迟退休时间减少退休金的支出，结果演变成大规模的街头骚乱。
　　2009年，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将社会福利国家称为“我们西欧人20世纪实现的最大的文化成就”。德国学者费舍认为，战后欧洲的“福利共识”来源于对两次世界大战中“资产者世界”的自我毁灭，以及工业社会中大规模贫困导致的“两种极端思潮”（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和“回忆”。为了使欧洲不再出现希特勒和列宁，所以才要建立福利国家。而福利国家的载体则是“社会市场经济”。
　　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首次将欧盟经济界定为“具有高度竞争性的社会市场经济”。2010年3月，欧洲委员会提出“欧盟2020战略”，进一步确立了在欧洲建立21世纪“社会市场经济”的构想。
　　“社会市场经济”也称“德国模式”或“莱茵模式”，它不同于英美以最大限度发挥自由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有区别。它不强调主义，只强调政策，为思想多元化的欧洲国家提供了可操作性。
　　“社会市场经济”之父是1963年到1966年任联邦德国总理的艾哈德。当时德国正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艾哈德主张在保证充分竞争的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正。之后，无论是基民盟执政还是社民党执政，都赞成把德国社会建设成为有75%～80%中产阶级人口的“两头小、中间大”的葱头状社会。
　　然而，欧洲人慢条斯理的工作方式正遇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强力挑战，欧洲“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也面临财政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如果工作不是为了生活，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很多从“欧洲梦”中惊醒的欧洲人陷入焦虑。
　　
　　中国焦虑症
　　
　　欧洲人划分世界有两个概念：东方和西方。很久以来，西方一直是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代名词，而东方则是技术落后的代名词。为此欧洲人专门发明了一个词“东方学”，用西方人的观念揣摩东方人的心思。东方学家更像考古学家，喜欢写“盗墓笔记”和充当“夺宝奇兵”。
　　而如今，历史似乎转了一个圈。在经历了“英国世纪”、“美国世纪”之后，“中国世纪”的说法又甚嚣尘上，中国被“西方化”了，而欧洲被“东方化”了。而“东方化”在现代社会中往往是“边缘化”的代名词。
　　在《欧盟观察家》杂志看来：欧洲担心一旦将真正的责任授予中国，它们自己将失去影响力。而欧盟的这种中国“焦虑症”，有可能葬送掉让中国担负全球责任的又一个大好时机。
　　刘震云在《俺村、中国和欧洲》的文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初，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到黄河边传教，遇到一个杀猪的。教士：“你只要信了主，主就能解除你的忧愁。”杀猪匠：“主能帮我做什么？”教士：“主能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杀猪匠立马急了：“我跟他连面也没见过，他咋知道我有罪呢？”如今，圣诞节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年轻白领的标准节日,但中国人的认识与欧洲人仍然有很大不同，没人去理会自己有没有罪，也没人搞得懂西方的耶圣和东方的孔圣到底有什么区别。
　　近年来，中欧关系因欧洲领导人会见达赖、支持“疆独”分子等问题而出现波折。美国学者沈大伟在《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一书中把中欧之间的相互误解称为“认知失调”，并把新时期中欧关系比喻为从“蜜月”进入到“婚姻”。任何热恋中的如胶似漆都是不现实的，而真正的生活则是锅碗瓢盆的磕磕碰碰。这对于充满浪漫情结的欧洲人来说，焦虑也是不可避免的。
　　
　　欧洲梦的破碎？
　　
　　那么，焦虑的欧洲是否意味着“欧洲梦”已经破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欧洲人的焦虑一方面是对自己行为方式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图强求变的传统。
　　在美国人倡导“华盛顿共识”，中国人热议“北京共识”的时候，欧盟2010年通过的“2020战略”值得认真研读。该战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以GDP增长作为最主要指标的“巧增长”，把科技发展、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以及自然和谐列为核心目标。“2020战略”提出，到2020年要使20岁至64岁的劳动人口就业率达到75%；要把科技研发经费在欧盟GDP中的比重从目前的1.9%提高到3%；在能源领域，要让欧洲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消费的20%，能效提高20%，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0%，如果条件许可减排量增加到30%。
　　“欧洲梦”对于中国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以寻找出自己发展道路的借鉴。从这一点来说，“欧洲梦”并未破碎，欧洲人的焦虑同样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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