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权时代【全球化时代的海权与中国海权】

　　所谓海权，是人类在认识并利用海洋为自己服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战略理念，其实质是要通过对海洋的管控实现国家利益。不同历史时期，受科技发展水平、时代主题、主流政治思潮和关键性大国战略文化的影响，海权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相同。
　　近代以来的海权理念肇始于欧洲。随着15世纪欧洲船舶设计的巨大进步，人类的远洋梦想成为现实。从这时起，海洋正式进入战略家的视野，并在19世纪末形成了以马汉的“海权论”为代表的传统海权。传统海权本质上是一种制权，强调通过对海上通道排他性的控制来维护当事国的垄断性经济利益。因此，这种海权不可避免地要具有排他性、敌对性、利益不可分割性等特征。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冲突与斗争的时代主题和强权即公理的殖民主义逻辑具有一致性，在当时以欧洲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主流话语中得到认可。
　　而今天，全球化业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将国际社会连成了一张不可分割的网。在这张网的牵引下，传统排他性的国家安全观、利益观、发展观受到巨大冲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认知，这些都决定了对海权的认识要做出新的调整。实际上，今天的海权已更多地转化为一种附属于国家主权的权益概念，是依据国际法确定的主权国家海洋权力和海洋权益的结合体，其建立基础为国际行为体间共同利益的增长和新安全观的出现。全球化时代的海权同样是一种“治权”，所不同的是它不是排他性的控制，而是一种共同治理。它要求所有国家都认识到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对于海洋的开发与利用要形成全球性的共识，绝不可能由一两个国家独断专行。作为一种共享型的海权，其特征可以概括为：共享、共治、共生、共荣。共享，是指共同分享海洋带给我们的利益；共治，是指共同对海洋的开发与相关利益分配进行管理；共生，是指实现人类与海洋为代表的自然界的共同生息；共荣，是指通过各国间的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
　　需要清醒认识的是，全球化时代不是一个成熟的历史阶段，本质上具有“过渡性”特征。尽管我们都坚信全球化终究会改变一切，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根本性变化至今尚未出现。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新旧海权思想都有可能找到其生存的土壤。这也正是为什么一方面包括主要西方大国在内的专家学者甚至部分政界高官已开始关注新海权，并从各自角度对其内涵展开探讨；而另一方面美、俄、日、欧甚至东盟部分国家在处理海洋事务时仍不时显露出传统海权印迹的原因所在。
　　带有时代意义的新型海权思想的提出不仅关系到各国海洋战略的变化，更有可能成为引导整个大历史进程的思想先导。对于正处于崛起之中的中国而言，提出自己的新型海权观并努力使其上升为国际主流话语意义深远。
　　中国的海权观既要能反映时代特征，又要能涵盖中国大战略框架对海权所提出的现实要求，要具有中国特色。简而言之，中国海权应是自由通行权、资源开采权、规则制订权与秩序维护权的集合体，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具体而言，应以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促进国家总体发展为实现中国海权的核心要素；以保护海洋国土的安全、维护海上通道畅通以及依法治海为实现中国海权的保障；以与他国和平共处、共享世界海洋资源、共担保护责任为中国海权的目标。在海权塑造与维护方面，应依循态势塑造、话语引导、机制巩固、军事保障的总思路，通过谋势聚利，借势生威，驭利谋和，达到化解危机、推进合作、共享繁荣发展的战略目的，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服务。
　　实践中，在面对南海争端、东海摩擦、索马里海盗危机等现实难题时，应充分认识到全球化的双重性特征及其发展对我总体有利的战略趋势，不因一时一事得失影响国家大战略选择，坚决克服海洋霸权思潮影响，进而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应对：首先，应引导国际社会转变对海洋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海洋正成为人类发展的共同希望，营造只有合作才能赢得未来的政治共识并使之上升为主流话语，谋局布势；其次，通过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拉近与周边国家关系，打造命运共同体，聚利求同；再次，通过构建行为监督惩罚机制，以法律手段维护合法利益，化解矛盾；最后，通过适当军力发展与适度力量展示，震慑破坏力量，保障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正当海洋权益，以武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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