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破题期间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_尚未“破题”的问题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此后,人大的工作被总结成“立法驶入快车道”,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框架搭起来了。 1997年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并将之明确为“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自此,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逐渐深入。
　　虽然,对大权在握的“一府两院”实行监督,人大往往有心无力。不过,按照学者的说法是:监督问题毕竟已经“破题”。真正等待“破题”的是“代表问题”。
　　“代表”有何问题?
　　把当选人大代表只看作是政治待遇、荣誉称号者有之;每年开开会,投投票,视代表为“花瓶”者有之;把代表权力当作筹码,只想为左邻右舍等“小圈子”排忧解难者有之;“一府两院”某些不当行为已路人皆知,而担惊受怕,不敢出面监督者有之;对提交审议的各种报告似懂非懂,却郑重表决者有之……
　　
　　开会大不易
　　
　　在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委员基本上都是兼职,来自四面八方,职业五花八门,每开一次会都大费周折。结果只能是减少会议,缩短会期。
　　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例,每年春天召开一次会议,会期一般为半个月。在这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2979名代表(九届人大代表人数)要审议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通过一批重要法律,讨论和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会议几乎都要审议或通过四五部法律,及决定其他重大事项。在地方人大,日常工作人员不足的情况同样严重。如县级人大的编制往往就十几个人,几个工作委员会基本上都是“空军司令”,只有主任或副主任一名。想真正落实人大职责谈何容易。
　　
　　孤军作战难持久
　　
　　河南焦作市的董世坤等7位人大代表,5年内揪出贪官30多个。但其中辛酸冷暖只有自知。董世坤是医院营养师、技术骨干,本身工作任务繁重。他倒觉得这算不得什么,最头痛的是,监督别人,电话、手机费得自己掏腰包。监督一个稀土厂停产,他贴进手机费达3000多元,市教委行风评议,自己又贴进1000多元……这对月收入仅500多元,且妻子下岗的董世坤是一个沉重负担。
　　这7位人大代表经常是早出晚归,前来申诉的人就直接找到家里。7人中的姚秀荣是个全国人大代表,来家告状的天天堵在门口,有时夜里还打起地铺。她家的门都被告状的人拉坏了。卢靖之是7人中的军师,一个又一个视察报告、庭审报告,都出自他手,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显然,这样一种人大工作方式难以持久。
　　
　　呼唤职业化
　　
　　当人大的监督工作已经“破题”,正逐步在法律准备、实施细则等方面到位时,代表素质及“业余工作”的方式与此职责不尽相符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按照现有的人大组成原则,人大代表的广泛性被得到异乎寻常的强调。在全国人大中,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各地方,以及妇女、归侨等都必须在人大有适当数量的代表。
　　在地方人大,也是360行样样俱全。这更多是基于权力机关应来自“人民主权”的政治考虑。毋庸讳言,这样一种代表结构已对人大职权的真正发挥形成了某种障碍。
　　在浙江,人大代表们提出建议的热情在逐年上升,一届人大5年时间内的建议能达到3000多件,内容也极其广泛,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有的建议过多地强调了地方和局部的利益,忽视了全局利益。如有的建议要求解决高速公路的走向问题,甚至还有个别代表要求解决工资和待遇问题等。要资金、项目的建议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这类建议约占到总数的30%以上,本应成为各级政府监督者的人大代表成了本级政府的“代言人”。
　　职业化意味着对工作责权认识的深刻和操作的成熟,人大代表任重道远。
　　在许多国家的议会里,议员的组成以律师、医生、教师出身者居多,专职行使职权,国家配备强大的物资、人力及法律支持。中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但向先进学习应是我们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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