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魅力|革命圣地延安

编者按： 　　在我们的视野之内，作为现代政治基础之一的政党制度，在古老亚洲大地上的存在仅仅有100多年的历史。翻开亚洲的近现代史，政党的出现或更替，存活或发展，同这块大陆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同这片大陆的现代化进程更是紧紧相连。
　　作为一个已经存在了80年的政党，作为一个完整经历了中国痛苦蜕变的各个时期、并在其中扮演最为重要角色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先进性、民众性、民主性，是她能够行之久远的最重要的品格和因素。
　　圣地延安所展现给后人的意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图腾。作为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成功治理的典范，延安的诸多治理思路在后人看来，依然有着许多现实的意义――尤其在倡导科学化、民主化管理的今日。
　　我们知道，不正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而历史的伟大之处，往往在于人们经常忽略的细节……
　　2001年5月，我来到延安，这里刚下过一场春雨，黄土地是滋润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这里时，延安城还只有一条百来米长、尘土飞扬的街道。延河和南川河的交汇处，一座砖塔矗立小山头，俯瞰着苍凉破败、等待新生的古城。
　　当时谁能想到，这座唐代的古老佛塔在日后，竟成为中国民主和革命的伟大象征！在无数纪念章和画册上，它被绘制成真正的宝塔，放射出千万道灿烂霞光；而延河水熬成的小米粥，更是实实在在地滋养出了一代开国领袖。
　　圣地延安。我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的。
　　然而走在现在延安的大街上，你会觉得这是个有几分繁华、同时也很普通的地方小都会：美式快餐店、婚纱影楼、互联网吧，以及大大小小的流行偶像路牌点缀着路人的视野，炫耀着现代文明的力量，也暗示着各地青年们将越来越深地卷入对全球化时尚的共同依赖。走在大街上，人的视线要穿过楼群和各色店面招牌，才能眺望到它们后面那些灰黄色的山坡，以及一溜已经废弃的窑洞。它们是那样沉默，那样不起眼，却是这个城市最独特和深刻的底色――同多数“圣地”的历史一样，延安的奇迹发端于那些最寒冷、荒芜、困顿的时刻和地方。
　　在延安5天，浏览着千年或半个多世纪前的陈迹，拜访现已皓发苍苍的当年“小八路”，与各种职业的市民们聊天，听他们评说曾是半个中国心脏的延安，我的心里常蹦起贺敬之《回延安》的头两句来:
　　“心口呀，莫要这么激动地跳，
　　灰尘呀，莫要把我的眼睛挡住了。”
　　是的，我是第一次来到延安，但其实也是走在“回延安”的路上――在精神意义上，延安，正是每一个新中国儿女的故乡。
　　在这里，我想探寻的是：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延安深远的魅力？！
　　
　　（一）
　　
　　――在延安东南45公里，有一处地方，叫南泥湾。提起这3个字，谁都会联想起那些在风沙寒雪、荆天棘地间开荒的359旅战士。军屯古已有之，但这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欢天喜地在穷山恶水间开荒的军人，他们的干劲造就了陕北的江南，他们的喜悦与豪迈更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旋律。然而，战士们为什么这么心甘情愿、乐此不疲？为什么，他们绝对不可能像南面的军队那样，陷于抱怨、怠惰和哗变的危机？
　　――中国有着辽阔的疆土，即使半壁河山沦陷的抗战岁月，国统区依然有很多风物宜人的城市，适合于人的生存果腹与悦目赏心。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青年，千里迢迢，突破重重封锁，冒着途中随时送命的危险，毅然来到地瘠民贫、缺衣少食的延安。他们心中的延安，究竟有怎样的诱惑？
　　――抗战岁月里，控制着国家宣传机器的国民党从未停止过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延安进行最恶毒的讪谤。然而，为什么，所有来到延安的观察者，无论是梁漱溟、黄炎培这样的民主人士，还是卫立煌这样一度极端反共的国民党将军，或是陈嘉庚这样的海外侨界领袖，乃至美利坚的记者、大兵，往往少至一周，多至旬月，便尽弃陈见，并在归去之后成为延安热烈的赞美与支持者。他们在一览无余的黄土高坡上，又看到了什么？
　　――侵华日军曾盘踞着整个东三省和东部中国，控制了重要的交通线和大城市，是不可一世的“皇军”。可是，从1941年起，他们开始忧心于城市供应越来越少，并终于把延安视为比重庆更危险的敌人。1944年日军公开声称：“共匪是复兴中国和保卫东亚的唯一障碍。”这是为什么，褴褛的衣服、土制的枪、前现代的中国乡村，会使这些以现代化武器和武士道坚忍精神装备起来的日本人感到恐惧?
　　战争年代，对于任何国家和政党而言，最乐于见到又最不易实现的，是军队的忠实信仰，是年轻人的倾心，是异见人士的赞赏，和强大敌人的恐惧。但中国共产党人在被各种敌对势力包围着的延安，在气候与地理至为严酷的黄土高原，做到了这一切。
　　为什么延安有这样大的吸引力？
　　杜鹏程《保卫延安》一书中曾写道，驻扎在延安周围的战士们夜里也要眺望着杨家岭的方向，因为他们想像着：那里，窑洞的灯光下，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思考着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是的，无论多么普通的一员，一旦将个人命运与伟大事业联系起来，就能涌出蓬勃的力量和牺牲的决心。
　　从井冈山到瑞金，从瓦窑堡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站在时代的前面，思考与引领着那个时代。从红色政权的建设、土地革命的开展，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吁、人民战争的设想，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联合政府的理论，无不表现着他们的勇敢的良知和邃密的思维。
　　与蒋介石在重庆期间抛出那本激起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公愤的《中国之命运》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下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和一系列关于战略问题的小册子，成为全中国人民和反法西斯盟国人民热爱和欢迎的进步读本；当国统区在古老道德信条的名义下，大搞舍本逐末的新生活运动，共产党人已与中国大地上占最多数的农民结合在一起，致力于解决与他们的生存发展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
　　――延安的魅力首先在于它担当的道义和智慧，它让意欲光明的人们，站在了延安这边。
　　
　　（二）
　　
　　边区首府延安十多年的存在证明，她的精神、思想并未停留于凌空的高蹈，而是贯注进一项项卓越、笃实的制度建设，尤其是乡村中国从未有过的民主建设。
　　1944年秋天，一个美国记者未打招呼，闯进延安市政府朴素的小会议室。会议室里，14个人正围坐着市长和他的秘书。他们中有农民、商人、学究气的老者、穿制服的共产党员、一个村姑和一个戴眼镜的报纸编辑。对这个外国人的贸然闯入，他们有点惊奇，礼貌地站起鞠了一下躬后，没有再理会，继续他们“市参议会的行政与立法委员联席会议”。这14人都是市参议员，是由大延安的镇民和村民选举出来的。
　　市长总结了前段时间教育、卫生和开荒的工作，然后详细解释不久拟实施的“十小纲领”的决定，包括种树、养猪、建粮仓、组秧歌舞队等问题。市长声称：这些纲领中的每一条，都要和人民详细讨论，使大家了解其意义和实现方法。
　　在接下来的讨论里，参议员们从容发言。一个商人议员提议要修路和堤坝，并指出政府有责任让商人知道何处设新店最妥；那个老学者则批评当地小学教室太挤，学校教师书法不够好，等等。
　　美国记者饶有兴趣、几乎是有些感动地听着。他后来知道，这样详细的讨论在政府里进行了好几天，市长最后根据议员们意见，对其后6个月的施政纲领做了修改。
　　这位名叫冈瑟斯坦的美国记者还被告知，边区政权实施的是“三三制”的民主制度，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组成中，共产党人只许占1/3，选上的党员中有超出的，便自动退出；大量边区农民被广泛动员起来，参加各级议员的选举，多数地方8到9成的选民参与了直接、不记名的投票。腿上沾泥的中国农民，是破天荒第一次选举他们的“官老爷”！冈瑟斯坦归国后，写成了《红色中国的挑战》，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延安半年生活的见闻。他这样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建设边区的成功：“他们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的、同时又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
　　2001年5月的这天，为着寻求想像的印证，我来到延安的一孔窑洞里，向一位40年代曾在延安政府工作、现已85岁的曹志谦老人询问当时的政治生活情形。老人微笑着回忆到：“那时，在边区，政府和人民，干部和群众，党内和党外，都是平等的，政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发挥人民的主动性，而普通人民，也敢大胆监督政府的工作，提出意见，确实是一派民主气氛!”
　　在延安，我还被当地人送我的一册1942年《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深深打动着，因为这是我见到的第一本不板着面孔、而是以和农民炕上谈天的口吻写成的法律文告，它亲切且不厌其烦地陈述着选举的意义和投票时要注意的每一细节，相信任何村夫农妇都能听懂，而且爱听。
　　例如条例第21条是竞选注意事项，正文后补充了这么一段活泼的解释：
　　“竞是争的意思，各党派各团体想自己提的候选人当选，都向选民宣布，要求选举他的人。竞选的好处就是摆出许多货色（候选人）叫人民选择，可以提高人民对政治的认识及兴味，可以促起政治的改进，可以将民主更加发扬。怎样竞法？拿什么东西来竞？不是靠枪靠势力，而是靠自己的主张。比如某乡选举乡议会，那里有国民党有共产党，共产党要想自己的人当选，于是共产党的该乡支部，就提出竞选政纲，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在本乡如何如何，要我党的人当选了，一定能做到。同时向人民介绍我党提的候选人的能力与品质。当然国民党或其他党派、团体，都也提出人和政纲来，都撂在人民面前，叫人民选择。人民是不会受骗的，看得准确的，选出的总不会坏，竞选的人如果失败了，那只怪你的货色不中客意。准备你的货色，下次又来吧!”
　　毫无疑问，当共产党人诚恳、认真地教大字不识的边区农民通过投豆子、举胳膊，选举出他们满意的官员，这是比中国历史上金戈铁马、改朝换代更精彩和重要的一幕。因为在这里，中国的精英和普通人是在共同实践过去从未走过的一条民主新路，并开始跳出历史上所有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残酷的周期率。
　　相比以往政权，民主延安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就是她的高度廉洁。40年代，几乎所有访问过延安的外国观察者都同意，边区政府没有任何敲诈、勒索，官员的廉洁奉公在远东仅见；也正是凭借民主手段，边区政府才能在四面封锁、瘠地养兵的艰难环境下，成功地鼓励生产、征收粮税，并平衡了财政预算。而在对面那个委员长声称“要用训政抑制腐败”的国统区，人民上缴的粮食、税款，估计至少有一半被乡绅和官员中饱私囊，最终导致了整个政府的财政崩溃。
　　民主还使党外人士对边区倾注了巨大的参政热情。著名的精兵简政政策，就出自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的热心献计。而在国统区，所有“他党”都成了花瓶党，抱怨之外，便无法作为，最后，他们中的大多数终于将目光投向延安，纷纷与共产党结成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战友；受减租之惠、得到选举权的边区农民们，为了保卫他们新民主主义下的果实，成为共产党军队最强大的后援；“子弟兵”们生产和抗战的热情，也无疑为整个边区的民主生活所激励着，因为他们胼手胝足地建设的，是“咱们边区”，义无反顾地保卫的，是“民主延安”！
　　――延安的魅力在于它虽还粗糙，却是浓郁和真诚的人民民主和党际民主。以此，它动员起了最多数人的力量，来共同耕耘一块新中国的试验田。
　　
　　（三）
　　
　　这块试验田，是在克服种种内外危机的过程中，才逐渐肥沃、壮大起来的。
　　很多延安人有兴趣向我说起当地的著名典故“老天咋不劈死毛泽东”。那是1941年盛夏，一个雨天的下午，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召开县长会议，突然小礼堂一根柱子被雷击断，一位县长触电殒命，雷还劈死某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这农民逢人便骂骂咧咧：“老天爷不睁眼，咋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请示逮捕这个农民，毛泽东制止了，并分析农民的不满肯定另有原因。于是组织专门小组，调查人民生活情况，发现中央入陕以来，由于军政脱产人数逐年递增，加上连年天灾，农村收成不好，致使边区农民负担过重，这也难怪他们怨气冲天。毛泽东从此着手思考如何减轻农民负担。
　　众所周知，就在当年，毛泽东挥毫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辞，发起中外闻名的大生产运动。
　　运动中，边区所有军人、公务人员、学生都被动员起来，投入生产，领袖们也不例外。今天，在王家坪、杨家岭，当地人还能向来访者指出，哪亩地是当年朱德种的，哪亩是毛主席种的。据说，朱德是种菜能手，能按蔬菜的不同生长期搭配种植，他种过西红柿、豆角、洋白菜、南瓜等，菜园四季缤纷，令当地老农都赞赏不已。毛泽东也在杨家岭开了一块地，不过，因为他晚上工作，上午睡觉，不像朱德一大早就起来施肥，所以庄稼收成就大大不如朱老总了。不过后来他请来老乡当顾问，也种出了自己最喜爱吃的红辣椒，毛泽东十分高兴，有客来即以此招待。此外，任弼时、周恩来纺纱纺得又匀又快，曾在比赛中得奖；贺龙挥镢头开荒最有技巧，一镢能顶别人三镢；林老头（林伯渠）花甲之年不服老，河滩上种出糖萝卜。这些都是延安人至今犹留口碑、津津乐道的。
　　这些显然不是古代帝王即位之际，扶犁走几步的仪式姿态。1941年到1943年的3年间，从边区大生产到精兵简政、三三制、党内整风、减租运动等一系列频密的运动和政策，后人应当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们都是理解边区政权性质和中共领导人发展雄心的关键枢纽――领袖们躬耕田亩，与其说是要表现亲民勤俭之风，不如说他们希望以此为一种激励，消除党政军中仍然过于浓厚的军事游击主义色彩和相对和平的环境中逐渐滋生的官僚主义，以期全党全军尽快在陕北扎下根来，和农民们结合在一起，开辟一条恢复生产、自力更生之路，度过物资紧张、农人怀怨的危机，把边区政权建设成为一个人民本位、劳动者本位的模范政权。这不仅是为党和军队自身生存与发展做出的考虑，也是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摸索一条稳定的执政道路。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从1941年起，领袖们挥起了镢头，摇起了纺车，并且频繁地亲下基层，撰写出数量空前之多、材料空前详尽的实际调查报告；才能理解为什么擅长精耕细作、勤劳致富的农民吴满有成为40年代延安最受礼遇的明星人物，以至于枣园一度以吴家枣园命名，毛岸英刚从苏联回延安，都得先拜吴满有为师；才能理解为什么当国统区泛滥着“领袖就是一切”的口号时，边区的口号却是“劳动就是一切”！
　　1941年到1943年这3年，是延安精神最重要的形成时期。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革命不分贵贱高低、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等思想，都是在这段时间，通过大生产实践和整风学习形成的党内共识。
　　1943年底，延安的成绩清单今天看来也令人咋舌：部队的衣食住行实现6成自给，中直机关实现5成自给，边区政府内部机构裁并了1/4，边区农民家中储粮平均翻了两倍半，农民成分从普遍的贫农上升为普遍的中农。另一个富有启示的数字是，有2.5万农民从土地更富饶的国统区迁到了边区。这使人联想到“苛政猛于虎”的成语，也使人领悟到，善政是赢得民心的最好工具。
　　1944年，先后来到延安访问的中国记者观察团、美军观察组，看到的是一派祥和与蓬勃之气。谢伟思，这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眼中的延安是这样的：“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还有一个美国官员发现：“这里的农民好像和我在中国其它地方看到的农民都不一样，他们不那么蠢笨、麻木，相反，好像每个人脸上都有着喜悦和一种理性的光芒。”
　　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辅之以边区的民主政策，使边区农民的负担前所未有地减轻，也使共产党人深化了对生产的认识、对劳动者的感情，消灭了政府里的机关习气和老爷作风。不仅如此，党和农民的结合，还使一些传统风俗得到富有活力的新生。“变工队”就是一例。农民在农忙季节，两三户人家通用牲畜和农具，并聚在一起集体互助干活，是陕北古老的风俗，但无人善于主事，便逐渐消亡了。共产党人从几个老农那里把它学过来，加以改善后，再交给农民自行组织，并作了必要的宣传推动。边区有50%的农民自动组织在变工队里，发挥了巨大的生产作用。这是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指示获得成功的显著例子。农民相互合作、且歌且耕的场景是对一些学者所谓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论断的现实反驳，也令不少老派的诗人在延安感慨“尧舜以上事业，不意于此复见”。
　　再比如秧歌舞，它的热烈、优美和大众狂欢色彩，也许要让后世的“迪斯科”、“蹦迪”都瞠乎其后。党的文艺工作者将其在乡村复兴，并使之风起云涌般向每一个解放区普及。秧歌舞队伍只有两个原则：快乐与合群。可想而知它对于日常的生产和战斗，会是多好的精神滋润。载歌载舞、欢声笑语的延安和悲观沮丧、死气沉沉的重庆构成了鲜明对比，谁都能一眼判断，两座城市，谁是健康，谁是病态；谁拥有希望，谁趋于穷途。
　　自此，党和边区人民不仅成为生产的一体，也成为生命的一体。这在后来的内战中体现得十分清楚。1947年3月，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撤出延安，区区两万人和胡宗南的23万人部队周旋一年之久，以此争取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时间和空间。胡宗南部队常和党中央仅隔一座山头，而毛泽东看书、写电文、指挥全国战局，安之若素，毫不在意。难道他真自信有“吉人天相”？其实，毛泽东只是坚信自己在陕北，即如鱼在水，老百姓们不会出卖他，而胡宗南进了这里的山沟沟，注定是盲人骑瞎马，所以他是很放心地和敌人玩捉迷藏。以青化砭战役这一西北战场的模范战役为例，野战军埋伏一天一夜，全歼胡宗南军队一个旅。彭德怀事后高度评价当地老百姓的作用：“古人写信，信封上是‘如瓶’两个字，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啊，这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其实，早在1945年之前，重庆就已输给了延安。
　　――延安的魅力就在于它彰显了劳动的神圣和人民的强大。中共3年解放战争的历史更说明了，一个政党，若它爱惜人民，与民同甘共苦，就会有无穷的民气为之所用，便能取胜于天下。
　　
　　（四）
　　
　　走在陕北这块质朴的土地上，你会时时感到这里的魅力是无穷无尽的。是人的精神与活动，使单调的自然灿烂生辉。
　　在安塞，我看到最奔放粗犷的腰鼓；在枣园，我看到最精巧细腻的剪纸。而一曲《信天游》，往往糅合了阳刚与柔媚的气息，可以表达出至为暴烈或婉转的感情。
　　当地人在隆重的场合，仍要系上红腰带。这也许不仅是因为对革命岁月的推崇敬爱，也出于朴素的美感判断，因为在苍黄的高坡大地上，红，确实是无法替代的、最奔放最具有魅力的颜色。
　　共产党人在陕北的魅力，也许只是对这片大地上原有魅力的吸收、提炼并且呼应着时代的再生。共产党人所做不是别的，正是将人民本来拥有的，比如土地、歌唱、互助的习惯，重新还给了人民。
　　今天，延安被称为革命圣地。在宗教历史上，圣地常需要一个偶像，并总是通过使异教徒流血来维护它的纯洁。但我们知道，延安不是这样的圣地。
　　也许，彭德怀当年在延安对战士们的一段话道出了“圣”的真正涵义。他这样说：“我们要像扫帚一样供人使用，而不要像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很吓人，可是他经不起一扫帚打，扫帚虽然是小物件，躺在房间里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它。”
　　――延安之“圣”，就是为人民牺牲奉献的人。而忠于人民、为人民服务，无疑正是民主延安与革命延安所向我们昭示的永恒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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