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律，无以言责任]言自律,行有

　　本月，《南风窗》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事实上，这本杂志从诞生起一直行走在风雨交加的路上，在新旧体制的诸多交汇处留下了蹒跚而倔强的脚印，大到事关国运的政经改革，小到一本杂志在市场与信仰间的艰难抉择和努力。
　　有关媒体的责任，本是个了无新意的话题。然而，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传媒界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本该倍加珍惜的话语空间，正在被滥用，正如媒体的话语优势正在被滥用一样。这些被有意无意忽视了的危险倾向，却如阿拉伯瓶子里的魔鬼，一旦被放将出来，就开始成为一种难以操控的力量，正在或者说已经深深地伤害了刚刚起步上路的中国现代传媒业。
　　越来越多被商业和娱乐充斥的媒体放弃了原本应该坚守的边界和责任，为了一挣眼球有意无意放纵自己，卷入炒作和恶搞。关于“世上最牛钉子户”事件报道与香港明星刘德华的疯狂内地女粉丝的故事同样铺天盖逼人眼球，虽然其中不乏严肃地探讨，但更多地则是在推波助澜，或直接参与制造事件操弄话题，或被人操弄成为帮闲，甚至把自己当成超越法律之上的裁判和救世主，中立、客观性和责任则被抛却一边……
　　在这一场又一场的媒体的狂欢和盛宴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危险倾向。
　　一种是一些媒体过度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对普世价值的解构和颠覆。商业化不是罪过，在中国传媒业的变革过程中，商业的力量曾经而且至今仍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媒体商业化不等于放弃自己应该坚守的责任。对许多言必称美国的媒体人而言，本不应忘记1923年美国编辑人委员会制定的《报业信条》第一条：“报纸有争取读者吸引读者的权利，然而这种权利必以为公众利益考虑范围。报纸吸引的读者越多，其对读者的责任越大。报社工作的每一同仁，均分担严肃的责任。” 然而，今天，在一个来之不易的有限的话语空间里，我们看到的并不全是负责任的媒体。
　　另一种是一些媒体超越了自己的边界，试图说服自己，把自己臆想成凌驾于政府、法律和社会大众之上的救世主，并希望通过努力使社会相信，媒体，一个新的救世主来了。然而，史有名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历史上那些试图扮演人类救世主的上帝、国王、领袖、政府、知识精英们，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媒体同样不会例外。
　　且不论政府、法律界、科学界、娱乐界已经或正在从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中汲取教训，完善制度（比如《物权法》的出台），我们同样知道，虽然媒体的影响力是人所共知的，但媒体同样不是万能的，它替代不了法律，替代不了当事双方，替代不了政府、学术机构，它就是一种被称之为媒体的机构，一种应该具有自身鲜明立场的信息搜集与传播的中介组织。
　　在一个话语空间本来就弥足珍贵的环境里，对有限的话语空间和话语优势的滥用，既伤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也会伤害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互信，并可能直接伤害被报道当事各方，更有可能无可挽回地中断本该加倍珍惜的渐进式变革过程。前车之鉴殷殷。
　　因此，媒体的责任就是回到媒体自身，回到它作为有立场的信息中介的本我，做一个负责任的信息发布者，科学理性的知识传播者，维护善良风俗的娱乐提供者，普世价值的坚定追随者；不狂热，不势利，不浮躁，不放纵，不恐惧；有良知，有理性，有担当，守边界，能自律。尤其是当我们自诩是严肃媒体的时候。没有自律，何谈责任？没有责任，何来自由？这是我们应该从一系列已经发生的悲喜剧中得出的教训。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更需要负责任的媒体。
　　就在60年前，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发布了《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报告，认为美国需要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我们坚信，一个自由而且负责任的媒体时代，终会在我们坚定不弃的守望中到来。
　　1946年，储安平在《观察》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坦承：“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即便如此，储安平们决然前行：“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今天的时代与《观察》所处的环境已然迥异。但在商业化和娱乐化过度泛滥之下，一份有尊严有思想负责任的媒体常常被人轻忽的状况并未改变，但《南风窗》坚信能打破这种宿命。在未来的岁月里，《南风窗》依然会恪守自己22年来一贯的立场，理性而不偏颇，冷静而不迟钝，勇敢而不鲁莽，使我们共同所追求的思想，常在民心。即便前行道路漫长而崎岖，即便同行且坚守者日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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