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联华：另一种海归人生|朝天区蔡联华

　　 　　“过去了，都过去了！”身材挺拔、思维清晰的蔡联华每每欲言又止。 　　大片的农田，优游自在的路人，4月的粤北英德东华镇平静而安宁。几面爪哇式彩旗在烈日下迎风招展，层层椰树包围之中，大大的“侨”字强调着“南亚侨园”的特别之处，这是东华镇上唯一的休闲度假村，处处东南亚风情。
　　“来自新加坡，曾在西北坐过牢，并娶了一个藏族妻子”，这就是66岁的蔡联华的人生经历留给记者的印象。讲述完基本脉络，他便开始回避更多的细节，并非不善言谈，与其他几个在座的老华侨相比，他一点儿都不拘谨。
　　然而时间确实太过久远。从他在1957年印尼排华事件后主动离开新加坡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从他1966年因“反革命罪”被下放到青海劳改算起，也已足足40年；从他1982年从西北边陲被安置到现在的英德华侨茶场工作，也有25年之长了。
　　这最近的25年里，来自各个国家的数万归国华侨是蔡联华的同事和邻居。最多的时候，有26个国家的华侨生活在这个因1957年印尼排华事件而成立的茶场里，目前的数字是13个国家，9000多名华侨和眷属。
　　当夜幕降临，陪同的老华侨一个个离去，灯火通明的印尼风味餐厅里只剩下蔡联华和几个记者时，蔡联华终于敞开心怀，谈起了自己过去50年的如烟往事。
　　从16岁时向往中国的新加坡学生到66岁的粤北茶场退休职工，蔡联华的人生轨迹滑过了怎样的曲线，才能使这两个端点连为一体？
　　
　　逆转命运的一颗子弹
　　
　　蔡联华的祖辈是从广东到新加坡的，到他已是第三代。当年，蔡联华上的是至今非常著名的新加坡中正中学，这是一个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的华文学校，校规极严，每天晚上，学生们要把校服的纽扣摘下来，洗熨之后再拧上去，以保证仪容的整洁。
　　学习之余，蔡联华喜欢听马来西亚广播周刊的CQ之声，这是一个征笔友的栏目，每次电台把他的资料播出去，都能得到五六十封来信。儿子忙着鸿雁传书，父母则对此大为光火，埋怨儿子在寄信上花了太多的钱。
　　1957年，蔡联华16岁了，这时，新加坡谋求自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运动领导人李光耀号召华人精英出外受教育，回来建设未来的国家。16岁的蔡联华决定响应这一号召，回中国读书。父亲大怒，拿杯子扔向他，但仍然改变不了儿子的心意。中正华校的教育，让他对中国非常向往，他甚至打算一踏上中国国土就去亲吻脚下的那片土地。
　　启程前，蔡联华向父母和女友承诺：“读了中学、大学，几年后我一定回来。”谁也没想到，这句话要到32年后才能实现。而且，他也没能按原计划读书，从归国那一刻起，他就被不自觉地裹胁进各种社会运动，从广州辗转到上海到大西北再到广东英德，身份也经历了从归国学生、运动健将到劳改犯、“牧马人”、上访人员、华侨茶厂侨办主任等一系列变化。
　　1957年底，蔡联华和3间华校的42名学生一起坐船到了香港，再过关到深圳。在火车站买去广州的车票时，车站昏黄的灯光，年久失修的车门发出的“吱呀”声，让蔡联华感觉很奇特：“这里怎么和新加坡这么不一样？”
　　以后发生的事情更让他惊奇。因为教学体系不一样，蔡联华先到广州的华侨补习学校（今天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补习拼音、语文和数学，他很快发现，这里的老师对学生很好，新加坡的老师往往连“再见”都不和学生说，这里的老师却对学生嘘寒问暖，尤其关心他们的思想状况。语文课上，老师更关心通过中心思想来体现政治正确，而不是让学生自由讨论，或欣赏文章的语言之美。
　　
　　有一次，老师让大家就五一劳动节写篇文章。蔡联华写了他在新加坡目睹的工人被警察打散四处奔逃的五一游行场景，受到严厉批评。老师认为他站在警察的立场上，不同情工人阶级的遭遇，并对他回国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转变过来感到痛心。
　　1958年七八月间，蔡联华转到上海第56中学继续他在新加坡未完成的初中和高中学业。几年后，因为棒球、篮球打得好，十项全能的成绩又很不错，他被挑选到杨浦区体校，在不久后举行的上海市运动会上创造了十项全能的全市记录，据说这个记录至今未破。
　　1965年，因为要补习文化课准备高考，蔡联华回到56中。这时，“文革”已经在上海开始试点，学校的气氛和以往大不相同。因为经常打篮球锻炼，他们几个队友都穿着有拉链的运动裤，学校里的老师以“蒋介石也穿那样的裤子”为由，提醒他们几个“小心”。其他同学都默不作声，只有蔡联华回了几句嘴。年轻气盛的无心之举，为他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这件事之后，蔡联华获得了“顽固不化，不可救药”的评价。再加上他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都来自东南亚，男女交往比较自由，他们不以为意，国内的人却很看不惯。他一直收听的CQ之声也被认为是一个特务机关。但这些，还不是最致命的。
　　真正让他的命运发生逆转的事情发生在1965年下半年。一天，他们五六个同学玩气枪，把一分钱绑在宿舍的开关绳上打着玩，一颗子弹打偏，击中了挂在窗外的毛主席像。他们几个同学就此被捕，蔡联华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关了几个月后，蔡联华被押解到法庭接受审判，没有人告知他的权利，也不准他进行任何辩护，法庭直接宣布他犯了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被直接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难道全世界都要为你转
　　
　　几个月后，1966年9月，蔡联华和一大群犯人一起被押解到青海西宁，关进了代号为114的劳改单位，这里有几千名犯人和刑满后在此工作的就业职工，多数人都犯有“反革命罪”。
　　蔡联华和其他19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所谓的床，就是把稻草铺在地上，上面随便蒙一块布。同房有一位杨文元老先生，以前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演员，曾经为《列宁在1918》配音，他因为对一些政策不满，也被打成“右派”关了进来。
　　蔡联华每天的生活是固定的，白天做工，开半自动的洗齿轮机；傍晚有文体活动，打打篮球；晚上则是读报学习、开批斗会，往往搞到很晚。但白天还要准时上工，不能出差错，否则就会被认定为“反革命破坏”。
　　批斗的形式是问你是否有这样那样的反革命行为，如果你说不是这样，往往被人用脚踢或用棍子打，逼你跪下认罪，端正态度。有一次批斗杨文元，下面的人照例要喊“打倒杨文元”，但一个人一时口误，喊成了“打倒姚文元”，差点因此被枪毙。
　　
　　1973年，因为林彪事件的影响，蔡联华被转移到位于青海化隆的119劳改单位，这是一个农业单位，蔡联华在这里开拖拉机。因为有文化、有组织能力，他经常被要求起草一些文件，开始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那些看管他们的公安干警。他发现，这些人也是不尽相同的，有些很左，强调管理，动不动就用警棍打人；另一些则很正直，如他们当时的支部书记就对他说：今天是我管你，明天你会是国家的建设者，我把你打残了岂不是对不起国家？
　　1975年，蔡联华提前刑满释放，离开监狱到了劳改队，成了就业人员。慢慢他发现，这个国家实际不像看起来那么铁板一块，而是有两股不同的力量。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蔡联华的单位里有人戴白花，有人不戴，倾向非常明显。蔡联华找到了教导员，说我要写黑板报悼念周总理，教导员同意了，其他人劝他不要这样，弄不好会掉脑袋，他还是坚持出了名为“悼念周总理”的通栏黑板报。
　　平时，蔡联华的主要工作是“带工”，带领和指导那些劳改犯工作。他的工作方法与众不同，如果规定今天要除一亩草，他就把工作量分下去，除完了就让大家到黄河里去游泳，洗干净了再回去，这些做法得到犯人一致的喜爱。领导为此经常批评他：你没有权利这样做，万一犯人游到对岸去跑了怎么办？况且包干干活的办法也太危险了。
　　尽管领导很为他担心，但这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却引起了也在周围劳动的一个藏族女知青的注意，虽然没什么接触，她却固执地认为他是好人，托人到劳改队提亲。指导员告诉她：小蔡是反革命，有“帽子”的，她不为所动。蔡联华当时也不想结婚，一方面自己的处境不好，另一方面，他认为婚姻还是应该得到父母的同意。但架不住女知青的执著，1976年，两人结婚了。
　　1977年，经过化隆县主持的群众评议，蔡联华被摘掉“反革命”帽子。之后，他多次给上海市中级、高级人民法院写信反映问题。1978年，蔡联华收到了法院的平反裁定书，裁定书说：以前搞错了，冤枉了你，希望你以后好好做人。
　　平反之后，劳改队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工作，并打算把他报上去提干，但蔡联华害怕触景生情，还是希望能回到上海。1979年，他拿着介绍信找到位于上海乌鲁木齐路的侨务委员会，苦苦哀求，要求把户口迁回上海并安排工作。工作人员以他“只是学生，没有单位，且在外地结了婚”为由，拒绝为他安排。蔡联华强调他是华侨学生，工作人员说“你的证明上并没有这一条”，蔡说你可以到杨浦区教育局去查，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让他终身难忘的话：“像你这样的事多如牛毛，我们到退休恐怕都办不完，难道全世界都要为你转吗？”蔡联华终于明白了，自己这样的普通人，在这个社会上轻如鸿毛，是不可能得到重视的。
　　蔡联华在上海呆了3天，顿顿吃4分钱一个的包子，住不起旅社，晚上就裹着老军衣睡在外滩的黄浦江边。开始他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后来发现很多来上访的人都在那里，到了后半夜纠查就过来赶他们，他们就转移到码头、公园，凑合一晚上。有人来上海好几次，一直没能解决问题，情绪激动地声称要炸公共汽车。
　　蔡联华是不赞成暴力的，他虽然也很委屈，但觉得要体谅别人，接待自己的那个工作人员每天要接待200多个人，肯定受了不少辱骂和指责，心情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决定不闹了，回去，日后找一份为归侨说话的工作。
　　
　　你说我是不是很幸运呀
　　
　　回到青海，工作安定下来，蔡联华尝试着和新加坡的亲人取得联系。他写了几封信到家里原来的地址，但一直没有回音。这样过了一年多，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了母亲的来信。原来家里已经搬家，老房子的新主人接到信后，也不知道前任主人的下落，就放在一边。隔壁的邻居提醒他放到蔡氏会馆看看，信就这样辗转到了蔡家手中。
　　1981年，蔡联华和母亲约好在广州华侨饭店见面，但从西宁出发的火车在陕西宝鸡遇到塌方，绕行宁夏、内蒙古、北京，到广州已经是一个星期后，母亲已经到乡下亲戚那去了。华侨饭店工作人员看了他的介绍信说，我们这里只接待华侨，你是青海监狱的，不能住。尽管蔡联华一再解释，但工作人员以“证明上没有写”为由，就是不让他住。
　　蔡联华只好找一间小旅馆住下来，同时买去乡下的车票。几天后，他终于见到了阔别24年的亲人。儿子又黑又瘦，手上还有很多裂口，让母亲伤心不已。但面对儿子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母亲远比想象的平静，她对儿子说：“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事”、“生活有好有坏，这很正常”，“唐山（中国）有什么不好，这里人最多，是最养人的地方，将来新加坡要是打仗，我们还要来投奔你的”，坚决让他留下来，并给蔡妻取名“黎华”，意即黎明即将到来。
　　回新加坡后，蔡母多次写信到北京国家侨委，请求把儿子安排到南方。不久以后，国家侨委通过青海省民政厅告诉蔡联华，已经安排他到广东英德的华侨茶场工作。
　　1982年4月，蔡联华带着妻子和一岁的女儿，启程前往广东。指导员给了他往返的车票钱，说：“老蔡，如果那里对你不好，你马上返回来。”到英德下了火车，走在通往茶场的盘山路上，蔡妻流下了眼泪，不知道前面等着他们的是什么。
　　因为茶场劳动力过剩，蔡联华一家靠着积攒的40多元在招待所里过了半年。半年后，他被安排到茶场小学教书，这之后，老蔡感觉自己的运气还不错：两年后，他被提拔为教务主任，之后又是分场负责人，总场侨办主任。
　　1989年6月，蔡联华回到了阔别32年的新加坡探亲。让蔡联华想不到的是，就因为当年一句“我一定回来，你等我”，当年的女友至今没有嫁人，还在等她。蔡母知道这女子的心思，把她叫过来和儿子见面。她对蔡妻说：他原来是我的，现在是你的，说几句话没问题吧。分开多年的恋人单独见了面，“大家都以为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大部分时间我们都相对无言。我只是觉得愧疚，耽误了她一辈子。”
　　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蔡联华说自己并不恨任何人，但他希望国家在反省的基础上不要再重蹈覆辙。对自己的晚年生活，他是满意的。女儿在广州，工作还不错。在他退休的前一年，茶场改制为英华镇，所以老蔡是以镇侨办主任的公务员身份退休的。
　　“赵记者，我现在的退休金在1000元以上，你说我是不是很幸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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