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内特:我们为何报道战争?】 海湾战争

发布时间:2020-03-16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美国最高法院重申,媒体有权挑战政府的欺骗和保密行为。还有什么机会比战争中更具有这两种行为呢?”   6月18日晚7时还差几分,19岁的傅丰元拿出记事本,他的同学正在讲台前围着老师“啪啪”拍照合影。这是普利策奖得主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在汕头大学的最后一场讲座。刚刚读大一的傅,从今年3月开始,每周一晚上就有了固定的安排―听阿内特教授的战地报道讲座。
  讲台前的阿内特,总是满头冒汗,从事了50年战地报道的他有了一个崭新的生涯,从战场到了教室,从战地记者到教授,而他讲课的主题则是自己最熟悉的过去半个世纪的美国战地新闻报道。
  在以揭露越战真相知名的《纽约时报》前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于两个月前辞世后,世界上似乎再没有人比阿内特更适合讲这堂课。从1960年代报道越南战争开始,阿内特先后经历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20多场大大小小的战争,最出名的就是海湾战争中只有他一人留在了巴格达向世界报道萨达姆的动态,并独家采访了萨达姆和世界头号恐怖分子本?拉丹。
  
  阿内特实在是很多年轻人梦想的开端,他有多出名,学生们不知道,他们想知道的是这位战地记者要讲什么,有什么新的思维和观点。而阿内特要向学生讲授的正是,美国媒体同政府和军事部门的对抗。
  
  伊拉克的另一场战争
  “今晚我向你们展示的这张照片,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常不安的。”阿内特的演讲从一张照片开始。那是1966年在西贡,当地佛教反对团体组织的反政府集会现场,他和另一记者被一名美军士兵用枪指着。这个士兵试图阻止他们采访,并强迫他们离开现场。第二天早晨,他们受士兵威胁的照片被刊登出来,美国国务院很快做出了一项即时命令,要求军队不能让任何这类行为重演。
  战争报道中记者与军队的关系堪称微妙。在20世纪前半期美国参与的两场最主要的战争中,媒体是心甘情愿的啦啦队。1914~1918年的一战,1939~1945年的二战,被许多美国人看成是国家的存亡之战。媒体非常乐意在两次大战中接受新闻审查,记者们身穿和军官们一样的制服,接受晋级,有些人甚至贵为将军。每个记者的发稿和所拍摄的材料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检查。这是整个国家动员活动的一部分。但自此以后,美国的战争再也不像一战和二战这样目的鲜明,新闻审查也随之淡出了历史舞台。
  
  二战后,美国发动的大部分战争都充满了争议,但在朝鲜、越南、柬埔寨、格林纳达、巴拿马、黎巴嫩、科威特和海湾、索马里、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等战场上,美国媒体的战地报道,没有一个真正受到最直接的全面新闻审查。
  “你可能会说,没有新闻审查是一件好事,也许你是对的。但不幸的是,美国军队就像其他政府机构一样。”阿内特的言外之意是,军队也不时会撞到自家媒体的枪口上,这当然会引起无穷尽的矛盾。阿内特说:“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规定记者去报道战争。美国战地报道的传统可追溯自200年前,但这只是一个传统,而不是一项权利。”
  阿内特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一语道破常被美国媒体拿来作比较的伊战和越战的报道差异。他说,在1961~1975年越南战争中,媒体一开始就挑战了决策者们的乐观预测;而在2003年以降的伊拉克战争中,媒体在前期却成了军队的附庸。典型的画面是:记者们携带着采访本和电视摄像机,乘坐着美国的坦克和装甲车作跟随式采访,而非独自深入战区报道。
  这样做一个不得已的原因是,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媒体集体沦为政府的帮凶,失去了传统理性的声音,而这样的立场势必将自己的战地记者置于被抵抗组织绑架和暗杀的境地。出于安全考虑,记者最好与军队待在一起。尽管后来有一些记者在采访中被美军误杀或打伤,但整个记者群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摆脱对美国军队的依赖性和依附性。
  
  直到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曝光后,《纽约时报》等少数媒体才开始承认自己有失客观,并加大了对美军的舆论监督。这之后,伊战负面效果愈演愈烈,而在伊采访报道也成为当代新闻史上最危险的任务,间接限制了记者独立采访的自由。一个统计是,截至2007年初,已有100多名记者在伊拉克遇害――若非有14万美国士兵在那里战斗,美国媒体早就想放弃对伊拉克的报道。换句话说,如果美军明天离开伊拉克,那么媒体也会跟着离开。
  对于这种“笔杆子离不开枪杆子保护”的现象,阿内特早已见怪不怪:1991年的海湾战争之前,美国CNN等媒体投入巨资做好准备以迎接战争,但随着空中打击部署完毕,在美国当局要求下,记者和工作人员犹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离,CNN总部也希望记者撤离,最后只剩下阿内特一个人留在巴格达。而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媒体也花了几十亿元大张旗鼓地搞实地报道,结果战争一爆发,准备好的一切都不抵事,没有一家媒体肯坚持留在伊拉克报道,只有当时做自由撰稿人的阿内特志愿为NBC报道,成为唯一留在巴格达的西方记者。
  到2007年的今天,伊战已经明显恶化,恶果暴露无遗。巴格达每天都被汽车爆炸和绑架的恐怖气氛笼罩,美军士兵伤亡人数攀升到3000人。阿内特认为,当前新闻报道整体上已提高很多,其主要原因是:在伊拉克的美军士兵和官员对记者变得更直率,他们开始讲真话――关于美军在当地军队数量不足,伊拉克政府无能、腐败等。
  阿内特认为,这场战争正在逐渐变成一场内战,如同当年的越南战争一样,会将美军拖入泥潭。而在美国国内所发生的,则不幸变得如预测一样:布什政府开始攻击英勇的巴格达记者团。
  美国副总统切尼曾经攻击说:“媒体经常偷懒,往往只报道别人说过的话,而不去自己做功课。”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说记者过于叛逆,他的原话是:“原本不是什么失误,但总是报道这些,给局势火上浇油,就会给恐怖分子以支持。这阻碍了我们在伊拉克获胜。”
  为什么这些人都攻击媒体呢?阿内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场战争的真相,正揭露出布什政府政策的真相。真相是危险的吗?在美国弗吉尼亚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墙上,刻着这样一句格言――“真理将让你自由”,这是针对前苏联为主的东欧国家。伊拉克战争的真相,已经让美国公众在去年11月投票否决了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将他们从权力中心清除出去,并引入了在野党,未来,还将发生些什么?
  
  西贡的男孩与一场必输的战争
  47年前的南越西贡(胡志明市),在一家名叫大陆宾馆的地方,一群年轻的西方记者常常晚上聚在一起,讨论每天发生的事情。越南陷入战争,美国也正式卷入。当时美国以派遣“美军顾问”的名义介入越战,1962年中,美军顾问由700人增至1.2万人。   这些西方记者在国内时都支持美国的越战政策,在50年代冷战初期长大的这一代人,最初也相信了军方的判断,认为这场战争美国终将获胜。然而,当他们真正去战地报道时才发现,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其中一个年轻的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刚刚被《纽约时报》派到西贡来。同其他人一样,他支持这场战争的目的,即保持南越在西方政治阵营中,不被受东方阵营支持的越共占领。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大卫,曾任哈佛学生报《哈佛深红报》的主编。他先是在田纳西州的地方报纸工作,报道民主运动;1962年进入《纽约时报》,在刚果报道过几个月后,被正式派驻越南。
  另一个恰恰相反,彼得-阿内特来自地球末端新西兰的一个小渔港,当地村民以捕鱼和养殖牡蛎谋生。瘦小的阿内特只念到高中,17岁时因为跟女孩子约会,被学校开除。在父亲介绍下,他进入当地的《南岛时报》,每周领30先令,连房租都付不起。采访主任奥比?基斯特是一个严格得可怕的编辑,每天交给阿内特许多任务,还总是斥责阿内特写得太慢,说他是一个不能提笔写稿,却还要干记者这行的笨蛋。1962年,阿内特正式被美联社聘用,派往西贡分社工作。
  这些战地记者常常跟士兵们一样,一起赶路、坐车,一起吃饭,一同分享危险,其中一些还一同战死。整个越战中,共有66名美国记者和工作人员遇害。他们在战场采访了美国士兵军官,发现不太乐观,经过四处采访和观察,他们发现积弊很多:西贡政府腐化,南越军队不堪一击,美军士气低落,而北越和越共游击队则运作灵活等。
  很快,他们发现大量事情被隐瞒和虚报,他们强烈抗争、据实报道。报道触怒了西贡和白宫当局,却为日后的驻越记者打开了一扇明窗,使大家不致被美越政府和军方的文宣策略所迷惑和欺骗,也使越南战争有了“人类有史以来报道最多的战争”之称。难以想象,在1960年代美苏冷战最激烈的时刻,这一小群年轻的记者居然敢于挑战世界霸主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但他们的确做到了,而且是在一个没有互联网,通讯缺乏的时代。从此之后,美国报纸和通讯社开始占据舆论中心,电视新闻也飞速发展起来。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后来的两次伊拉克战争,媒体都在其中担当了不可忽略的角色,甚至彻底改变了公众对战争的看法。
  多年后,一位作家就此写下$畅销书《曾经的一场战争》,书里总结道:这5个精力旺盛、热爱新闻、极力搜索消息的年轻人获得了6个普利策奖:1962年哈伯斯塔姆和马尔科姆?布朗分享普利策新闻奖,1964年布朗因拍摄越南佛教徒自焚照片再获普利策摄影奖,1965年郝斯特?法斯获普利策摄影奖,1966年阿内特获普利策国际报道奖,1968年埃迪?亚当(Eddie Adam)因一张在西贡街头拍摄的西贡警察头子枪毙越共嫌疑犯的照片也获得了普利策摄影奖。
  此外,当年专门跑五角大楼的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后来也因揭露美军在越南广义省美莱(My Lai)村报复性屠杀109名男女老幼之事而获1973年普利策奖。他们的越战系列报道引发了反战运动的高涨。保守右翼势力批评他们不爱国,夸大了越共的胜利。阿内特的报道最让白宫恼火,约翰逊总统本人要求美联社高层将他撤出越南,但遭到拒绝,随后下令FBI对他进行调查,以便能发现什么把柄。
  “我需要强调的是,我不是反对战争,也不反对美国人,更不支持越共。我只是一个报道对美国和整个世界都重要的事件的记者。我是一个历史的亲历者。我的报道没有违反任何规定。我不想掩盖真相――美国的这场战争正在恶化。”阿内特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最后,甚至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了。1968年新年,起决定性的战争“春季攻势”爆发,毁灭了美国的最后一丝期望。越共突袭了4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并袭击了西贡美国大使馆。约翰逊总统大为震惊,他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将不会参与年底的总统竞选。
  1968年,美国人选择理查德-尼克松做总统,表达了他们反对民主党总统约翰逊战争政策的态度。尼克松向美国人民承诺他有计划结束战争,但需要时间。1973年,在跟北越展开谈判后,所有美国军队撤离越南。
  “如此多的越战记者获得普利策奖,不是说大家都为获奖而奋斗,而是因为,记者和摄影师在讲述战场上真正发生的故事,但美国政府和军队却竭力撒谎。”阿内特说。正因为此,很多新闻历史学家说越战报道是美国新闻业黄金时期的一个重要部分。
  
  新闻就是草写历史
  多年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曾对媒体限制做过阐述:“只要宪法允许,媒体有权同政府的任何保密和欺骗行为作战。但是媒体不能指望宪法会保证它取得胜利。宪法本身不是一个信息自由法案,或者官方保密法案。换句话说,宪法建立了背景,但没有提供解决办法。”对此,阿内特笑道:“美国最高法院重申,媒体有权挑战政府的欺骗和保密行为。还有什么机会比战争中更具有这两种行为呢?”
  然而,“在我们的制度下,必须倚靠美国社会各种力量互相博弈”,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指明了美国政府和媒体之间博弈的规则,即媒体往往要借助在野党势力才能取胜。于是乎,在美国宪法下,总统有权将国家引入战争,并有特权在任期内使得战争延续――即使公众对这一计划失去信心。而媒体则尽力探查,争取将政府掩盖的信息传播出去,造成影响,逐渐将倾覆的权力天平扭转,最终通过白宫的轮替赋予反战呼声高涨的在野党以撤军的权力。这一39年前发生在美国的情形,2008年会否重演?
  在2006年12月出版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大卫?哈伯斯塔姆的文章报道了阿内特早年在越南战场的情况。这位写越战史、媒体史的历史传记作家,1965年在其著作《陷入困境》中首次使用“泥淖”(Quagmire,即困境)一词来形容美国卷入越战难以自拔,40年后媒体又再次痛批布什政府陷入伊战泥淖。
  “新闻就是在草写历史,”秉信“先是记者,后是美国人”的73岁的阿内特感慨,“身为记者,我却不能介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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