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职企业高管_陈云薇：怀孕女高管去职之后

　　“海外基金是如何通过曲线布局吞并中国企业的，他们在抢夺控制权时是如何无视中国法律的――这些真相都必须揭示出来。”陈云薇说。 　　 　　11月19日，上海气温骤降。怀有7个月身孕的日新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兼法人代表陈云薇在寒风中搬出了NIS(日新集团)为她在上海租借的寓所。继9月份被逐离公司，这是私人股本公司TPG(德州太平洋集团)人主日新后对她的另一次彻底“放逐”。
　　“单伟建(TPG亚洲区合伙人)说‘把那个大肚子的赶走’，我说不用你赶，我自己会走。”这个外表温婉妩媚的上海女子昂起了骄傲的颈脖。
　　她曾经是日本上市公司1.6万余名董事中唯一一位海外女性，因带领日本非银行金融公司NIS分别在日本东正一部及美国纽交所顺利上市，一度被誉为“日本财经界的神话”；2004年，她凭借50万美元一手创办了以从事融资租赁业务为主的中国子公司“日新租赁”，短短两三年就使其成为NIS最受股评家看重的业务，公司资本金更在第一轮融资前增至1亿美元。
　　如果说事业如日中天的陈云薇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想要一个孩子的夙愿一再让步于对事业的追求。“再等一等，公司一切上了轨道后，就可以考虑要孩子了。”她不止一次这么对自己说。
　　40岁这一年，日新租赁在她的推动下顺利完成了与TPG合作的第一次融资，她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但在这个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上，命运却跟她开了一个大玩笑――身怀六甲的创业功臣，成为了TPG入股日新租赁后清洗管理层的第一个“开刀”对象。
　　
　　意外联姻
　　
　　陈云薇说话时肢体语言很丰富，但她有个小习惯，每隔一两分钟，就会把双手轻轻放在隆起的小腹上，温柔地安抚着未出生的孩子。40岁是生育的危险期，然而随着腹中的骨肉一天天长大，她身边的麻烦事却越来越多，几乎没有多少时间静心休养。
　　8月份，TPG把刚刚被免去董事席位和总经理职务的她告上法院，称其霸占公司财物，要求她交出营业执照及公章，协助变更法人代表；9月，她被开除出日新租赁，并以武力禁止其踏进公司半步。
　　陈云薇的反击直接而迅速：一边整理TPG未经审批的海外公司布局材料上告商务部，一边申请劳动仲裁，指TPG无理解雇，要求恢复与日新租赁的劳动关系；同时，其状告工商局为TPG违规变更公司营业执照的案件也已进入司法程序。
　　这场与资本的联姻使陈云薇的事业与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说：“从来没想过会得到这样的结果。”然而，一切并非事出无因。
　　财经界有个生动的比喻：选私募基金投资人跟选对象一样，需要当作人生大事来考察。日新租赁与TPG的“联姻”却是闪电式的，既没有事前的充分了解，也没有足够长的感情培养期。直到2007年底和TPG签订协议时，陈云薇与单伟建仅认识了一个月。
　　
　　这是一个几乎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意外决定。
　　日新租赁原董事及COO汪涌在公司里一直是陈云薇的最佳拍档，但为了与TPG的合作，两人曾起过不止一次的激烈争执：“事情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是陈总的责任，她没有保护好我们。”
　　面对这样的指责，陈云薇轻轻点头：“是的，是我的责任，我是应该对他们感到内疚的。”
　　
　　矛盾个性
　　
　　俗语云“性格决定命运”，陈云薇的个性复杂而矛盾。
　　无论NIS的日本员工还是日新租赁的中国职员，都对这位女董事在业务上的精明干练，以及个性上的激越张扬、直来直往有着深刻印象。
　　在日本，她每年都凭借优秀的业绩表现，直接找上司要求越级加薪，不到几年就成为NIS里最高薪的部长，以致社长崎冈邦彦曾笑着对她说，你这种行事风格，如果在其他日本公司，早就被开除过5次以上了。
　　2004年7月，带着崎冈邦彦交给她的50万注册资本金回到中国，她带领日新租赁吃了第一只“螃蟹”，把国内中小企业当成公司的主要目标客户群，并因此而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在公司的大方向把握上，我很强硬。即使崎冈先生亲自提出从日本派人到上海来，我也直接挡回――看定了本土化这条路，我们就应该一直走下去。”
　　有股评家直言不讳，他们跟踪NIS，就是因为有陈云薇和中国的日新租赁。
　　然而，如果更深入地走进她的内心，却又会发现，这个游走于商界与金融界如鱼得水、行事风格泼辣干练的女高管，骨子里其实隐藏着一份上海女子的天真与浪漫情怀。
　　“人与人之间不是应该互相信任，然后才能更好地合作与交往吗?”交谈的间隙，陈云薇问了一句。与其说这是疑问，不如说是她在信念遭受打击后的心理重建。
　　让陈云薇在与TPG的谈判中一直落于下风的“弱点”，是她与NIS，与崎冈邦彦割舍不下的十多年深厚情谊。
　　
　　两难选择
　　
　　“如果不是2007年日本母公司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我们根本不会考虑与TPG合作。”陈云薇用淡淡的陈述口吻回顾事件，语气里并没有懊悔。在“情”与“利”的交锋中，她相信自己做的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006年，因为中国业务的一帆风顺，陈云薇有了赴香港上市的想法。2007年6月，在NIS支持下，日新租赁第一次向外融资扩股，并把合作对象锁定为美林、大和证券及雷曼三家。“当时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因为三家都想要50％甚至以上的股份，但我的底线是最多只卖5％。”那时还在与基金谈判中握有主动权的陈云薇没有想到，事态会马上急转直下。
　　2007年，日本金融厅出台了一条新法例，将日本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上限由29％下调至15％，并往回追溯10年，这就意味着前10年的所有客户都可以随时向金融公司追讨利率差额。行业一下子陷入混乱，本来正蓬勃发展的NIS也被一下子逼上了绝路。
　　“当时如果不增资扩股，母公司根本过不了12月。”面对这样的困境，崎冈邦彦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陈云薇，他希望日新租赁的融资计划能把母公司一起带进去，挽救日新集团。
　　然而，各大基金都不愿碰NIS的“烂摊子”――只有TPG例外。
　　不过，单伟建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
　　按照当时美林对日新租赁的评价，如果要占有日新租赁50％的股份，起码要出资2.73亿美元。而TPG提出出资2.88亿美元，要同时占有日新租赁50％股份及NIS42％股份，如此一来，TPG相当于直接加间接一共占有日新租赁70％的股份。
　　陈云薇很清楚，这是一份对日新租赁极为不平等的条约。抛开出资额不看，70％的压倒性占股，也完全超出了她当初“只卖5％”的心理底线。
　　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不融资，崎冈邦彦就过不了这个难关；答应TPG，无论对日新租赁，对这边的管理团队还是陈云薇个人，肯定都是不公平的。 　　
　　理性与情感
　　
　　一边是自己从无到有打拼出来的中国子公司和直接的个人利益，一边是有着知遇之情的老板和感情深厚的母公司，而陈云薇身兼两边职务的身份也使她更深陷左右为难的境地。
　　“当时是如何衡量母公司和子公司双方损益，才作出这个决定的?”听到这个问题时，陈云薇陷入了长达两分钟的沉默。最后，一直坐在对面的汪涌说：“当时她根本没有考虑过中国公司的利益。”
　　陈云薇有点尴尬，半晌才接口：“当时我只是想，即使牺牲中国公司的利益，也一定要救母公司……是的，我完全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
　　个性的特点决定，在面临这样的抉择时，情感始终在陈云薇的内心占据着上风。
　　“如果没有崎冈先生，我再能干也无法在日本做出这样的成绩。我进入NIS时才28岁，崎冈先生给了我很多机会，他让我在公司里做的事情都是没有人做过的。”可以说，崎冈之于陈云薇，既像伯乐之于千里马，又像是一个宽容又睿智的导师。
　　“在日本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他会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东方女性这么多机会，让我自己去挑战，这在其他公司里根本是不可想象的。抛开专务董事的职责不说，就凭这份感情，我能只顾着自己和日新租赁的利益，而眼睁睁看着母公司倒掉吗?”
　　为了说服中国公司的团队接受这一切，陈云薇做了一件至今仍有点愧疚的事情。她夸大了总部倒闭可能造成的后果，利用团队对她一贯以来的信任，获得了非常时期的支持。
　　而事实上，总部即使真的倒闭，对日新租赁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只有汪涌一直清楚这一切：“我提醒过她，资本是无情的，你重感情，但面对公司和自身的生死存亡时，老板却未必会顾及到你。可惜，这件事上她从来没有听过我的。”
　　现在看来，从陈云薇成功说服日新租赁管理团队，并与TPG签订了合作的排他性协议开始，她和崎冈邦彦就已经钻进了TPG的瓮中。
　　
　　“对赌”与谈判
　　
　　陈云薇记得很清楚，2007年10月，TPG对NIS的净值调查完成后，她和崎冈邦彦一起去到单伟建所住的东京半岛酒店时，单伟建劈头就说：我觉得这个交易还是不能做。
　　“排他性协议是最致命的，它使我们不能同时与其他基金接洽，净值调查一做完，时间被拖掉了，NIS已来不及再寻求其他融资途径。”陈云薇看着崎冈邦彦的脸变得铁青，她心知这场谈判中，对方已经占了压倒性的上风。
　　果然，单伟建拿出了一份此前从未提及的“对赌协议”：如果NIS的股价在3年内不超过2倍，5年内不超过3倍，或者退市的话，TPG就自动占有日新租赁100％的股份――签了它，融资才能继续进行下去。
　　很明显，从一开始，TPG的目的就是完全占有日新租赁。
　　此时，陈云薇个性中强势的一面重新占了上风，她当场与已经完全失去立场的崎冈邦彦急了起来。“我说，你一点股份都不留是不行的，你这就是把我卖了嘛!”最后，在陈云薇的激烈反对下，对赌协议中的100％股份被修订为90％。
　　而到了这个时候，她的个人力量其实已经不能再对事态发展作出任何影响了。
　　如果说选择与TPG合作，是感情与理智的交锋，在管理层权益保障问题上与汪涌的意见相左，则完全是陈云薇骨子里那份浪漫主义情怀在作祟。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信任才能真诚合作；另外我认为基金投资一家公司，主要是投入。股东都是想赚钱的，一个好的管理团队，他为什么不要?”
　　
　　清洗
　　
　　但事实上，TPG入主日新后，首先清洗的，就是对公司经营业绩起着最大作用的陈云薇和COO兼董事汪涌。
　　在日新租赁提交商务部审批的材料里显示，为了配合香港上市的步伐，NIS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公司，100％控股日新租赁，然后再由NIS100％控股香港公司。
　　TPG入股后，单伟建提出在原有的路径图上再增加两个环节，即在开曼和特拉华分别成立公司，由开曼公司100％控股香港公司，再由特拉华公司100％控股开曼公司，而TPG和NIS则各持有特拉华公司50％的股份。
　　7月10日，TPG在一天内召开了4个公司的董事会。首先由特拉华层面过半数席位的董事决议换掉开曼公司的全部董事；再由开曼层面换掉香港公司董事；最后以香港公司层面免除了日新租凭几个董事的身份，并罢免了陈云薇和汪涌在内所有高管的职务。
　　对于TPG罢免董事的程序是否合法，陈云薇与单伟建之间始终存在争论。
　　8月中旬，单伟建以香港公司的名义把陈云薇告上法院，要求变更法人代表；8月28日，TPG方面更直接在《文汇报》刊登“遗失营业执照”声明，到工商局办理了新的营业执照，并把法人代表变更为单伟建。
　　拿到新营业执照当天，单伟建以法人代表身份把5名高管全部开除出日新租赁。
　　“没有合法的赔偿，也没有兑现手上的期权，星期一就带了十几个纹身的保镖，占据了公司所有要紧出口，不许我们再进入公司，陈总怀孕他们也不顾忌!”汪涌，这个说话一直很温和的上海男人准得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但陈云薇依然很平静。为了保持孕期轻松的心境，即使诉说逆境的际遇，她始终是带着微笑的。比起语气中淡淡的无奈和不甘，让人印象更深的是她不做作的笑颜。
　　在一系列清洗管理层事件的过程中，陈云薇的不解大于愤怒：“我问单伟建为什么这么做，你如果不相信我们的能力，可以制定业绩指标，如果年底达不到，我自己走。他说不为什么，我就是要控制。”
　　
　　反击
　　
　　“当我彻底明白他的‘控制’是什么意思时，也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了。”双方价值观的背离以及资本的残酷本质使陈云薇终于舍却了那份浪漫遐想。
　　而一旦冷静下来的陈云薇，对TPG的反击也是迅速而有力的。她和汪涌迅速整理了TPG的海外公司布局资料，提交商务部，据称这些布局以及TPG占股日新租赁50％的股权变更都未经商务部审批。“现在商务部已经暂停了与日新租赁有关的各项审批工作，正在调查。”
　　“我们的正当权益可以通过走劳动仲裁及诉讼等法律程序去追讨，而向商务部举报及向媒体说出事实真相，是希望政府和更多的中国创业团队了解到，跟基金的合作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要轻易给自己戴上金手铐。”
　　听陈云薇说完她与TPG的恩怨经过后，记者曾致电单伟建希望求证细节的真相，但得到的只是TPG的公关公司发来的一份声明。声明称陈云薇等因违法贷款、侵吞公司财产而被开除，公司不需要负赔偿责任，而且还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陈云薇很开心地笑了起来：“这份声明我已经看到了，我哥哥担心我情绪受影响，还特意从国外打电话安慰。我说放心，单伟建一直都在调查我，我如果真做过这样的事而他们又有证据的话，公安机关早就把我抓起来了。”
　　自从选择把一切曝光在媒体面前，陈云薇每天都要面对更多新的问题，比如TPG对她个人刨根问底的调查，媒体不断的质询……很多朋友劝她，算了，自己去创业吧，没必要跟他们耗着，何况你还怀着孕呢。然而，此刻她的固执并不亚于当初坚持挽救母公司的一意孤行。
　　“海外基金是如何通过曲线布局吞并中国企业的，他们在抢夺控制权时是如何无视中国法律的――这些真相都必须揭示出来。”
　　在中国，与资本的较量中，职业经理人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在业内的声誉、潜规则、个人利益等因素制约着他们的行动。但陈云薇并不怕：“首先我不担心我的去向问题，已经有多家基金找我，希望我帮他们创办租赁公司。而对于个人利益，我与TPG讲得很清楚，光兑现我个人的期权是不行的，对全体创业团队都要一视同仁，否则我们法庭上见。现在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讨一个公道，谁也不能无视法律，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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