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战争十年祭|1999年科索沃战争打了几天

　　在塞尔维亚人眼中，图季曼才是真正的战犯，海牙法庭也曾下令调查他的谈话记录，不过为了“以克制塞”，始终没有对他动手。这对作为普世价值话语权重镇的海牙，无疑是一大讽刺，反映普世的定义，依然明显受制于民族主义。
　　今年3月24日是科索沃战争十周年。当年的当事人，今天都已淡出政坛，塞尔维亚政客和将军纷纷成为战犯，主战的克林顿和布莱尔早已卸任，那位广受争议的前南斯拉夫联邦总统米洛舍维奇(MilanMilosevic)，3年前更在海牙身亡。然而，这场战争却成了当代国际关系的里程碑，因为它开启了“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是故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回顾与前瞻。
　　
　　开启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
　　
　　所谓威斯特伐利亚时代(WestohalianEra)，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术语，指的是1618～1648年的30年战争后，欧洲各国开始确立的现代主权概念。冷战后，不少西方学者提出普世价值应凌驾主权，认为从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过时，布莱尔的战略顾问库帕(Robert Cooper)正是其中代表。根据库帕的理论，不能弘扬普世价值的国家、或不能成功转型为上述后现代性质国家者，即可能沦为“流氓国家”或“失败国家”，届时其他国家为捍卫普世价值，则应该干涉；至于什么是普世价值，科索沃战争反映得十分清楚：人权应高于主权。这里指的“人权”，主要是哲学家柏林(Isaiah Berlin)定义的“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也就是公民免予权利被整体侵蚀的自由；因此科索沃战争期间，塞尔维亚政权被妖魔化为极权。当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误炸”，虽说是“意外”，但也是证明主权有限论的副产品。上述理论基础，在1999年一度被称为“布莱尔主义”，对后世影响甚大。9?11后布什的反恐方略、先发制人理论，都是基于同一假设。北约得到上述新定位后，也找到冷战后继续存在的原因，避免了失去敌人的尴尬，乃至能够转守为攻。欧盟的共同防卫政策也借用上述理论为指导思想，作为不同国家也能整合立场的实验。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究竟米洛舍维奇等人是战犯、还是民族英雄，依然言人人殊，相关评论也应有尽有。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重温米洛舍维奇的死敌――已故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Franjo Tudjman)成为“国父”之路，和俄罗斯近年如何在高加索南奥塞梯等地区推演自己的“反科索沃模型”，来了解那位塞尔维亚强人何以死不瞑目。
　　
　　犹太屠杀的历史重构
　　
　　米洛舍维奇被指控为战犯的主要原因，是他参与巴尔干内战的种族灭绝决策；而这决策，则源自他信奉的“大塞尔维亚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图季曼信奉的“大克罗地亚主义”也不遑多让。共产党管治南斯拉夫期间，强调种族融和，它的缔造者铁托元帅就是克罗地亚人，也是二战期间整个巴尔干半岛最出色的军官之一。图季曼原来以铁托追随者自居，后来不满铁托的融和主张，认为克罗地亚利益会被塞尔维亚“和谐”掉、铁托是“克奸”，因此辗转被开除出党，变成异见分子，其所提倡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也就愈走极端。铁托虽然努力维持各族平等，但他死后，南斯拉夫还是迅速塞尔维亚化，图季曼自然进一步将塞尔维亚人宣传为克罗地亚人的天敌。
　　
　　这样的文宣，少不了重构历史的人为工程。事源希特勒在二战期间灭国无数，但也懂得挑拨国家内部矛盾，扶植亲德的民族主义者搞形式上的独立。他一手催生的新国家，最著名的有从捷克硬生生分离的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它们都在冷战后重新独立。当年克罗地亚人为了脱离塞尔维亚管治，决定和纳粹结盟，极右派权力大振，当权派是臭名昭彰的Ustase，他们自发执行对犹太人的屠杀，手法在云云纳粹卫星国中最为凶残，盟军估计有70万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遇害。在这样一个小国，该数字是极恐怖的。图季曼身为历史当事人，为了证明历史已经被塞尔维亚人扭曲，在1989年出版广受争议的著作《战争的恐怖》(The Honors of War)，书中考证出Ustase杀死的犹太人“只有”3万，又将犹太人和塞族人类比，叫人想起日本重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修正历史行为。西方舆论一时大哗，令他被评为“纳粹余孽”。近年欧洲有学者因为否定二战出现种族灭绝而被判入狱，尽管只是以学说角度作出推论；图季曼的作品正属于同一类型，虽然当时没有人把他投入大牢，但其立场之偏锋，一叶知秋。
　　
　　民族主义骑劫普世价值
　　
　　为了建构所谓“大克罗地亚”，图季曼在1991年领导克罗地亚独立后，除了宣传民族主义、继续制造对塞族人的仇恨，更对“大”这个概念加以弘扬。南斯拉夫原来有6个加盟共和国，理论上，每个都以一个民族为主，但这并非事实。波斯尼亚的多数族群原来就是塞族和克族，不过铁托的联邦政府不希望同一民族主导两个成员国，所以，才将信奉伊斯兰教的塞族人或克族人，变成一个“穆斯林族”，方法简单直接：由小楷“muslims”变成大楷“Muslims”，一个“民族”就这样建构而成。图季曼一直相信所谓穆斯林族，不过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克罗地亚人”，加上二次大战期间，希特勒也将波斯尼亚穆斯林统治区划入克罗地亚，令他更义正词严地参与波斯尼亚内战，希望光复历史的领土。这种以恢复领土为号召的民族主义，学名为“Irredentism”。推导起来，图季曼的“大克罗地亚梦”和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梦”异曲同工。
　　图季曼管治铁腕，对国内一应大小事务、包括国内足球队的领队名单也要干涉，但也算得上文武双全，不但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历史学者，他的军事思想更一度成为前南斯拉夫军官的学习素材。按当代标准，他的经典作《以战养战》(War agmnst War)，介乎教导游击战和恐怖战之间，几乎是国内大热作品《超限战》一类。他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结合了理论和实践，对敌方平民毫不留手，这已可算作恐怖主义行为。战争期间，米洛舍维奇固然大力支持塞族将领，涉嫌鼓励他们搞种族灭绝，但图季曼支持的将领(一说甚至是他本人)也曾亲自下令清洗塞族人，好维持“大克罗地亚”的纯正。图季曼对在波斯尼亚境内作战的克族将领同样不离不弃，对被列为战犯的同胞将军，保护得更胜米氏一筹。在塞尔维亚人眼中，图季曼才是真正的战犯，海牙法庭也曾下令调查他的谈话记录，不过为了“以克制塞”，始终没有对他动手。这对作为普世价值话语权重镇的海牙"无疑是一大讽刺，反映普世的定义，依然明显受制于民族主义。
　　1999年，图季曼在克罗地亚病逝，得享国葬，今天已经成为克罗地亚国父。7年后，米洛舍维奇死在监狱，身份是一名审判中的战犯，但在某些塞尔维亚人心中，他也是塞尔维亚国父。不久，塞尔维亚的最后盟友黑 山，也宣布彻底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去年科索沃亦终于单方面宣布独立，作为整场科索沃战争的终曲。对非西方阵营而言，这些与普世价值的弘扬更没有关系，其中的俄罗斯，终于在“后科索沃时代”作出了戏剧性反弹。
　　
　　俄版科索沃实验亦言普世价值
　　
　　俄罗斯的反弹，表面上简单直接，就是鼓励各国境内的亲俄分离主义者效法科索沃单方面独立，并牵头予以承认，以示抗衡西方。摩尔多瓦的德河沿岸共和国、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共和国、乃至东乌克兰地区，都是俄国有力催生的单方面独立反例；早前爆发战事的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共和国，更是个中典型。及至后来莫斯科正式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理据也是普世价值：俄国侨民在当地生活欠佳，因此要协助他们改善人权。然而，这里的“人权”，和科索沃战争期间西方定义的人权不尽相同，更多是强调柏林定义的“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也就是公民随心所欲改善生活的自由，因为这些侨民毕竟说不上受到所在国的制度歧视，也没有受到种族清洗威胁，更多只是希望改善生活条件。换句话说，就是俄罗斯真正的尺度是基于民族主义支援境外兄弟，使用的名目，却也是普世价值，而一般人也不会用心分辨两种自由概念的差异。
　　其实，俄国对南奥塞梯一类“半独立卫星国”的掌控，比西方对科索沃的影响更为严密：派军“协助”驻防、为不获国际承认的准国家提供俄国护照、安排福利制度予该“国”人民，都是莫斯科确保他们不会脱轨的手段。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人民，早已像俄国人一样生活，根本没有受所在国政府压逼。然而，俄罗斯并不希望他们得到真正的独立，只希望以之为附庸，作为制衡邻国的棋子；它们完全独立了，反而会给予借口，让西方的颜色革命可以渗透。同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也顶着境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建议，不急于将这些准国家并入俄罗斯联邦，以免挑动西方神经，而情愿以普世价值的名义作境外支援。上述种种，可说是俄国研制的反科索沃模型、或称“南梯革命”模型：目的是将俄罗斯联邦的真正版图和有效管治区域扩大到境外，并以这些境外单位作为影响地缘政治的杠杆；手法就是通过鼓吹地域主义领袖搞“革命”划江而治，来抵消西方以弘扬普世价值为名的颜色革命的效果；论据同样是弘扬普世价值，不过是俄国自己定义的普世价值。因此理论上，每个出现颜色革命的国家倒向西方后，或每个新科索沃出现后，俄国都可以照办煮碗，弄一个南奥塞梯出来。久而久之，说不定西方见颜色革命的经济成本原来也不低，就懒得搞了，似乎，这正是普京思考数年制衡西方普世价值话语的心得。
　　
　　中国华侨与后科索沃时代
　　
　　上述理论框架，对中国也有相当启示。西方教科书常说，全球化时代将迈向无国界、跨民族整合；不少第三世界学者则一直认为这只是西方的宣传，相信民族主义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将更加炽热。无论是耶非耶，现实是发达国家都面临人口萎缩的危机，都担心不能同化新移民；发展中国家则面对人口过分膨胀，都在寻找解决之道。假如“南梯革命”能不断被复制，中俄等大国都能成功建制自己的普世话语权，可以随心所欲地支持境外侨民，主权的绝对值同样可被修正，这自然成了西方的噩梦。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索沃战争后，主权修正的潘朵拉盒子已被打开，不少境外的中国威胁论者对数目庞大的境外华侨更不放心，担心他们会成为本国的第五纵队，害怕中国会以普世价值、积极自由之名驰援，这也是东南亚国家经常排华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的反例，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一个启示：在科索沃战争衍生的、主权被淡化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依然不可能真正地普世，依然不断被其他价值或利益计算修正。世上是否只有一种自由、一种民主、一种人权，依然是学术辩论热点问题，各国、各学派态度至今南辕北辙。要到什么时候，人类社会才有普世共识的价值，答案似乎依然可望而不司及。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国际关系研究计划主任)
　　
　　
　　尊贵、革新、梦想
　　
　　2009年1月20日，万众瞩目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奥巴马像许多位前任总统一样，乘坐由通用汽车为其量身打造的全新款凯迪拉克总统专车“美国一号”，行驶过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并向前来支持的美国民众挥手致意。这位以强调“变革”而闻名的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他的上任将标志着美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凯迪拉克非常荣幸能够再次为总统打造专车，为新任美国总统服务，”通用汽车负责凯迪拉克豪华车品牌业务的北美副总裁Mark Mc Nabb表示，“这也代表着一项美国光荣传统的延续，我们将用凯迪拉克一贯_卓越的设计理念和全新的先进技术来全力打造这款行驶在地面上的‘空军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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