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乐透游戏规则新_领跑新游戏规则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重建。中国在这场世界裂变中能否树立起新的游戏规则?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功能在2009年进一步得到强化，与美国消费力作为世界持续推动力的地位，二者正在进行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在低碳经济、产业大转移、贸易保护、国际金融新秩序等议题上，中国也在努力寻求当然位置。
　　
　　低碳潮流重塑世界
　　
　　在低碳经济成为一种全球时髦之时，碳减排背后的国际政治博弈丝毫未减少。引人注目的哥本哈根会议12月7日开幕，对全球气候变暖及各国的责任问题进行长达12天的争论。目前各界广泛预期，此次会议不太可能达成有约束力的法律协议，很可能只会达成一些替代性的政治性协议。
　　美国代表团日前要求欧洲的一些富国代表“另起炉灶”，?开《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框架，重新建立一个温室气体减排的新协议。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约翰森?博兴格说：“我们反对这个协议，也没有加入这个协议，因此不能按照它的规定来行事。一个新的协议应该被所有国家认可。”美国的这一态度，说白了就是要颠覆《京都议定书》，另起炉灶来搞一套。
　　在全球碳减排争议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征收碳税。美国众议院今年6月26日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政府今后对因拒绝减排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法国人则更进一步，法国参议院通过议案，从2010年1月1日起对法国的化石能源使用按照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付费17欧元的标准征税，平均每户法国家庭每年将分摊74欧元的碳税。
　　这些迹象显示的趋势是，未来碳税必将进入国际贸易领域。这些措施一旦实施，有可能在全球引发新的贸易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和产品出口形成打击。
　　对于这种趋势，国内不少专家学者普遍提出了批评。国内专家们一般认为，发达国家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通过“巧立名目”，试图达到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实际目的。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这种看法低估了发达国家推动碳税的实际决心和负面影响，从现在全球的碳排放形势来看，无论是继续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之下，还是在美国主导的新框架下，作为碳排放大国的中国都难逃硬性的减排责任。
　　对此，身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家的中国应该怎么办?11月26日，中国正式对外公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巧合的是前一日，美国白宫宣布，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2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的临时?目标。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做出表率，无疑鼓舞世界士气。诚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执行秘书长伊福，德布尔所言：“美国的中期减排承诺和中国在能源效率上的特定行动承诺，将开启达成哥本哈根全面协议的最后两扇大门。”
　　“中国已经不可能躲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了，而是会被单独挑出来给予重点关照。中国的应对办法是推出同样有力度的措施，比如也开征碳税，以此对国际压力进行对冲。”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周风起研究员表示中国推出碳税可能会使一部分中国企业感觉倒霉，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和钢铁煤炭行业。“与其让美国人征我们的碳关税，去补贴他们企业，不如我们自己先征碳税，所得的税收再补贴自己的企业，使空喊了十几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可以由会议内容转变成为现实的行动。”
　　
　　产业转移中的贸易保护
　　
　　低碳经济成为潮流的当下，世界格局的产业转移以及与此相伴的贸易保护也方兴未艾。
　　福特汽车年初发表声明，由于中国市场目前仍然在全球汽车市场一片哀鸿中保持难得的增长，福特汽车将会对愈发重要的中国市场输入更多的管理权限和职能――估计这是最后一块肥田沃土了。
　　通用、克莱斯勒也和福特现在差不多――将公司业务大部分转移到中国来。这意味着，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从制造业成本上说，中国将是全球最大最佳的汽车制造基地。福特的动作可能是刚刚开始，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将在今后缓慢展开。汽车产业国际大转移，不过是宏观经济的一个细胞微观切片，它反映出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全球生产力格局大转移并未结束，而正在往更深层次进行。金融危机不但没有让全球生产力布局调整过程结束，反而加快了这一进程。对于中国而言，此轮危机非但不是危险，反而是最大的机会。
　　这和1975年的日本经济如出一辙。在1973～1975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日本经济在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中国经济如今很可能重复当年日本经济的现象。
　　重化工业的国际大转移，将会让中国经济再上一台阶。这个过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将给中国经济以巨大的推动作用。金融危机加快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步伐，这是机会，但也是对中国政界工商业界的重大考验，如何将潜在机遇化为现实经济增长，将是中国人的重大课题。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隆国强研究员看来，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在进一步增加，这与?巴马受到的美国国内压力有关，不过，倘若美国继续围剿中国制造。那么势必造成中美贸易战进一步火上浇油。“而在全球经济复苏仍然脆弱的大背景下，两国政府领导人心中都非常清楚，再进行代价太大的博弈将是非常不明智的，中美大规模贸易战将会是两败俱伤。”
　　其实，本轮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的兴起是全球性的，美国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而中国成为这一轮贸易制裁的最大受伤者。保护主义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壮大，G20中有19个国家新增了贸易保护条款，对于政治家来说，空泛的口号同国内民众的压力相比较，一个只不过是国际声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国内选票，孰轻孰重不难判断。
　　对于美国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出口、限制进口，来减少经常项目逆差。“从长期来讲，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同容忍美元大幅贬值一样不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但对于视野不超过4年的政治家来说，实行或容忍贸易保护主义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隆国强分析，中期选举期间失业率上升产生的政治压力、实现经济增长和保持美元稳定两大政策目标的冲突，很可能诱使美国政府采取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中美在2009年战略经济会谈上达成的协议，实际上就是试图恢复到2008年之前“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旧有经济模式。 “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实际上掌握引发中美大规模贸易战的主导权。”
　　
　　金融新秩序再定中国角色
　　
　　回望2009，中国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趋势益发明显。
　　继北大教授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媒介称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调任央行副行长，继而可能被派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副总裁。一旦中国人进入IMF高管层，意味着在追求提高国际金融地位的道路上，中国又踏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毫无疑问，中国人在国际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及IMF，以及其他一些区域金融机构中的高层席位越来越多，是中国话语权不断提升的直接体现。
　　“仅仅靠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增加一两个高管席位，并不能在根本上改变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的弱势地位。在IMF、世界银行等金融类国际机构中，由于份额较低。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与自身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位明显不符。而且从短期内来看，中国在份额和投票权方面无望获得大幅提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IMF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和监督成员国国际收支状况的职能几乎荡然无存，只是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账户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而已。
　　随着世界经济环境、各国实力的不断变化，IMF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需要，改革早已成为这个机构的必需。而围绕着改革，则是各个成员国在IMF中义务、权利及地位不断博弈的一个过程。
　　7月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经济领域双方达成的四点重要共识中，有两点涉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构建：“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并且完善金融监管……双方同意在改革和加强国际金融机构方面进行合作，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这意味着，在全球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以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已提上世界诸大国议程的背景下，中国的主张已经得到了发达国家实质性关注。
　　9月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G20金融峰会，决定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3％的世行投票权和5％的IMF份额。10月5日世界银行与IMF年会发表的联合公报上，再次重申世行与IMF的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整。
　　郭田勇认为中国在参与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要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并非仅仅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或区域金融中心。”
　　诚然，以IMF改革为突破口来打破美元垄断地位，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不断变革必定是一个渐进而缓慢的过程。
　　
　　本轮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的兴起是全球性的，美国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而中国成为这一轮贸易制裁的最大受伤者。保护主义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壮大，G20中有19个国家新增了贸易保护条款，对于政治家来说，空泛的口号同国内民众的压力相比较，一个只不过是国际声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国内选票，孰轻孰重不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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