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夺得奥斯卡更让人兴奋 心动的信号奥斯卡

发布时间:2020-03-18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就乡村环保议题对谈杨紫烨、刘立灿      “刚收到消息,仇岗当地政府准备投入2亿元,治理工厂遗留下来的污染。请转告各环保朋友。”3月中,杨紫烨给我回复电邮。当时我在北京,正在主持《绿色领导力》培训最后一期工作坊,2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环保工作者济济一堂,学习交流,前晚才一起观看紫烨导演的《仇岗卫士》,并就水污染、民间NGO角色和行动讨论至夜深。
  紫烨2007年凭《颍州的孩子》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新作《仇岗卫士》以安徽仇岗村为例,探讨农村水污染的成因和出路,再次获提名参选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可惜铩羽而归。她却在电邮中兴奋地说,政府决心治理,“这是让我们感到自豪的一天,比夺得奥斯卡更让人兴奋!”
  关心农村水资源污染的人,还有30出头的刘立灿。他曾任职绿色和平水污染项目主任。过去两年,他自费跑了全国20多家“癌症村”,深入调查,研究各自的成因和类型,现正修订书稿,即将出版。
  在初夏的京城,卢思骋、杨紫烨、刘立灿就农村的水污染、癌症村、环保实践和NGO角色,进行了一场对谈。
  
  仇岗卫士张功利
  卢思骋:紫烨,你在2007年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为首个华人导演得此殊荣。在事业顶峰以后,你并未退下火线,反而拍制了《仇岗卫士》。是什么驱动力,继续推动您去关注环境污染这些弱势议题?
  杨紫烨: 我自己的制作公司,一直有制作公共卫生的栏目,而我对环保也有很大的兴趣。2007年,刚好有一个支持我们的华侨,他通过经纪人找到我,告诉我他想拍有关环保的题材。机缘巧合之下,我们认识了安徽民间环保组织绿满江淮,了解到仇岗村的污染情况,以及村民的实情。
  起初进村拍摄,我们还不知道故事会如何演化。后来老农民张功利慢慢出现,勇于代表村民出头争取权益。他关注了媒体很长时间,感觉可以利用媒体的力量,维护村民利益。还有NGO这个东西,也很有趣。最初,村民一点都不知道NGO的概念,你跟他说是民间非政府组织,他也不理解。后来张功利去了北京,参加全国的环保团体的交流活动。他还以为NGO是一个很大的、名叫“NGO”的什么组织,后来他慢慢明白,NGO是自发的、源自民间的社会组织,这个过程给了他很多帮助,给他很多关于环保的信息。
  卢思骋:《仇岗卫士》中有一个镜头,拍到张功利桌子上面放着许多环保NGO的资料,其中一份水污染和环境法手册,就是当年立灿参与编写的。片中,张功利逐渐成为主角,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在农村又具有普遍性吗?
  杨紫烨:张功利有文化水平,有空的时候就看环境保护和环境法的资料,所以也写很多有关的文章。
  刘立灿:那时,他写的文章发过给我,我帮他发表到公益时报,其中一篇叫《如何做环保维权》。
  杨紫烨:他很有意思,想做的事就经常找你。他很有决心的,跟其他人不同。
  刘立灿:他能从一般的村民中站出来,非常难得,一般村民不像他那么有想法、那么执著去做这些事情。
  杨紫烨:我感觉仇岗的成功,张功利是个关键。他还告诉我,化工厂本来想给一点钱解决这个问题,他坚持不要,说要钱就所有人都要有,他要他们的健康,村民的共同利益,为后代着想,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在这几点上,他都能够坚守,做得很好。
   村民困境:生计与生存
  卢思骋:昨天我们几个环保NGO的朋友,在一起讨论如何更有效地解决水污染问题,尤其是环境与健康之关系。大家都谈到生存跟生计的问题:一般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老百姓在喝那些不安全的水,甚至有些人得癌症去世,他肯定会很关注环境问题。事实不一定,很多时候老百姓更多关注的是生计的问题:污染会否使我的庄稼失收,会不会导致我的果树一粒不收。你们在一线接触中,受环境污染影响的老百姓,在生存和生计之间,最关心的是什么?如何能提高大家的环境意识?
  杨紫烨: 其实村民很简单,对他们来说,就是保护自己的村庄,保护家园。村庄作为一个家园,能够让他们生活下去,关键是干净的土地和空气。可是,有些人总是不管村民死活,唯利是图,甚至引致剧烈的冲突。要是有人卖了他们村的地,违法建厂污染,村民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凡夫蚁民,怎么样去改变权力部门的政策?所以透明度、信息畅达是很重要的。而且,村民没有太多的知识,年轻人都出去了,问题更加复杂。
  刘立灿:透明度确是问题。以我去过的江苏和浙江的两个村为例,当初工厂进来的时候,村民其实也担心工厂会否带来污染,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环境有认识了,当地政府就安抚村民,说这只是五金厂,只有噪音,结果却是一个镀金厂,电镀的,排放物是非常毒的。另外一个地方说是生产牙膏肥皂之类的小化工厂,结果是一个重化工厂。可见,就算村民有一点知识储备,但是假若收到的信息是完全错误的,也于事无补。村民会说,政府检测过了,达标的,政府说没有危害,而且他们合法,我们怎么办?大家也就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说法。
  就生计与生活而言,对村民来说,有污水进来,首先是对庄稼有影响。当他发现果树的产量不高了,首先关注的是经济的问题。工厂会出具检测报告,证明自己是合法的,达到国家标准的。政府会说那你得病,为什么有些人不得病,村民会说,那是啊,说的也对,那就赔庄稼算了。有关方面可能会说,工厂已经交了排污费,村民只是说希望排污费分点给我,他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
  然后有的村民,类似张功利这些的,比较有见识,见过世面,他会考虑到,除了庄稼这块,还要求你修复,修复很重要,很少村民能提出这一点。再进一步,也可提出要检查身体,先普查,如果有问题就要赔偿。村民其实应该被告知,他们的疾病是否由污染而引发,这不是他们要证明的,这个是反证的关系,是要工厂证明的。
  
   仇岗案例的反思空间
   卢思骋:1月时,片子还未入围奥斯卡,我们十几个环保圈子里的朋友私聚,放映了《仇岗卫士》,并请紫烨参与讨论,那天晚上大家讨论热烈,马上和自己的工作联系起来,跟影片对话。《仇》片很完整地把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地区所承受的环境压力、当中所牵扯到的各种利益群体,巨细无遗地呈现:当中有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致癌离世的人,不愿沉默的人,也看到村民之间的关系,替工厂出面的说客,当地政府、NGO和大学生志愿者。张功利到北京的时候,也看到了全国各地的环保人士,以至媒体人士。场景本身是目前农村环境污染的小缩影,所以大家很容易跟他发生对话。
  在这个典型性的基础上面,让大家反思深究的是,仇岗村却又是非典型的,最后张功利带着村民积极地合法合理地维权,才能够得到一个很正面的结果。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成功案例。在业内,平常工作里面接触更多的是没有争取成功的,或是没有开始争取的,或是争取遇到很多困难的,所以大家会觉得,在这个成功案例中,我们到底可以学到什么,如何才能够让那些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有更多机会可以得到补偿,可以去阻止污染继续发生。
  杨紫烨: 我陪着村民走过这几年。刚进村时,环保局做了很多工作,2007年也碰上公众参与的新条例实施,所以整个环境很好,激发了村民作出许多努力。自始至终,村民都很聪明,知道工厂污染是违法的,常常去跟环保局理论。我认为,如果没有村民努力去做,没有NGO给他们很多支持和信息的话,他们根本做不了。当时各种利益相搏,让我看到环境维权是非常复杂的。
  刘立灿:仇岗案例,在整体上确实不算主流,最后毕竟算是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搬掉了。如果单靠村民自己去做的话,可能很难,必须要有外来的媒体介入,或是其他方面的帮助,才比较容易成功。所以当中有很复杂的因素,我没办法确定说有几个因素存在,有时候虽然有多个因素同时存在,有能人在,有媒体介入,有NGO介入,到最后还是失败。所以,很难说这些条件都是充分条件,存在之后就能完成。只能说,媒体肯定有作用,外来提供的法律帮助也有作用,但作用多大我不知道,没法评判各个村庄会怎么样。
  卢思骋:《仇岗卫士》的时代性很强。片子是这样开幕的,最初有几个远镜头交待仇岗,然后近镜头就跟着几个志愿者入到村子里。志愿者进去,带来一些信息、法律知识和政府政策,然后村民开始被镜头拍下,听到他们的话。影片中段,基本上再没有NGO出现了。在仇岗,NGO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杨紫烨:我去仇岗时,最初有两个绿满江淮志愿者,非常年青,他们推动学校的环境教育,小学生就觉得,我们的水怎么那么糟糕,水都黑了,这些小孩的声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可是,绿满江淮的资金不够,所以他们培养的人最后都走了,没有做下去,可能是生活上的压力,也可能觉得这工作太辛苦了。当时,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损失。NGO应培养下一代,如何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时NGO给了很多环境信息和法律知识给村民,作为一个小NGO来讲,我觉得他们这3年里做的工作很不错。
  刘立灿:我到访的村庄,NGO介入非常少。类似张功利这样的农民,他们维护自身的权益,但很难奢望他们去关注另外一个省,另外一个村,他只有在本地才可能关注本地,他没有这个资源。但外来的帮助,譬如告诉他们,污染和得癌有没有关系不需要你自己证明,你只需要说我们这个村子有这个疾病,异常的高发,并且进行记录。另外,村民之间的经验交流,互相教育更有效,更真实。这些,都是NGO可以促成的。
  卢思骋: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提速,媒体近年报道过不少所谓“癌症村”,环保部近日亦指出从去年至今已有16起血铅事件,引起政府对重金属污染的重视,提出重金属的专项治理。不过,环境污染物在生态环境里面的积聚,不是马上就造成破坏,而是慢慢发生影响的。从“十二五”规划应该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到,政府对于环境问题,非常重视。但是过去粗放型的发展带来的一些污染问题,恐怕未来会陆陆续续浮现。现时媒体揭露的癌症村和血铅事件,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未来也许会面对更多。紫烨你说过社会纪录片的责任,不单是去记录。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你期望这个片子发挥什么作用?你希望3年、5年这个片子可以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杨紫烨:当初我只是想记录一件事。看到村民张功利的维权努力,以及仇岗比较成功的例子,我就想完整地记录下来。从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去看,希望可以启发更多人投身改善环境的行动。如果太悲观的话,好像没有结果,我想很多人都不想去做这种事。这些癌症村,我们没法一一解决,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培训,如果有更多像张功利这样的草根人物出来,不管男的女的,年轻的老的,那就可以解决一点问题,一点一滴地。我就是这样希望,希望3年之后,有更多人受影片鼓舞启发,关注环保。像你刚才说的,环保NGO工作者中有很多反应,热烈讨论,作为纪录片导演,作为一个媒体人,这是我最想起到的作用。我当然希望有改变,但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环保这个事太复杂了,环境保护是利益的博弈,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整个社会的问题,也跟个体的行为有关。
  卢思骋:您这些年跟踪、拍摄农村污染事件,对您个人带来了怎样的内心改变?
  杨紫烨:我感觉中国太复杂了,看起来事情似乎很简单,但原来都很复杂。不过,我还是抱有希望的,我不愿太悲观。如果很多人一起做的话,一定可以改变,但问题是想不想去做,有没有更多人去做,因为要牺牲自己的很多时间和精神,回报是什么?对我来讲,这个片子拿了提名,对我个人来讲是回报,但最大的回报是村民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有改变,但很多人不一定像我这样幸运,但我希望很多人都不要放弃参与环保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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