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猪牛的选择] 羊狗虎猪牛不同类

　　当巴菲特取代松下幸之助成为全民偶像,先前萦绕在企业家们心中的实业梦想,也都渐渐远去了。 　　 　　“未来,我可能从一个实业家转向一个资本家了。” 　　2010年11月初的一天,巨人集团董事长史玉柱在电波里信誓旦旦地说。他向到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解释,公司现有保健品、网游、金融投资三项业务,其中赚钱最多的还是金融投资,“比前两项加起来还多”。
　　这显然不是虚妄之语。在互联网上,新近流传着“投资如虎,地产似猪,而主营像牛”的说法,未具名的人士以此来解读愈演愈烈的“实业家变身资本家”现象,“相对于养牛的辛苦,他们都转向养虎、养猪。”
　　
　　“猪虎”诱惑
　　“养虎”何其易?翻看史玉柱的金融投资史,你就会发现,巨额的财富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打着滚儿翻倍增值的。
　　2001年,重新出发的史玉柱,凭借销售脑白金所带来的高额利润,不仅还掉了当年在珠海欠下的债务,而且公司账面还节余了将近5亿元的现金。为了控制自己在实业领域的多元化冲动,不重蹈当年覆辙,史玉柱想把这些钱用在金融投资领域。
　　投资国债吧,收益稳定,可是回报太慢;投资房地产,倒是大热,但却容易勾起“巨人大厦”给他带来的惨痛回忆;几经权衡之后,史玉柱最终决定,把钱投向商业模式清晰、盈利又相对匀速的银行股。
　　彼时,适逢他的多年好友、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遭遇债务危机。2002年,四通集团拥有的6000万股华夏银行股份被法院冻结,即将进入拍卖程序。关键时刻,史玉柱出钱帮段永基把债还了,并由此得到了第一笔华夏银行股份。
　　2003年,华夏银行筹备上市。在资格审查阶段,证监会指出,华夏银行第一大股东首钢总公司持股太高,必须转让出去一部分。史玉柱利用这一时机再次低价买入,以每股2.18元拿下8000万股。当年9月,华夏银行正式上市,其新股发行价定到了每股5.6元。
　　同一年,冯仑的万通实业也进入了上市筹备阶段。投行人士认为,万通主营房地产业务,参股银行会使公司看起来“不纯洁”,在资本市场上很难给出一个好的估价。作为好友的史玉柱再次“仗义疏财”,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冯仑手里的1.43亿股民生银行股份。
　　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出乎所有人预料。2007年,A股进入百年不遇的“黄金牛市”,一直持有两家银行股份的史玉柱上网一查,赫然发现,当初总投入仅3亿元买入的股票,市值竟然已经飙涨到了130亿元!
　　后来,在金融危机最惨烈的时段,史玉柱把手里的部分股票换成了现金。2008年第四季度,他分别减持民生银行股票2202万股、华夏银行股票800万股,合计套取现金1.47亿元。2009年第一季度,他又大笔抛售民生银行股票5.78亿股(之前民生银行曾对股东多次送股,史玉柱也有部分追加投资),套现额度高达28.46亿元。
　　同样从股票市场里收获丰厚的还有老牌企业家、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
　　2001年,他在步步高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移居美国,开始涉足股票投资领域。当时,正值全球性的股灾爆发和互联网泡沫破裂阶段,几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IT概念股危如累卵,尤其是网易和搜狐的股价,一度跌到了濒临摘牌边缘的1美元以下。
　　段永平通过一个偶然的机缘结识了丁磊,被他所描绘的网络游戏开发前景打动,一举动用两百万美元,买入网易股票200多万股。
　　两年后,网易股价一飞冲天,最高时一度升至每股70美元,段永平从中净赚逾1亿美元。
　　苏增福和黄鸣则选择了“养猪”。他们一个是苏泊尔压力锅的生产者,一个是皇明太阳能的制造商,如今却都不约而同地将半只脚迈进了地产领域。
　　2002年和2004年,苏泊尔集团先后在武汉、浙江等地成立房地产子公司。随后,浙江苏泊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浙江玉环、温岭、福建霞浦等地陆续开发楼盘。
　　坐落在山东德州郊外的新建楼盘蔚来城,承载着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的新梦想。它打着“节能环保示范小区”的招牌,于2009年8月推出了首期太阳能概念房,每平米卖到了6500元,是德州当地平均房价的三倍。
　　尽管黄鸣本人一再声称,盖房子的目的只是为了推广太阳能热水器,“在一个省或者一个城市所建楼盘不会超过一个”,苏泊尔集团对卖楼也始终三缄其口,但媒体和公众还都宁愿相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从中获利。
　　近几年,房价持续飙涨,各种财富排行榜上半数以上都是地产界的富豪,连不以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都在疯狂拿地、造楼。久而久之,人们形成了一个比较极端的印象,一牵涉到房地产,大家就都倾向于认为,那是暴利性的行业。
　　
　　难拉的“牛车”
　　不管股市和楼市是不是真像“印钞机”,做实业辛苦、来钱慢、利润率低,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2006年8月,苏增福的儿子苏显泽眼含泪花,在和法国SEB集团的框架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个由他父亲含辛茹苦12年打造的炊具品牌,从此转手他人。失去控股权后,苏显泽虽然还留在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但实际身份已经由原来的老板变成了打工仔。
　　这让很多人不解,“为何做得好好的,突然要把锅卖掉?而且对方还是外国企业?”
　　苏显泽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跟媒体轻飘飘地说,“重要的不是谁控股的问题,而是企业是否能做大做强,企业的长远稳健发展比企业由谁控股更重要。”
　　不过,很快就有媒体对此展开了调查。来自《证券市场周刊》的报道显示,苏泊尔集团自1994年成立时,就无意把自己定位成单一的炊具制造企业。农民出身的苏增福,带着他名校毕业的儿子苏显泽东奔西突,一点点建立起庞大的家族产业王国。
　　截至2006年,总资产30多亿元的苏泊尔集团,已经拥有炊具小家电、医药、海洋资源、房地产和贸易等5大产业链,拥有15家全资子公司和3家合资公司,当年销售收入比2005年增长了56%,达40亿元之多。
　　然而,辉煌成绩的背后却有着十分沉重的现实――考察5大产业链对集团的利润贡献,以炊具小家电为主营业务的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在2006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到50%,而与此同时,苏泊尔集团却取得了8117%的利润增长率。
　　其实,早在苏显泽之前,乐百氏的何伯权也将企业卖给了法国人。
　　何是乐百氏的创始人,2000年3月,他与法国达能签订合资协议,共同投资组建乐百氏(广东)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其控股权归达能,乐百氏集团负责生产经营,并享有乐百氏商标的拥有权。
　　一年多以后,双方的合作走到了尽头。2001年底,达能宣布全面接管乐百氏,何伯权与他的创业团队集体离职。多年辛苦创下的饮料基业,最终折算成了23.8亿元现金,被何伯权带走。
　　由合作到分手,这一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双方都不愿意透露详情。于是,当时的媒体只好把这件事渲染成“中国品牌创始人惨被外资逼走”,颇有几分慷慨悲壮的味道。
　　但2008年何伯权接受《创业家》杂志采访时,道出的实情却是:不管是卖出股权,还是最终出走,几乎都源自于他的主动选择。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乐百氏,既面临与娃哈哈的激烈竞争,又有两个乐百氏(广州乐百氏和中山乐百氏)的商标权之争,再加上保健品业务被叫停,何伯权越发感到力不从心。
　　“我做乐百氏,很难再走上另一个高峰了,继续和娃哈哈打又怎么样,只是第一、第二的区别。在一件事上,人不可能永远在自己最好的状态,在不同的阶段,要有不同的经历,要有第二人生,而且越早开始越好,那样你的学习能力更强,而不是凭经验去做事。”他说。
　　巧合的是,何伯权与苏显泽一样,从创业打天下到转手易主,都经历了12年的光阴。
　　UT斯达康公司创始人吴鹰,则演绎了另一类逃离实业的曲折故事。
　　1992年,在美国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吴鹰,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名叫斯达康网络系统的小公司。三年后,与美国Unitech公司合并,这就是后来在国内小灵通市场上显赫一时的UT斯达康。那时,吴鹰曾自豪地对记者说,要“实现实业报国的宏愿”。
　　然而,坚持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小灵通业务在中国市场的命运一波三折,它先是由转型期的中国电信重点推出,作为通信设备商的UT斯达康,依靠着这样的机会迅速成长,并于2000年3月登陆美国纳斯达克。
　　但仅仅3个月之后,信息产业部突然宣布暂停发展小灵通,再之后又含混地表示,小灵通是“固话的补充和延伸”,允许其开展相关业务。UT斯达康的股价随之上蹿下跳。
　　政策的不断变化使吴鹰感到后怕,他不得不思考公司的多元化及业务转型。后来,他逐渐把希望寄托在3G上,并不惜重金从贝尔实验室搜罗人才,在北京设立主攻3G技术的研发中心。
　　但政策又跟他开了一场玩笑。因为相关决策部门多方利益纠葛,预期的3G牌照迟迟不能下发,UT斯达康砸下的十几个亿也就听不见声响。2005年,裁员、亏损等负面消息开始不断困扰UT斯达康。为了先求生存再求发展,吴鹰再次转变战略,把赌注压在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上。
　　UT斯达康似乎很快就在IPTV上找到了出路,它同时获得了来自哈尔滨和上海的两个大单,眼看就能走出窘境。
　　这时候,厄运竟又一次降临了。IPTV也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缠斗,广电和电信两大系统争持不休,最终那边3G牌照都下发了,这边依然是看不见政策松动。
　　种种不顺,再加上与董事会存在意见分歧,2006年11月,吴鹰离开了UT斯达康。
　　
　　狂欢与泡沫
　　2003年,何伯权重新回到公众视野。2010年,吴鹰也回来了。他们都有了各自的全新身份,何伯权注册成立了广东今日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创投企业;吴鹰则加盟基金型风投企业和利创投,成为一名资深合伙人。
　　两人的工作略有相似,都需要从求资若渴的万千创业者中寻找真正有前景的项目,然后出钱帮他们发展壮大。以何伯权为例,近7年来,他手握23.8亿元出让乐百氏股权得来的资金,陆续投资了七天连锁酒店、九钻网、久久丫、诺亚财富、爱康国宾等十几个项目。如今,七天连锁酒店和诺亚财富已经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何伯权注入的资金开始呈几何倍的增长。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的统计,七天连锁酒店上市当日,占股35.3%的何伯权市值规模达到了1.67亿美元,与他最初投入的800万美元相比,大约膨胀了21倍。
　　实业优则投资,在当下的中国,几乎成了一种惯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割掉或削减曾经造就他们辉煌的实体产业,转而投进陌生却刺激的投资或房地产领域。
　　在温州,一项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调查报告显示,60%的被调查企业称,自己10%-30%的资金用于购买非厂房的不动产,原因是现在“实业不太好做”。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由于受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很多民营制造业转身成为资本游民。现在温州民间有8000亿资金到处流动。
　　那些耳熟能详的名牌企业,也不甘寂寞。
　　杉杉西服缔造者郑永刚,把集团25%的股份转让给了日本商社伊藤忠,未来发展重点集中到科技和新能源的投资上;另一服装品牌雅戈尔的创始人李如成,触角也在向更具挑战性的领域延伸,他一边用剩余资金炒作股票,一边在杭州、苏州、宁波等三个城市高价拿地,斩下一个又一个“地王”;奥康皮鞋总裁王振滔也没闲着,他先后在湖北黄冈、安徽全椒等中小城市投资兴建商业街,做起商铺租赁形式的地产生意……
　　巨额财富效应示范之下,又有谁能真正泰然自若?被很多时下的年轻人视为偶像的马云也坐不住了,在参股华谊兄弟小赚了一把之后,他开始呼朋引伴,召集更多的企业家一起玩大的。
　　2010年4月16日晚,北京银泰中心宴会厅高朋满座,马云、史玉柱、聚众传媒创始人虞峰、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新奥集团董事长王玉锁、银泰投资董事长沈国军、五星电器创始人汪建国、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九阳集团的王旭……正在铺张的不是什么企业家聚会,也不是明星云集的慈善夜宴,他们为了一项全新的生意而来――云峰基金,一只由马云和虞峰的名字组合而成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宣告诞生。它的运作模式跟今日投资类似,只是出资人由何伯权一个人扩展到了众多大牌企业家。
　　如此多的企业家赶场一样涌入风投领域,让一些专家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战略学副教授滕斌圣撰文指出,在欧美和日本,很少有正处壮年的实业家在事业巅峰期激流勇退,转向投资。“韦尔奇在GE,格罗夫在英特尔,乔布斯在苹果,都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即使IBM的郭士纳,也是在59岁退休后才进入私募投资,成为凯雷集团的董事长。”
　　财经作家吴晓波也在为苏泊尔卖掉压力锅而惋惜。“二十年,一代人,好不容易做到全球第四,一朝出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那个位置?”“看来中国人十年之内再也做不出一口好锅了。”
　　为什么中国的实业家更愿意中途变身为投资家呢?滕斌圣总结说,除了资本市场的回报远远大于实业经营之外,宏观环境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进民退等因素,也都使得民营企业家们对于长期从事实业信心不足,担心碰到“天花板”,因而缺乏做百年老店的愿望。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金碚对《中国周刊》记者分析说,中国是一种“渐进式改革,级差式发展”,政策有差别,行业扶持有差别,收益也有差别,而实业发展的环境需要各行业利润率基本平衡,没有暴利微利的级差,那样才能减少利益的寻租,否则就会导致“做实业的人不安心”。
　　2010年10月底出炉的一份“第三季度中国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退出综述”报告显示,从各交易所平均投资回报率分析,境内资本市场平均账面投资回报率达9.06倍,而境外市场平均账面投资回报率为4.24倍。
　　这也就不难理解业内的一个说法:在内地投资十个项目,搞掂三个就可以赚大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业内人士曾对《中国周刊》记者讲到一个极端的说法:“前些年哪些上市公司的股票具有投资价值?就是那些边缘地区的、长满荒草、到处生锈,只有一个老头看门的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最具有重组概念的炒作价值,在资本市场最有钱可套。”这很形象地说明,当实业空心化时,资本市场依然可以热火朝天。
　　吴晓波还提出一个观点,大众传媒过分渲染投资神话,也容易导致实业之心的冷却,“打开报纸网站,随处可见哪位投资家看中一家小公司,仅仅几年就得数十倍、成百倍回报的‘神话’,实业之心,不禁荡漾。”
　　或许被放大了的企业家投资故事真的会误导社会,普罗大众也不再安心于本职工作。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理财工具开始被运用,绿豆、大蒜、苹果、棉花、食用油,一波一波的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被拿来炒作,物价轮番上涨,整个社会激荡出数不尽的浮华泡沫。
　　
　　渐失的梦想
　　2007年7月,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做客财经访谈类节目《波士堂》,应主持人要求,他现场唱起那首上世纪90年代末传唱度颇广的广告歌:
　　“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一分一秒一路奔跑,烦恼一点也没有少;总有人像我辛苦走这遭,孤独与喝彩其实都需要,成败得失谁能预料,热血注定要燃烧;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
　　气氛一下子被带回了那个“以产业报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实业报国,是很多企业主的理想,其中不乏步步高这样的民企。而这几年,民企实业之心出现了冷却迹象。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有五座“大山”在制约着民营实体经济的发展,“出口外贸型企业得到国内融资的能力越来越小;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原本盈利就低的制造业不堪重负;政府实行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资金冻结在银行,企业融资难;地方政府限电限水厉害,导致一些企业只能一边生产一边停工。”
　　周德文认为,产业空心化“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候了,”他打了个比方,“实业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体质不健康了,抵抗力也越来越低了。”
　　回到《波士堂》的现场,有媒体嘉宾问段永平,“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听你说两个人,松下幸之助和巴菲特。现在从你的轨迹看,好像是从松下幸之助走向了巴菲特,中间这个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段永平的回答不太“给力”。他略显平淡地叙述说,那一年他和太太搬到美国居住,闲得无聊的时候翻书,无意中看到巴菲特的投资理论,觉得与做企业在本质上没有差异,于是开始做投资。
　　不知道同样曾是松下幸之助“信徒”的苏显泽有没有看到这期节目。同样的问题到他那里会有怎样的答案?
　　时光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还在浙江大学读生物工程的苏显泽,从图书馆里一下借回24本全套台湾版《松下幸之助全集》,虽然是竖版的繁体字,他读起来依然如饥似渴。
　　20年的光阴忽然过去,一切仿佛都是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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