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机制化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如何适应时代潮流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仓促登场并匆忙机制化，直接导因是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大衰退，深层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力量格局、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发展失衡仅为表象，上层建筑(全球治理架构)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是根本原因。G20机制化是二战后垒球治理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为重塑国际秩序提供契机，预示一个新时代正在提前降临。
　　
　　G20机制化是国际力量变迁使然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金砖四国)等新必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加速国际际力量格局演进，多极化趋势明显加快，重心向新兴大国转移，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和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四国”(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之间激烈碰撞并加剧重组。这种此消彼长态势加速力量格局变迁，推动国际关系调整。加剧国际体系转型。
　　“旧与新”力量消长的结果。毫无疑问，在当前世界经济中，发达经济存量依然大，但新兴经济增量上升快，力量消长向新兴国家倾斜。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累计增加10个百分点，由23.6％上升到33.6％，发达国家则由76.4％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产出的比重增加9.6个百分点，由40.4％上外到50％，发达国家由59.6％降到50％，出现南北平分秋色现象。另外，在国际贸易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增加13.8个百分点，2009年达到43.5％(2001年为29.7％)。新兴经济体占全球大宗商品消费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如，2002～2008年，其原油消费由45.8％增到2008年的51.8％；铝消费由42.8％增到59.2％；铜消费由49.3％增到61.7％。
　　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版图呈现“北降南升”态势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盘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发达经济体普遍需要改革金融体系，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需要改变。加强金融监管无疑将增加市场融资成本，短期影响生产率提高，降低财高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定，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边际效益下降将影响其经济潜在增长两个百分点。危机后，美国仍是世界经济主要引擎，但近中期几乎不可能回复到危机前发展水平。新兴市场在危机中表现好于预期，经济率先复苏，成为世界经济的“起搏器”。后危机时代，作为整体、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仍将遥遥领先于发达国家，中长期前景看好。IMF乐观预测，2010～2015年，世界经济将再现“2％～4％～6％～8锈”发展格局，即发达经济年均增长2％，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6％，中国经济则年均增长8％。据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将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起平坐的局面。
　　据IMF预测，后危机时代(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计算，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均会持续下滑，前者降至58.1％，后者降至41.9％，分别下降5.7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使按市场汇率计算，世界经济版图将呈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平分秋色的局面。
　　从主要经济体力量对比看，未来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量增位升，发达国家量减位降。IMF最新预测，到2015年“金砖四国”都将进入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依次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巴西、意大利和印度(2009年为美国、日本、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西班牙，俄罗斯因经济大衰退，由2008年的第8退回到第12位)。最近，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报告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为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德国、墨西哥、法国和英国。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届时新兴大国将占全球十大经济体的一半，发达国家仅美、日能进入前五。由此可见，未来20年国际力量格局将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
　　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架构必须调整，需要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力量格局变迁相一致。金融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深知，单靠西方自身力量已不可能战胜全球化环境下的金融经济危机后遗症，让渡部分话语权给新兴大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势在必行。结果是，G20领导人峰会应运而生，替代G8成为全球合作主要舞台，凸显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力量在管理世界中的重要性。
　　
　　G20机制化是全球失衡调整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经济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是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结果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结果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至今不能自拔。但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内，即G7机制内协调解决。然而，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依然是美国，但顺差方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居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峰会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国际合作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方面，新兴市场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成为对美国资本净流出国。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统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4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降到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其经常项目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到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09年3217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问题是，亚洲的经常项目顺差几乎将全部集中于中国。据IMF预测，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09年的2837亿美元(2008年为4261亿美元)猛增到2015年的7594亿美元。这一预测结 果有点危言耸听，是美国缘何拿人民币开刀，胁迫中国在G20多边机制内调整全球失衡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清楚，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合作，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得到解决，而单凭美国力量，同样无法降服中国“就范”。故此，美国意欲借中国希望扩大全球治理话语权之机，搭起G20这一平台，用东西方力量在多边合作机制内挟中国让步。
　　另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逐年增加。虽受危机影响，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预测，后危机时代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继续呈增长趋势，2010～2011年将分别增加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这些国家只能将外汇储备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危机前五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加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依然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会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不能自拔，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水平，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据OECD预测，2010年其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到7.6％，比危机前高出63个百分点。高赤字将使美国经济增长减缓0.9个百分点，欧元区与日本各降0.8个百分点另外，巨资救市使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猛增，成为后危机时代威胁经济平稳发展的巨大风险。据OECD估计，2011年其成员国的政府债务将超过GDP规模，比2007年高出30个百分点，平均达到100.7％。尤其是，目前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呈现结构性与长期化特征，高峰期尚未到来IMF预测，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高峰期将发生于2011～2018年，2023年只能降到80％，到2030年才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即回落到60％的警戒线以下。如果IMF上述预测正确，那么未来20年发达国家经济将持续受高债务威胁=前车之鉴是，拉美债务危机使其经济后来陷入“失去二十年”，至今阴影仍挥之不去。前苏东地区债务危机最终导致政经剧变，经济倒退20年。
　　关键是，美国陷入严重的债务泥潭，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E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然而，奥巴马政府则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几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以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在G20机制内才能实现的。
　　此外，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问题、恐怖活动、传染性疾病等，使全球治理已经难以离开BRICs等新兴大国的参与和合作。
　　
　　G20机制是国际体系平稳过渡的安排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首先，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手打乱西方发展论济学有关“中心一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t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核心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其次，瓦解着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第三，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里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核心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权地位，第四，认同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而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中国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中国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第五，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事实上，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推动国际体系变迁，加速二战后形成的西方体系解体，预示一个新时代将提前降临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未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　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当前G20机制化等于宣告。发展中国家开始揭去贴在其身上长达60余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行中的地位将以不可逆转之势渐渐迈向公平、公正、平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治理全球经济失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上都将起建设性作用。G20成为商讨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不仅标志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将在世界金融 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也预示着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权力中心转移。
　　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余年的“霸业”已经步入历史的终结阶段，虽然名义上并未解散，仍保留国际安全磋商等议题的职能，但很难想象一个既无专门峰会，又无中印等大国参与的对话，能对未来国际政治、军事、安全产生多大影响。从G8到G20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世界开始进入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时期。G20的作用是以金融秩序重建为出发点，但最终不会局限于经济金融，从世界多极化趋势及G20广泛的代表性看，这一平台的职能将会不断扩大，国际政治、军事、安全等议题势将会纳入其中。
　　当然，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中国在G20机制内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国际关系变迁的重要因素，也是迫使美国痛下决心，将G20提前替代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的直接原因。当前，全球治理中的任何问题(无论是传统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合作。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中心国家地位基本确立。危机前，中国与印度等积极参与G8和新兴大国的对话机制，但处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被动接受常态，与G7地位完全不平等，很难发挥影响性作用。金融危机将中国提前(至少五年)推人世界舞台中心，危机中中国作用举足轻重，尤其对制止全球衰退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国际合作空间明显拓宽，关键看中国能否充分有效利用这一切。
　　首先，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大。据IMF统计，危机前的2007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均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美国(分别达到18％和27％，美国则为8％和i5％)。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来自中国。初步统计，中国GDP增量为3890.4亿美元，美欧则分别下降1851.5亿美元和11183亿美元。这增与减使国际社会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将依然保持9％以上的增长，遥遥领先于美欧日(经济增长将徘徊于1.5％～2.5％)。
　　其次，GDP规模超越速度快。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经济持续30年快速发展，在世界经济近代史上实属罕见，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在世界经济中，中国地位不断上升。据IMF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将由2009年的8.6％(2000年为3.73％)增到12.2％。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与日本仅差841.6亿美元(分别为49847亿美元和50688亿美元)，2010年超日本已无悬念，将成为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虽然GDP规模不反映一国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水平，但对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很大。在大国经济中，中国后发优势依然存在，赶超速度之快超出预期。到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比重将由2009年34.4％增到55.4％(估计2025年前后，两国经济规模将不相上下)，将是日本和德国的1.53倍和2.68倍。中国在“金砖四国”中优势明显，GDP规模超过三国的总和(IMF统计，2009年占“金砖四国”的54.8％，2015年略降为54.6％)。在020经济中，中国所占比重持续上升。IMF预测，2009--2015年，G20经济规模占世界比重将由7，8％(2008年为85，4％)升到90.3％。而在020机制内，“金砖四国”所占比重上升快，将由17.6％升到23.4％，增量主要来自中国(占到80哟，而中国在G20的比重将由9.6％增到12.8％；美国则由28％降到24.7％，欧盟由32.3％降为26.37％，日本由10％降到8.4％。它意味着，未来020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地位持续上升，在全球治理中作用趋增，主要来自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等参与和合作。
　　中国起到联系东西方、G7与BRICs、发达经济与新兴经济之间磋商合作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从现行机制看，G20并非最佳平台，金融危机将其匆匆推上机制化进程，但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目前景尚不明朗。但对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G20机制应是过渡期的最佳选择，是中国借助其由世界大国顺利跃升为世界强国的理想平台。
　　回顾历史，今天的G20机制很像20世纪90年代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后者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组织，利用APEC这一“经济搭台外交唱戏”平台，中国恢复并稳定了中美关系，营造起相对和谐的周边环境，确立了地区大国地位、并借APEC这一桥梁，缩短融入世界的时间，顺利晋升为世界大同，亦给今天的和平发展铺平道路。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中国由世界大国跃升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期，期间难免对现行霸权构成威胁与挑战。加之，中国需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需要拥有一个可预见、较宽松、非对抗的外部环境，需要有一种令新的全球性制度安排，G20应该是现阶段较理想的机制，从可塑性、代表性、灵活性、宽松性等分析，在G20机制内，中国拓展空间大，回旋余地广，借助力量多，承受压力相对小。
　　此外，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均CDP仍较低。IMF统计，2009年中国人均CDP只相当于美国的7.9％、日本的9.3％和德国的9％，巴西的44.7％和俄罗斯的42.3％。笔者预计，即使2020～2022年中国GDP，规模可能与美国持平(虽然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但经济规模将持续膨胀，中等收入与世界强国的双重角色更加凸显，中国在G20机制内身份与作用非常特殊，主要起到联系东方与西方、G7与BRICs、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发展问题上，叶国应代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说话，捍卫其发展权利；在IMF等机构改革上，中国可为新兴市场争取更多话语权；在全球再平衡问题上，中国将承担更多责任等。只要运用得当，中国可同时赢得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支持，很可能借助G20机制这一平台，延长战略机遇期至2030年，以合作而非战争方式最终实现和平崛起。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且中国正处于跃飞阶段，又是国际力量格局地位飙升的后来者，可谓千载难逢。
　　
　　(责任编辑：李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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