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_忆我的父亲时传祥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采访了全国著名劳模时传祥之子、时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市残联副主席的时纯利，是他从一楼把我扶上了二楼。他的第一句话是：“咱们都在市残联主席团任职，是一家人。今天趁我有点儿空，咱们好好聊聊。”
　　
　　粪霸不相信我父亲回乡结婚
　　
　　我父亲是13岁那年从家乡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赵官镇乡大胡庄走着来到北平的。爷爷被地主打死了，姑姑给大户人家做了童养媳。为了不被饿死，父亲一路逃荒要饭，经过13天的长途跋涉，怀揣着7个糠饼子的他，来到了当时的北平城。本来想投靠一个老乡，可人家根本不愿意收留我的父亲。没办法，年仅13岁的他只能到处流浪、沿街乞讨。
　　后来我父亲碰上了好心的李大爷，李大爷也是个掏粪工，是他拉着我父亲干上了掏粪这一行。当时北平城时兴用独轮车推粪。李大爷掌着独轮车的车把，车前拴条绳子，我父亲在车前跑着拉套。就这么着，这一老一少搭着帮沿街掏粪、拉粪。
　　据我父亲回忆，那年他和粪霸请假，说要回老家结婚。粪霸根本看不起我父亲，说什么“你还想结婚？谁和你结婚？”粪霸根本不准假。直到年底，父亲借着拜年才回到家里。我母亲崔秀庭是按照我们家乡的习惯，抱着大公鸡嫁给我父亲的，取大吉大利的意思。去年10月26日，也就是刘少奇主席接见我父亲44周年这一天，纪实故事片《时传祥》对外公映。影片真实地记录了我父母结婚时的这一情景。
　　
　　刘少奇主席赠父亲一支英雄金笔
　　
　　1959年10月26日下午3点，建国以后的第一次群英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委员长朱德、总书记邓小平、市委书记、市长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群英会并亲切接见了与会代表。刘少奇主席走到我父亲跟前，一把抓住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亲切地说：“这是老时吧？”当时我父亲感到纳闷：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那么忙，怎么会一眼就认出我来了呢？是不是因为我剃了光头过于显眼？接着刘主席便和我父亲拉起了家常，问家里的生活怎么样？工作累不累？清洁工们的学习怎么样？刘主席拉着我父亲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老时呀！你当掏粪工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工作分工的不同，我们都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刘主席的这段话，当时对我父亲起了多么巨大的鼓舞作用呀！给了他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后来王光美老妈妈和我谈起刘主席对我父亲说的这段话时，也充满了无限感慨。她说：“这是少奇的心里话。”
　　刘主席又问起清洁工的学习情况，我父亲自豪地向刘主席汇报：“我这个班又进了新生力量，他们是中学生，如今咱们的掏粪工大部分都能读书看报了，只有我还差一点儿。”听了我父亲的话，少奇主席又语重心长地说：“老时呀！一个先进生产者，一个劳动模范，光好好工作还不行，还要努力学习文化。”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他自己使用过的那支英雄100号钢笔，赠送给我父亲并叮嘱他：“年底一定要给我写信。”父亲从少奇主席手中接过这件珍贵的礼物，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下来。如今这支英雄100号钢笔，已经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收藏了。馆里把几张这支钢笔的照片给了我的家人。
　　少奇主席在了解了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后认真地说：“咱们北京的环卫工作要实现机械化，让掏粪工人放下铁锹，放下扫把，放下粪桶，要用机构化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少奇主席的话，对我父亲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他除了照常努力工作外，每天晚上都在灯下认真地学习文化。到了年底，他果真一笔一划地给刘主席写了一封306字的信。后来我才从王光美老妈妈口中得知，刘主席在接到我父亲亲笔信的那天，高兴地对王妈妈说：“我今天有一件大喜事，老时给我来信啦！”接到一名掏粪工人的亲笔信，少奇主席像得到了宝贝似的一样高兴。
　　少奇主席接见我父亲时说那些话，以及他与我父亲握手的那张合影，不但对北京市的环卫工人，就是对全国的环卫工人，也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万里、崔月犁参加掏粪劳动
　　
　　到了1963年6月初，3号还是4号我记不太清了。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崔月犁两位负责同志，到我父亲所在的崇文区环卫三队时传祥班来参加义务劳动了。两位副市长轻装简从，公安、环卫、新闻单位等部门的人一个也没带，他们的初衷是通过参加义务劳动考察北京的市容市貌和环卫工作，通过参加义务劳动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本来彭真市长也要来参加劳动，但终因工作忙脱不开身而没能来成。两位领导来了以后，二话没说，抄起工具就干了起来，直干得满头大汗，两个多小时后才离开。万里同志认真地对我父亲说，我来给你当个徒弟。当别人问到他义务劳动这回事时，他自豪地对别人说：“我是时传祥的第一大徒弟。”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去看望万老时，他对我说，文革中有人说我到你父亲那里参加劳动后消了三天毒，用紫外线足足照了三天。哪有这么回事呀！我从你父亲那里干完活儿，直接回到了市委机关大院，洗了洗手就去食堂吃饭了。那天我一气吃了一个半馒头，吃得特别香。
　　万里和崔月犁两位副市长到时传祥班参加劳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时传祥班一下子热闹起来了。歌唱家、大学生、解放军官兵、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来了，连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的外宾都来了。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莘莘学子们也来了。西哈努克亲王的侄子尤马那拉王子一连来干了一个礼拜，刘主席的女儿刘亭亭也来了。今年春节，我去看望王光美老妈妈时，正赶上刘亭亭从美国回来。她又说起了参加劳动的事，她说：“时老弟呀！当年我上石伯伯那里参加劳动，连个后门都没走成。时伯伯那里的工作条件那么艰苦，可去的人真多呀！连外国人都特别多。我初来乍干，哪会背粪呀！后来我才知道，背着粪桶要走小碎步，上身要尽量平稳，可我当时哪儿懂得这些呀！步子迈得大了点儿，脖子里灌进了点儿尿汤子。王光美妈妈接过女儿的话茬说：“她一点儿也不娇气，劳动热情可高啦！回来后她只是拿手绢擦了擦，洗了洗就去吃饭了。”
　　王光美妈妈深有感触地说，那时的社会风气真好！年轻人同样也在追星，可他们追的星是掏粪工人、是劳动模范，那个时代，我们的青年崇尚劳动，公认劳动最光荣，劳动模范是每个公民心中最亮的星。
　　
　　大处着眼，凡事以身作则
　　
　　在我和父亲共同生活的岁月里，几件我亲身经历过的平凡小事，对我触动很大。现在讲出来，也正符合你给我出的那个题目：儿子心中和眼里的劳模父亲。
　　父亲要求我们是极为严格的。当时我们家就住花市，常去花市电影院看电影。我们家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可凡是有教育意义的片子，父亲总要让我们看，让我们去受受教育。有一次，又有一部好片子上映，父亲给了我们电影票钱，让我和姐姐一起去看。当时的电影票价是一毛钱一张。在去电影院的路上，我们俩用电影票钱买了小糖豆吃了。到了电影院门口，姐弟俩可犯了难。钱没了，没钱买电影票可怎么入场呀？当我们俩东遛遛、西逛逛，正感到犯难的时候，电影院的张阿姨看到了我们。因为父亲在这家电影院作过报告，他也带我们来过，早就和张阿姨认识了。张阿姨问明情况后，她自己掏钱给我们买了票。这件事也不知道怎么让父亲知道了，他狠狠地批评了我们，并让我们把票钱给张阿姨送去。
　　父亲是个大老粗，但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心却很细。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一张小方桌、几个小马扎。那时我和妹妹年龄还小，坐在小马扎上刚刚能够着桌面。小孩子不注意，有时不小心就把米粒掉在桌上。记得有一次，我和妹妹都把米粒掉在了桌上。父亲把我们掉在桌上的米粒拾起来，默默地放在嘴里，他什么也没说。毕竟我比妹妹大几岁，父亲拾起米粒放在嘴里的那个动作，无声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妹妹毕竟年龄还小，无声的教育对她还起不到作用。当妹妹后来又次把米粒掉在桌上时，父亲指了指掉在桌上的米粒，让她自己捡起来吃了，并给她讲起了要爱惜粮食的道理，讲了农民伯伯种粮食有多么不容易。父亲像讲故事一样告诉了妹妹许多道理。
　　住在花市上了年纪的那些邻居们，都能讲出许多我父亲为住户们排忧解难的故事。
　　那年因为一连下了好几天雨，住在花市下四条的王大爷家那个用碎砖头砌成的厕所倒了一面墙，墙倒后碎砖头又把厕所填满了。正当他急得团团转时，我父亲赶到了。父亲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就从便池里往外捞砖头，弄得满脸满身都是屎汤子，他一点儿也不在乎。砖头总算都捞出来了，父亲又用清水把这些砖头洗干净，再把倒塌的墙重新砌起来。王大爷说什么也要写信表扬他，他说的还是那句常挂在嘴边上的老话，有啥可谢的，这都是我们掏粪工人应该做的。
　　我父亲教育子女心细，工作起来心更细。每当他进院掏粪，看到居民们晾晒在院里的衣物时，总要先把这些衣物收集起来，生怕与他同去的年轻人粗心，工作中把人家的衣服弄脏。等年轻人干完活后，他再把衣物一件一件地晾晒好。
　　父亲与居民聊天时，总在不断地征求大家的意见。有的居民向他提出建议：掏粪能不能避开吃中饭的时间？他当即接受了这条建议，马上调整了他们班的工作时间表。他让班里的所有工人在吃中午饭的这段时间里集中清理胡同里的厕所。
　　在他们班分管的花市地区，在整个北京城，掏粪工人是居民们心中最尊贵的客人，父亲回忆说：居民们把我们当亲人，端茶送水，连小学生、初中生们都说，今天我们要好好学习、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要接掏粪工人叔叔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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