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发现权”之争】权学力 兵马俑

　　 　　两千多年前，这里发生过一场争夺战。战场上大量饮酒的秦军袒胸赤膊，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他们腋下夹着敌军士兵，腰间挂着敌军士兵的人头，还在追赶着另外一个敌军。秦军砍掉敌军士兵的首级越多，他们得到的官爵和钱财也越多。秦统一中国前135年，改革家商鞅规定：秦国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利益的驱使让秦军士兵奋勇杀敌，也让秦王嬴政最终统一六国。
　　2003年12月10日，这里又发生了另外一场争夺――兵马俑“发现权”之争。西安市临潼县3位农民持一份以9位农民名义起草的申请报告，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临潼县文化局和文物管理部门，要求确认他们拥有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权”。
　　
　　农民打井挖出陶俑
　　
　　1974年春天，干旱袭击了陕西省临潼县的西杨村，焦虑的村民希望地下水能够拯救他们枯萎的庄稼，西杨村生产队决定在村里挖一眼大井。村民杨志发、杨彦信、杨泉义等人将打井的地点选在村西南一片柿子园的东南角。
　　三月份的一个黄昏，干涸的土地上尘土飞扬，村民们的铁锨镐头轮番敲击着，但去掉表土之后的土地却丝毫不见松软，反而越挖越硬。当挖到三米多深的时候，井的西壁出现坚硬的红色土，有人认为这里可能有古窑。再往下挖五六米，挖出了一个似真人的陶土人头。村里有些老人以为这是“瓦盆爷”，就烧香磕头把它供起来。陶俑的胳膊和腿被孩子们拿着打闹，连柿子树上也挂上了陶俑的头，其他陶片则被摔得遍地都是。在挖井的过程中还挖出了不少东西：铜箭头、铜镞、弩机和秦砖。铜箭头等金属器物被当成废铜烂铁卖到了废品收购站，秦砖被村民们拿回家当枕头用。
　　挖井挖出东西的消息传到公社干部房树民那里，他闻讯赶到打井现场察看。他认为这些东西可能跟不远处的秦陵有关，就让村民停止打井，并向有关领导和县文化馆报告。
　　十三朝古都的西安拥有古老的历史和文化，一些珍贵、有历史意义的古代物品也随之流传至今。早在汉代这里就曾经挖出过一些陶俑、砖、铜箭头等物件，今天村民们挖出这些东西来也没觉得是什么新鲜事，它们的价值迟迟没有被发现。在这个三月的黄昏，这些陶俑、秦砖、铜箭头的历史价值，被一个人真正地发现了。岁月的尘土埋不住满载的历史，闻名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由此向世人展现。
　　
　　赵康民的重要发现
　　
　　在临潼文化馆工作的赵康民得到这个信息后，马上赶到现场。现场的狼藉让他心痛，“到处都是陶片，有的村民把陶俑的头安到草人头上，放到麦地里吓唬麻雀。有一个跪俑被村民搬到山上当神供奉，其他的被挖井村民砸碎了”。赵康民让村里妇女帮忙，把陶片收集到一起。打井挖出来的土，也仔细地用筛子筛一遍，以防漏掉细小的物件。
　　“我捡了两架子车陶片，叫村民给我送到文化馆，还给了村民30元钱。然后我又到废品收购站把铜箭头、弩机收回来。”在这个过程中，赵康民隐隐感觉到这会是“秦始皇武士俑”。“秦始皇武士俑”是赵康民给这几个陶俑最早的命名，但是他还不能最终确定。“拉回来后，我就连夜开始修复。真是激动，越修复越激动。我用胶水把破碎的残片一点一点连接起来。”修复后的陶俑让赵康民有些吃惊，“因为陶俑特别高大，有1.80米高，这是很罕见的。以前发现的跪俑都不很大，也不高。”“陶俑身上穿着铠甲，我就想到历史上秦始皇武力统一了中国，再加上发现的这些弩机和铜箭头，我就敢断定这是‘秦始皇武士俑’了。”当初的推断让他兴奋不已，以至于今天他谈起这一发现经过的时候，眼睛里依然流露着兴奋的光彩。“那些天，每天跟过年一样让人高兴，吃饭睡觉都不正常，脑子里全是武士俑”，“我后来又到现场小范围地发掘了几次，我知道应该还有东西没有发掘出来。但因为当时正是麦收的季节，就停了下来”。直到5月底，一个记者的出现，才让兵马俑被世人所知。
　　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回到故乡临潼探亲休假，他的夫人正好在县文化馆工作。他到文化馆玩的时候发现了正在修复中的陶俑和陶片。在此生活过多年的蔺安稳了解这里，他知道这里不断出土一些文物，但这么大的陶俑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好奇心驱使他详细询问了正在修复陶俑的赵康民。赵康民把自己推断的结果告诉了蔺安稳。结束休假后，蔺安稳回到北京写了一份名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的内参，在1974年6月27日的《情况汇编》上刊发。这篇文章引起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其他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此作了批示：让国家文物部门和陕西文物部门联合成立考古队，进入现场考古发掘。
　　
　　由此一个庞大的军团发现了，临潼也成为家喻户晓之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立起来了，游人们纷至沓来。但兵马俑“发现权”的争执也由此展开。
　　
　　“发现权”的两次争执
　　
　　世界各地的游人纷纷踏上了这块土地，这里开始沸腾了。这块曾经干涸得让人焦虑的土地，一下变成了永不枯竭的财富宝矿。
　　很多村民开始开办商店，经营的内容大多与兵马俑有关。有的商店为了让生意火起来，就请来当年打井的农民，以兵马俑“发现第一人”的身份为游客签名。从1995年6月开始，杨志发开始在兵马俑博物馆的友谊商店签名售书，每月可得到几百元的收入。尔后，杨新满、杨彦信和文化馆的赵康民都加入了这一行列，签名售书。据说，在2000年前后，共有6人在不同场合以“秦俑发现人”、“秦俑鉴定人”等身份加入签名销售活动中。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继续蔓延，临潼县文化局让这几个人书面申报自己为秦俑发现人的理由。杨志发、杨新满、杨泉义拿出了1985年1月1日由县博物馆发给的“打井发现秦武士俑”荣誉证书，赵康民也出具了相关材料，证明自己是秦俑“发现第一人”。
　　此次认定的结果是不了了之，原因是“无此前例”，也没有法律方面的相关规定。而再一次引发“发现权”争执的却是65元一张的兵马俑参观门票。
　　兵马俑博物馆的门票65元一张！杨新满等几位村民有些不满，“因为进去一次就要掏65元，农村人不富裕，看看还要掏这么多钱”。这种不满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兵马俑博物馆建馆和扩建的时候，他们中有人两次搬家让地，谁也没有计较什么。而今建起来的博物馆他们却还要花钱才能进去参观，这让他们有些不高兴。这些事情在客观上促发了他们的“发现权”申请举动。2003年12月10日上午，杨新满、杨培彦、杨泉义3人代表9名“发现人”将《关于“秦兵马俑发现人”资格认证的申请报告》递交给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要求该馆颁发证书，确认他们的“发现权”，并要求该馆一号坑介绍文字中“当地农民打井发现”中的“农民”，要全部写出他们的姓名。这一次，赵康民没有参加。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参加，他说：“我不想这样去做，争来争去的没有什么意思。我还是想静下来，好好做做研究工作。”
　　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原馆长袁仲一介绍，这样的事情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要想确认很困难，只能按照文物保护法妥善处理一下。
　　
　　“发现权”争的是什么
　　
　　2005年1月的一天，记者去博物馆友谊商店采访杨志发，中外游客把他围了个严严实实，生意火得不得了。杨志发叼着铜锅长杆烟袋，烟袋荷包拴在烟杆上左右晃动，带着老花镜，挥动着粗水笔，往一本精美的兵马俑画册上写自己的名字。这本书售价150元人民币。他身后的墙上，是原美国总统克林顿参观兵马俑时跟他握手的合影大照片。照片下面，商店的工作人员在招呼着游客买书。
　　在杨志发的旁边立着一块铜牌子，上书“不接受记者采访，不拍照”等内容。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跟他聊聊，就去跟他打招呼。他听明我的来意后说：“我是个农民，什么也不知道……”我举起相机想拍下他签名现场的热闹场面，他腾地站起来用手挡镜头。因为激动，他的手碰倒了茶杯，水洒了一桌子。他一边擦桌子上的水，一边用陕西话嘟囔着什么，情绪十分不满。
　　我在中国新闻社跟副社长蔺安稳聊起过兵马俑“发现权”的争执。他这样认为：“发现是一种高智商的劳动，要有知识做基础。它是通过智力，通过创造性劳动得来的，属于‘知识产权’。”“打井农民认识不到用泥巴烧制而成的瓦人碎片是宝贝。赵康民则不同，他把收集到的破碎瓦片经过拼对、修复，恢复了秦俑的原貌。这一创造性、保护性的劳动，是通过他的智力活动完成的。”
　　“秦始皇陵周围地区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翻身得靠共产党，致富得靠秦始皇’。据报道说杨志发有一个专门做宣传兵马俑书籍生意的亲戚，但他的书卖得并不好。后来他找到杨志发，并私刻一方‘世界第八大奇迹发现人’的印章，让杨志发专为顾客签名加章售书。”“既然杨志发沾了秦始皇的光，名利双收，那别人为什么就不能呢？因此，30年前原本没有的‘发现权’问题，在30年后成了大问题。”
　　“争‘发现权’的人说‘并非是为了金钱，只是为了名分。’那么，如果只是为了‘名分’，为何不在30年前争，而要等到30年后的今天呢？”“谁都明白，在30年前‘名分’是赚不来钱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不允许争什么‘名分’。今天情况不同了，‘名分’是可以争的，争到了‘名分’就是争到了金钱。‘致富得靠秦始皇’这句话告诉我们，为了致富，才争这个‘名分’。”
　　2003年12月15日，杨新满等人向陕西省文物局递交申请报告时称：“在秦俑馆、临潼文化局、省文物局均不予正式答复的情况下，我们会考虑通过诉讼维权。”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申请没有得到回应，他们也没有再提起诉讼。
　　就在这几位村民争“发现权”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陕西境内的宝鸡市又有一次文物重大发现。它们的发现与兵马俑的发现有相同之处：发现文物的也是几位村民；也是挖土挖出来的；文物件数也较多；价值同样巨大。但宝鸡村民的做法却与西安临潼村民的做法完全不同。
　　――欲知详情，请阅读《黑洞里的西周“大货”》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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