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胤,聆听80年前的都市摩登】 摩登都市

　　我们都已经有了一种危机感,一种因不断重复高调而缺乏支撑的上海摩登话语带来的审美疲劳……而《良友》的回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接触点,邀请我们静静地聆听历史的声音,也许通往历史的大门会因此而为我们开启,而对历史的把握必定会转变和重塑我们对当下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想象。
　　
　　隔着玻璃窗看那五光十色,灵魂只在暗夜流动,一个不夜城,也是一个神秘而又绚烂的时代。上海,1935年3月8日,女星阮玲玉留下遗书,服安眠药自尽,时年25岁。一本画报刊物以《一个女人的一生》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初看,决不知与阮玲玉之死有何相干,一个木偶,一双高跟鞋,一个小婴儿,一面破碎的镜子,串起一个女人的一生,代表着她孩童、少女、少妇、姻缘梦破时期,简洁却寓意丰富地解说文字,没用一张阮玲玉的靓照,却道出了一代艳星短暂苦涩的人生,嘲弄时代女性的宿命安排,灰色而幽默。
　　同样是1935年,作家沈从文在发表《论穆时英》时写道,“‘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裙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酒味,香水味……’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这样的文字如果前面配上明星照片,后边缀有‘恋爱秘密’译文,中有插图,就可说是目前那些刊物中标准优秀作品”。
　　最后那句话,沈从文是顺道嘲讽这本时髦刊物。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管你觉得它高雅还是低俗,它的确是上至精英下至平民热议的刊物。这就是《良友》画报,上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社会心路历程的记录。
　　
　　《良友》回归
　　2010年6月25日,良友回归主题展在上海开幕。展览以“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生活在中国”为题,主要围绕摩登话语展开,展现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的都市空间和时尚风潮。前文提及的《一个女人的一生》阮玲玉之死报道,就摘自当年《良友》画报的报道版式,也在本次展览中有呈现。
　　与其他老上海展的区别之处在于,这次主题展的所有图片展品、版式的一笔一线全出自当年的《良友》画报,“呈现当年的选材和编排工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老报人的匠心独运,编辑们都非常动脑子,现今很多时尚类杂志都沿用着当年的编排工艺”。展览所在地良友生活记忆馆的负责人陈纲介绍。
　　2003年,在香港“漂泊”多年的良友图书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办事处选址落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苏州河畔四行仓库,即良友生活记忆馆。按设计师的构想,是把它复原成当年的《良友》编辑部,展示民国时期海派文化和生活,“《良友》创办于上海,也要回归到上海,因为这是一本属于华人的刊物,在大陆这片广博的土地上才有真正的活力。”
　　良友回归最大的举措莫过于2008年1月《良友》合订本(1926-1945)的出版发行。“看似简单,但从修复图片到赋予精美的装祯设计,从构建数据库到形成专业索引软件,直到校对监印和出版,每一环节、每一细小的过程都凝聚着严谨、智慧和热忱”,因“良友”两字已被注册,这套合订本只能以港版的方式引进,才能保留良友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名号。
　　2008年全国书博会上,这一合订本出尽风头,不单是因这份画报当年的地位与荣耀,也因限量500套售价3.6万元一套的天价惊诧众人。这样的高价,一般消费者听了恐怕只能望“书”兴叹。陈纲表示,《良友》合订本主要面对的客户并不是普通消费者,而是公共图书馆、院校图书馆、研究对象为近代史、文学史、社会文化史和美术史的研究机构及其他收藏爱好者。“正如我们这次办的展览,不可能像美术馆一样门庭若市,只是小众的喜爱。对《良友》,多数人还是淡忘的。”
　　“我们依然是人人的良友”
　　良友回归源于一位从商20年的商人。上世纪末的一次偶然机会,王胤结识良友杂志社社长伍福强,《良友》画报半个多世纪辉煌的历史和伍家执着的办刊经历,让在商场打拼了20多年的王胤十分感慨:“不管走到哪个国家,‘唐人街’这三个字都代表了当地最落后的地区。我们应当在经济发展之外多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生活方式。中国有文明史,但如果到现在还只是抱着文明史不放,我们就必定要落后了。”
　　在王胤看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生活方式在影响中国发展。《良友》从创刊至今,一直代表着一种现代精神,对外展示中国的文化形象,对内启迪民众的生活方式。
　　《良友》第102期《二十四小时之生活》的图片描述是这样的:早起锻炼洗漱,然后是可口的早餐,浏览晨报上的最新消息,带上礼帽坐出租车上班,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简单的午餐,午休,下午继续公务,下班后去公园与朋友散步聊天,回家或在饭店享受晚餐,临睡一定要阅读书籍。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市民的日常生活程序图景,《良友画报》的描述既是对比例不断上升的中层人群的生活写实,也是为更多急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基层民众展现的理想范式。
　　在王胤的头脑里,现代《良友》也应该承担这个使命,为现代人提供一个更为现代的生活范本。2000年,王胤从伍福强手里正式接管香港良友传媒集团。
　　“介绍实际智识,推进社会文化”是《良友》画报创办人伍联德在第100期第一页的开篇词。2005年接管者王胤在香港发起成立了敦煌文化弘扬基金会,2006年发起良友文化基金会。
　　“在信息时代我们要用更多元的方法来继承《良友》的理念,完成记录历史,传承文明”。基金会不仅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敦煌文化的研究,支持敦煌在职讲解员的学习和敦煌数字影像档案的建立;还在2007年推出了多媒体舞台剧《敦煌》,引起一阵敦煌热;并全力支持承接了央视热播的大型高清纪录片《敦煌》的制作。“我们依然要做人人的良友”。
　　
　　“介绍实际智识,推进社会文化”
　　1936年11月,美国的《生活》杂志创刊。他们吹嘘说,“1936年以前……从来没有过一本大型的、以图片为主的、大众化而又便宜的刊物。”《生活》的出版人若不是坐井观天,便是缺乏调查研究。事实上,早在他们自以为是大型综合性画报的始创者的前10年,即1926年,在太平洋的彼岸,已经有一本这样性质的大型画报出现,这就是《良友》。
　　为《良友》传统奠定最重要基石的两位创始人伍联德和梁得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美术的热爱,并各自进行自修,不约而同,他们俩都翻译过西洋美术史的书籍,一本名为《新绘学》,一本为《西洋美术大纲》。以透视法为代表的西方美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其实是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先锋艺术的“美术”和同样从西方来的摄影产生了意义的融合,并同时出现在一个涉及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时事的画刊上。这种观看之道是启蒙主义的,当然,也是现代性的。
　　伍联德创办《良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改变外国出版物中异国探险者所表现的积弱积贫的中国形象――那些小脚女人和吸鸦片的长辫子男人。因此,美术、科学、体育、妇女等构成了一个现代启蒙的价值体系。对外,它要从正面的意义展示一个全方位的现代中国;对内,它要以此启迪民众。1930年,良友出版了由伍联德负责的《中国大观》,从16个方面介绍中国的情况,发刊辞说得很明白:“欲改变外人之观念,促进国民之努力,首次将国内实情广为宣扬。宣扬之道,文字之功固大,图画之效尤伟。盖文字艰深,难以索解;图画显明,易于认识故也。”
　　在《中国大观》出版之后,1932年伍联德酝酿全国摄影团做全国性的摄影采访,这是中国新闻和摄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对此,蔡元培和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国学馆长的叶恭绰都报以极大的关注,叶说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天下不认识别人的很多,不认识自己的似乎很少……世界上只有我国,是一种特别情形,就是立国4000年,究竟我们的国土有多大,人民数目有多少,我们始终说不出……以为一切可以不闻不问。……结果黑龙江东的地图一画错,就失去了几千里的领土;自己说台湾生番我们不管,日本就派兵去管……”以此摄影以及《良友》所做的一切是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的。
　　旅行摄影团由《良友》总编梁得所亲率,路线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诸省,历经艰辛困苦。摄影团在张家口采访冯玉祥将军时,曾涉及刊物和真相的关系。梁问冯如何解救人民的痛苦,冯将军希望杂志多发表老百姓的穷苦状态的真相,因为都市阔人都不懂。梁回答道:“过去天灾人祸的图片发表不少。我觉得同时要注重中国的希望。当外侮迫人的时候,我们人民当保持一点有自信的勇气。我不主张消极地发表平民的牛马生活。”这个宣称并不是梁的个人观点,而是整个《良友》杂志创办的动机。
　　梁在文章中说:“人们只望以往的内战成为将来御侮的练习。而革命领袖们历次失败的经验,可促成政治的成就。因为我们老百姓需要政治。政治两个字的意义就是‘料理大众的事’,如果大多数百姓的幸福未被料理,岂独政治不良,简直就未有政治。”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轻易不答应刊登照片的鲁迅也破例出现在《良友》画刊上,他目光桀骜地坐在书房中。而女作家丁玲也是《良友》一再关注的重要人物,在她被国民党监禁时,《良友》率先报道并刊登其手稿和照片。在马国亮担任主编期间,《良友》积极介入抗日活动,都是这一理念的延伸。
　　
　　记录20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
　　引起争议最多的是《良友》大胆用电影新星图片上封面。当时,电影这种新型娱乐项目刚被上海大众接受,大家都在关注新影片的相关消息,伍联德更多是利用中国新女性的风姿,教育大众女性摆脱旧俗桎梏。封面女性的选择也多以健康向上的形象为主。从1934年第99期《良友》举办的一次关于标准女性的评选活动,可看出其用意。
　　入选者的形象集中在一幅名为《标准女性》的招贴画上。画面颇有些奇特,呈圆形布局,外圈放射形地嵌着十位女性的头像。里圈则标示有具体的象征物,显露这些标准女性的成功所在。
　　列举几位。胡木兰入选,只是因为“孝”。她的父亲胡汉民是国民党的元老,胡木兰一直照顾父亲胡汉民的起居,直到他1936年脑溢血去世。
　　宋美龄以相夫贤德入选。当年的军事强人蒋介石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对她的追求却使这位将军皈依了基督教,每天早上起来摇头晃脑地诵读《圣经》确实成了这位委员长长久的生活习惯。在美国的国会山,她优雅的风度、熟练的英语和激情的演说打动了美国议员们的心,那是她政治生涯中最光彩夺目的时刻,她和中国和谐地融合在一起。1936年的那场人质危机,宋美龄在南京及时阻止何应钦等将领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并只身勇敢地前赴西安,她的勇敢和临危不惧,将相夫贤德深深刻在人们心里。
　　30年代的杨秀琼这位最年轻的标准女性在1933年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一人摘取四项游泳冠军,把“美人鱼”变成了她的专有名词。1934年,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运动会上,她在女子游泳表演赛上获得四项锦标,并与队友合作取得女子团体冠军。她身着泳装的那种健硕、美丽而质朴的形象是新时代女性的完美体现。在体育运动员的风头远不及电影、戏剧名角的时代,杨秀琼是个例外。1933、1934年间她成了报章上曝光最多的新闻人物,也是社交场上的明星。
　　30年代的上海也是淘金的乐土。犹太地产巨商哈同是外国冒险家中的幸运儿和佼佼者。不过他的遗孀罗迦陵入选标准女性并不仅仅因为控制着大量的地产与巨额的财富,而是她能够利用这财富赞助文化事业和慈善事业。
　　也许是按照姓氏笔划,女作家丁玲被放在第一位,那年她30岁,这位湖南女性已经以成名作《莎菲女士日记》走红上海文坛。1934年底,《良友》将标准女性的桂冠颁给丁玲,这位女作家写的大多是关于女性体裁,诉说出五四以后新女性的精神苦闷和对解放的渴望。
　　飞行员林鹏侠入选标准女性是个异数,她是凭冒险精神入选的。1933、1934年的中国正兴着“航空热”。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意识到空军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日本的威胁使中国的处境危若累卵。年轻的空军被国人寄予厚望,飞行员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林女士就是这样的英雄任务。她不让男性飞行员独享飞行勇士的荣誉,她也能够独自驾驶飞机在天空自由翱翔。
　　《良友》画报为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树立一代新女性形象。■
　　
　　《良友》画报在国人面前展现了中国由一个传统的古老的国家逐步迈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以及在各个领域中产生巨变的状况,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民国画史。
　　――张宪文,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
　　
　　良友画刊的成功,并非类似娱乐杂志或者市民杂志的商业成功,而是因为《良友》自身蕴含着对启蒙主义价值的追求。
　　伍联德(《良友》的创始人)并非一个简单的“事业商”。他创办《良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改变外国出版物中积弱贫困的中国形象,因此,美术、科学、体育、妇女等构成了一个现代启蒙的价值体系。对外,它从正面的意义展示一个全方位的现代中国;对内,它以此启蒙价值体系达到启迪民众的作用。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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