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故事多】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名师

　　我在祖国的北京，他在宝岛台湾，隔海相望，虽说不得相见，可彼此心里都有。 　　 　　虽然从1949年起两岸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但是在军事、政治对峙的外表下，为了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两岸高层及相关人士之间的往来穿梭从未停止。正是这些往来奔波为后来两岸的和平与开放交流创造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蒋介石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两人之间的接触却以特殊的方式进行着。除却台湾海峡真枪实弹的你来我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特使们一直穿梭于两岸之间，把双方期望统一与和平的信息相互传递，为台湾海峡上空带来和平的曙光。
　　在众多和平使者当中，章士钊、曹聚仁应属最为知名者。
　　
　　信使章士钊
　　
　　章士钊是1949年国共北平和平谈判的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北平和平谈判破裂后，章士钊与邵力子、张治中等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留在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通过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沟通与台湾的关系。
　　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关于“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发言。看到文章后，章士钊随即向周恩来请缨去香港，希望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章士钊的请求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中共中央还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
　　第二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老友兼同乡许孝炎，许是在港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台湾派，主持《香港时报》。章士钊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委托他把中共中央的信亲手转交给蒋介石。许迅即飞往台北，亲手把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与章士钊交谈的相关情况向蒋作了报告。
　　蒋介石看完信，默然无语。显然，对于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他需要时间来认真考虑，也需要适当的时机作出回应。
　　章士钊的斡旋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7年4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蒋介石派出的特使宋宜山。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协商。之后，宋宜山写了1.5万字的报告，交由许孝炎转给蒋介石。
　　
　　曹聚仁密会蒋介石
　　
　　在章士钊担任两岸密使的同时，曹聚仁也在为国共接触而奔波。
　　曹聚仁是抗战时期著名记者，1941年曾应蒋经国之邀在江西赣南任《正气日报》总编辑，1950年曾只身赴香港办报。频频往返于台北和北京的曹聚仁与国共两党许多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常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蒋经国的座上宾。
　　1956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谈到国共合作时，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表示了他准备与蒋介石再次握手的想法。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将他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
　　1957年，曹聚仁奉蒋氏父子的指示到浙江奉化，查看是否如中共中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所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并代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他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
　　1958年，金门炮战爆发，大陆“大跃进”运动开始，三年困难时期，国共谈判问题也被搁置了。
　　1965年夏，李宗仁从海外辗转回到大陆，受到了热烈欢迎。在此影响下，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推动两党谈判的行动。台湾方面有人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将在近期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曹聚仁听到消息，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的到来。
　　其实早在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提出了等于是“一国两制”的“一纲四目”。针对两岸统一的基本条件作了明确的概述。“一纲四目”也于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减的信转达给了台湾当局。曹聚仁此次带往台湾的正是这些内容。
　　蒋经国秘密乘船来到香港附近海面，接上曹聚仁后立刻起航返回台湾。在日月潭涵碧楼，曹聚仁在蒋经国的陪同下向蒋介石介绍了大陆方面关于统一的条件和要求，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初步达成6项条件。
　　随后，曹聚仁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了北京方面。遗憾的是，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大陆陷入动乱状态，蒋介石也对国共重开谈判疑虑重重，国共之间的联系再次中断。
　　到了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可惜的是，1972年7月曹聚仁病逝。章士钊也一直卧病在床。但为了国共重开谈判，90岁高龄的章士钊毅然再次请缨，赴香港担任两岸和平特使。不幸的是，因年事已高，加上气候不适，章士钊到香港不久便一病不起，1973年7月1日病逝。
　　
　　陈立夫：“假如我是毛泽东”
　　
　　面对大陆屡屡发出的和谈信号，年事已高的蒋介石也产生了重开国共谈判的想法。1975年春节，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按照蒋介石的要求，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
　　紧接着，陈立夫在香港一家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明确邀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希望国共两党握手言欢，造福国家和人民。遗憾的是，老一代国共两党领导人蒋介石、周恩来、毛泽东不久相继逝世，没有等到陈立夫所希望的国共和谈新局面的到来。
　　
　　西沙海战的国共默契
　　
　　在上世纪70年初的氛围下，国共两党不仅在和谈问题上有着接近的想法，在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也有过默契的配合、坊间广为流传的一则关于蒋介石配合大陆捍卫西沙群岛主权的传闻，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侵略我西沙群岛，大陆决定展开自卫反击战。当时的台湾海峡由美国第七舰队支持的国民党海军把持，我军舰从未穿过台湾海峡，以前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大陆海军军舰往来东海和南海间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海峡。此次如果还是绕到台湾以东的太平洋海面再去西沙群岛，势必贻误战机。毛泽东果断下令：“直接从台湾海峡通过!”
　　就在东海舰队即将进入台湾海峡的时候，一封电报放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大概内容是：中共的海军将要穿过台湾海峡，请示要不要打。蒋介石沉思良久，说了一句话“西沙战事吃紧啊。”下面的人心领神会。就在当晚，我东海舰队穿过台湾海峡时，海峡内的所有国民党军舰全部打开探照灯，东海舰队顺利通过了台湾海峡，最终赢得了西沙之战的胜利。
　　对于这次西沙保卫战，甚至还有传说，几十艘台湾补给船也开赴西沙，为前线的解 放军战士运送食物和淡水。虽然这或许有传说的成分，但也反映了两岸军民在捍卫中国海疆过程中的同仇敌忾与默契配合。
　　
　　蒋经国与大陆秘密和谈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大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的提出，两岸民间交流逐渐走向开放。蒋经国主政的台湾当局表面上高呼“反共”，坚持“三不”政策，但为了国家统一的民族大义，蒋经国开始秘密与大陆交往，尝试进行和谈。
　　1981年，蒋经国秘密派遣亲信沈诚赴大陆，了解大陆最高领导层对两岸和平与统一的真实想法。1986年至1987年，受中共领导人和蒋经国的委托，沈诚不断穿梭于大陆和台湾之间。
　　1987年3月，中共中央以全国政协的名义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3月14日，国家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沈诚，并提出中共中央关于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即对等谈判，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当晚通过香港将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蒋经国。3月25日，中共中央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
　　蒋经国深切地感受到了大陆的诚意，4月4日，他在约见沈诚时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7月14日，台湾方面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又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陆续对大陆做了适度的“开放”。
　　这一年9月，病魔缠身的蒋经国对沈诚说：“我正研究他们(中共)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决策。”蒋经国表示要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12月7日，他再次约见沈诚时又告知：“下一拨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做决定”。
　　令人扼腕的是，赴北京正式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派出，蒋经国就突然逝世，实际上已着手进行的两岸和谈也就此戛然而止。值得欣慰的是，在两岸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自80年代起，两岸民间交流的大门已经打开，两岸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对峙时代的人间悲离
　　
　　在两岸对峙的岁月里，尽管两岸高层时而有过接触，但对普通民众而言，浅浅的台湾海峡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刻下了，那个时代的伤痕。台湾诗人余光中的那首著名的《乡愁》表达的正是这种骨肉分别、友散亲离的人间悲情。
　　当年随蒋介石到台湾的百万大军，后来被称为“老兵”的这部分人，到台湾后除了当兵打仗外，很多被派去开山修路、开荒种地，为台湾的开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台湾，生活最悲惨的也是这些举目无亲、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老兵们。
　　他们很多人终身未婚。有些幸运的，几十年后通过红十字会找到大陆的亲人，有些则孤独终老。在历史的漩涡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大好时光的，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的他们，刚踏上台湾时，还是懵懂少年。
　　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讲到一个福建籍老兵，登台时刚满18岁，今年已经83岁了。他们70军107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一路上吐得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尤不能止，吐得死去活来，满脸金星”。
　　传说当年一个17岁的少年，妈妈让他中午出门买酱油，一上街就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了，后来到了台湾。四十年后，台湾开放大陆籍老兵回乡探亲。两鬓花白的他终于回到家乡，见到年迈的老母亲，他扑通跪了下来，难言一语。早已哭干眼泪的老母亲摸着他的头说，“我让你上街打瓶酱油，你怎么用了整整四十年哪?!”
　　
　　梁实秋误为冰心写祭文
　　
　　两岸对峙的30年里，不仅普通民众备尝分离之苦，许多知名人士也同样有过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梁实秋先生为冰心误写祭文，就是其中一例。
　　1923年夏，冰心赴美留学，在“杰克逊总统”号的甲板上，经作家许地山介绍，认识了同船赴美的梁实秋。他们在船上一起创办文学小报。到美国后，每逢假日便相互拜访，还一起组织学术社团，泛舟野餐，表演英文的中国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6年，梁实秋和冰心先后学成归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去了日本。梁实秋于1949年6月去了台湾。1951年，冰心夫妇回到祖国，定居北京。从此两人天各一方，音信皆无。
　　“文化大革命”中，冰心受到冲击，被抄了家，年届七十还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前，冰心与吴文藻才回到北京。
　　那时梁实秋闲居美国。有一天，他在1968年11月出版的台湾刊物《作品》上读到女作家谢冰莹的《哀冰心》一文，看到“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一句，梁实秋万分悲痛，于是写下《忆冰心》一文，寄往台湾的《传记文学》，对“亡友”的“去世”表示震惊和怀念。
　　1972年春，女作家凌叔华从伦敦给梁实秋写信，告诉他冰心夫妇自杀一事是误传，冰心依然健在。而那篇文章后来辗转到了冰心手里，看到老友情真意切的祭文，冰心十分感动。因为还处在“文革”时代，梁实秋被大陆视作反动文人，但冰心还是冒险给梁实秋写了。一封信，托友人从美国带到台湾。
　　收到冰心的信，梁实秋感慨万千，欣慰之余，提笔写了更正文字发表在《传记文学》上，并将文章收入散文集《看云集》中。他在给《传记文学》的刘绍堂的信中说：“……知道冰心未死，我很高兴，冰心既然看到了我写的哀悼她的文章，她当然知道我也未死。这年头儿，彼此知道都还活着，实在不易。”他还引述唐向森的文章说，冰心两口子如今都是七十开外的人了，“都穿着绉巴巴的人民装，也还暖和”。
　　80年代初，梁实秋的女儿文蔷回北京探亲，替父亲去看望冰心。据说梁先生带给冰心的口信是：“我没有变。”而冰心的回话是：“你告诉他，我也没有变。”
　　1985年上半年，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怀旧――忆故知》将出版，冰心为书作序，她谈到抗战胜利至今40年的隔海相望时，深情地说：“我感激故人对我们的眷恋，我没有去过台湾，无从想像台湾的生活情况，但北京的情况呢，纸上真是说不完，我希望实秋回来看看……”
　　晚年的梁实秋对故乡北京有着深深的怀念，他的文章里总是充满着对老北京的眷恋。80年代中后期，台湾同胞可以回大陆探亲，而梁实秋却在打算回北京之前撒手人寰，远在北京的冰心最终没能等到风雨故人来的场景。87岁高龄的冰心接连写下《悼念梁实秋先生》和《忆实秋》两篇悼文。文中，老人感慨地说：“我在祖国的北京，他在宝岛台湾，隔海相望，虽说不得相见，可彼此心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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