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冲与上海危局] 彭冲工商银行

　　前段时间浏览国内新闻时,不期然一行沉重的黑体字映入眼帘:“彭冲同志逝世”。 　　又一位伟人走入了历史,又一段历史被重新提及。 　　彭冲是福建漳州人,生于1915年,193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战火考验。新中国成立后,曾主政南京、江苏和上海等地。
　　1976年10月7日下午,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彭冲接到中央办公厅紧急电话,要他立刻飞赴北京。同―飞机去北京的还有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廖汉生,以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
　　抵京后,彭冲一行很快就被接到西山,中央的领导同志都已等在那里。当晚,中央领导向大家通报“四人帮”被抓的情况:10日中午,彭冲返回南京。
　　三天后,彭冲再度被召到北京,同时应召的还有时任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北京市委书记倪志福。三人被紧急派往上海,分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这三个职务恰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在上海的职务。中央希望通过雷霆万钧之举,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委,一举解决上海问题。
　　年迈的叶剑英元帅谆谆嘱咐道:上海是“四人帮”发家之地,他们的势力日见坐大,盘根错节,情况复杂。上海又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均有举足轻重之势。此举的目的是稳住局势,稳定人心,恢复生产,抓住揭批,取而代之。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也特别提醒彭冲:“你到上海去,上海有些人会眼红的,同你是对头冤家嘛!这一点不要紧。但要注意,不要带江苏的人去。”
　　10月19日晚,苏、倪、彭三人乘坐海军专机秘密飞抵上海。之所以说是秘密抵达,是因为中央没有通知尚在“四人帮”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主持下的上海市委,而是直接通知了海军上海基地。令彭冲一行感到意外的是,飞抵虹桥机场时,早已有上海市委警卫处政委和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在等候。三人没有搭理他们,而是乘坐海军上海基地的军车直奔海军上海基地的招待所。这“惊险一幕”让彭冲面对黑云压城的危局时更加审慎。
　　之前,“四人帮”的上海余党正在酝酿发动一次与中央相对抗的武装叛乱。徐景贤、王秀珍不仅控制民兵指挥部和主要电台、报社,同时下命令调集1500名公安干警,动用各种枪支2万余支、子弹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随后召开10个区、5个民兵师的“紧急会议”,以“加强战备”为名落实徐景贤手令。
　　10月9日下午,中央紧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京开会。二人与马天水一起被扣在北京,其在上海的势力瞬间群“魔”无首,武装叛乱计划被彻底打乱。直至10月13日,三人被放回上海,中央严令其向上海干群传达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内部文件,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上海警备区也奉中央军委命令,指示所属驻军“严防内潜外逃”,密切注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行动。此时的上海滩已是乌云散尽,“四人帮”余党惶惶不可终日,广大干群的斗争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
　　苏、倪、彭率中央工作组抵达上海的当晚,即开始工作。三人先是找尚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个别谈话,然后分头了解“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活动情况和上海干部群众的认识和动态。
　　10月26日,工作组正式在上海亮相。苏、倪、彭采取大、中、小会结合的群众运动方式,对“四人帮’召开揭、批、查,迅速孤立和打击了“四人帮”的上海余党。彭冲是全市性揭批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上海的揭发材料都及时报送中央,为后来审判“四人帮”提供了证据。日后负责主持审判“四人帮”的彭真同志曾感慨道:上海的清查最彻底,审判“四人帮”时,上海提供的材料占1/3。没有上海的清查,“四人帮’的审判就无法进行。
　　而“四人帮”余党不甘心俯首就擒。武装叛乱不成便消极抵抗,给工作组制造种种麻烦,煽动群众抢购毛巾、火柴等日用品。彭冲同苏振华、倪志福等几位领导商量后断然决定:从库存中紧急提发,坚决顶住怪风。果然,抢购风几天后销声匿迹。
　　彭冲以他几十年领导生产的丰富经验,当仁不让地开始抓生产,频频召集计划、工交部门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分析情况,提出措施,布置任务。他天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熬通宵也是常事,却从未见他有任何疲惫之态。
　　在苏、倪、彭的努力下,上海的危局终于化解,“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迅速被摧毁和肃清。大局已定。苏振华、倪志福以及工作组的大部分成员相继撤离。而彭冲却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身份继续留在上海,为这座昔日亚洲第一大都市的复兴殚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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