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清醒英文翻译 要清醒，跟着自己的心态走

　　从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中的浓郁诗意，到《中国孩子》的批判基调，再到今年4月推出的公益专辑《红色推土机》，盲人歌手周云蓬完成了从自我内心世界向广阔外在的“外化”过程，那是无须再为一日三餐抗争后对社会现实的步步逼近。
　　
　　第一次见周云蓬是在北京文艺圈的一个饭局上，现场乱糟糟的，“老周”（熟人都这么叫他）戴着墨镜，很少说话，除非大家等着他说，大部分时候他看起来像是在认真倾听。但一旦开口，就会发现“老周”的语言表达很流畅，语速快，思辨性很强。
　　周云蓬，39岁，盲人民谣歌手，三年前，一张叫《中国孩子》的音乐专辑让人记住了他。
　　在这张独立出品的个人专辑里，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把所有的穷人都打晕、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直白辛辣的歌词，直指普罗大众的生存与命运。这张专辑入围《南方周末》2007年度音乐致敬作品，乐评人magic樱也因为《中国孩子》将他称作“中国民谣的良心”。
　　今年4月，由周云蓬发起录制的公益专辑《红色推土机》正式首发，共收集26首童谣歌曲，国内26位民谣代表都无偿参与了这张专辑的录音。
　　
　　生活
　　
　　还在沈阳盲校上学时，周云蓬就发现，原来做音乐可以更吸引异性。那会儿，旁边学校的女生有时会过来给盲校学生念书。他渐渐发现，那些抱着吉他唱歌的同学更受女生们欢迎，“我不甘心被冷遇，就开始唱歌”，二十多块钱买来的“百灵牌”二手货是他拥有的第一把吉他，第一首学会自弹自唱的歌是《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再后来，周云蓬意识到音乐可以让他像其他同龄人那样谋生、闯世界，达成自9岁失明后对自己的期许：“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自从1995年带着父母给的600元离开辽宁到北京，直到2003年前周都是靠在街头卖唱谋生。现在他还能盘点出当时哪些歌的给钱率特别高：《你的样子》、《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灰姑娘》……
　　2001年的时候，周云蓬被另一个民谣音乐人小河推荐去了号称新民谣发祥地的“河”酒吧演出，因为离住处太远，周去得很少，但还是培养出了自己的第一批粉丝。然而“河”酒吧经营不善，难以为继，2003年就转让了。这段时间，周云蓬又不情愿去商业酒吧翻唱别人的歌，日子过得非常穷困潦倒。他甚至开始从一些做书商的朋友手中接活，比如把《上下五千年》、《三国演义》之类改成给小孩看的书。
　　后来，离住处较近的“无名高地”酒吧开设了每周的“民谣日”，那儿便成了北京原创音乐新的聚集地。周云蓬应邀“转战”至此，遂开始每周固定的演出，一直唱到2007年酒吧倒闭。
　　应该说，自2004年发行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到在“无名高地”的固定演出，周云蓬总算一点点地实现了完全靠音乐生存。
　　现在周云蓬每月两次在酒吧演出、偶尔到外地巡演和卖唱片，尽管“演出酒吧仍然不固定，出场费不高，几百块左右，音乐节的话，可能有一千多块钱；唱片也只卖30块一张，批发时只有20块一张。”但用来满足“夏天房间里蚊子少点，冬天练琴不要冻到手了，别天天噪音太大睡不着，交得起房租，偶尔能够旅行”这种他理想中的“小康”生活水准应该是足够了。
　　在北京周云蓬搬过三十多次家，目前和女友借住在清华大学的教工宿舍，女朋友是北京一家媒体的编辑，平常除了日常起居生活，两个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安静地各自看书，周云蓬有时是通过电脑的语言软件来“看”，偶尔也让女朋友念给他听。
　　1996年至1998年，周云蓬开始了他第一次长时间的游历。一趟下来走了九个城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形成了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再到外地游历一阵的习惯。
　　喜欢去人少、空气好的地方。如果到了没有朋友的地方，就会直奔大学校区，因为通常学校的消费比较便宜，而且氛围比较适合卖唱，人也好交往。
　　为什么要游历？“因为相信空间的快速移动会让时间变慢，这是一种由距离和变化带来的丰满感。”
　　
　　音乐
　　
　　实验音乐人小河是《中国孩子》的制作人，他说自1997年在长沙认识以来，周云蓬这么多年一直没什么变化。“那时他跟现在一样朴素，更多的变化可能是在内心里面”。这种变化可以从作品里看出，从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中的浓郁诗意，到《中国孩子》对现实世界的逼近及批判，周云蓬从个人世界慢慢跳脱了出来。
　　“过去是那种自身刚刚温饱，只能想到自己怎么跟生活抗争。后来我觉得生活方面的压力减轻了，就可以看看别人怎么生活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周云蓬把这种转变称之为“外化”。
　　然而，对于带给他声誉的《中国孩子》，周云蓬却是高度“警惕”的。有人将周云蓬称为“当代中国最有资格被称为鲍勃迪伦的人”，他用“没有可比性”来回应这种美誉，“泰山可跟周围的山比较，但要和青藏高原的山就没法比了，那里任何一个小土包都比泰山高，因为它海拔高”。
　　他不希望自己被贴上“抗议歌手”的标签，“我骨子里也不完全是那种总想批评生活的人，《中国孩子》可能只是机缘碰巧，实在太愤怒了，不吐不快，但以后这类歌也不会太多”。未来的音乐创作方向，他不会继续像在《中国孩子》中一样“就事论事”，而是尝试写出有距离感、多向性的作品。
　　“打个比方说，《中国孩子》中的白描的批判风格，更像一条没有岔路的胡同，听众一条道可以走到底。但是现在的多向性风格，就希望像是在一个广场上，有四通八达的出路，听众可以根据自己理解走向不同出口。”
　　“要清醒，跟着自己的心走，我经常告诫自己”，他说。
　　
　　《红色推土机》不是给盲童听的
　　
　　《红色推土机》面世后，有人提出质疑，专辑中过于低沉和抑郁的吟唱，并不适合儿童听，而且很难广泛传播。周云蓬认为这张专辑并不是录给盲童听的，而是希望以此筹资帮助他们有听歌的机会，“至于他听的是两只蝴蝶，还是甲壳虫乐队，那是他个人的事”。
　　《南都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有做盲童计划的想法？
　　周云蓬：去年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我们搞演出，突然间就有了这个想法。
　　《南都周刊》：当时有没有想到用什么形式去帮他们？
　　周云蓬：其实单纯地做慈善我也不擅长，所以还是做音乐吧，以音乐作为平台，既有公益性，也有艺术性。
　　《南都周刊》：红色推土机这个命名有什么意义？
　　周云蓬：我当时不想把名字起得特煽情，或者与“黑暗”、“光明”这些词靠得特别近，那样太具象了。我还是喜欢游离一点的，单看名字也看不出专辑里有什么歌。一切从基础开始做，从“推土”开始，不要好高骛远。推土机很笨但很踏实，没有想让中国的盲童脱离痛苦啊什么的。红色推土机也是70年代我童年很深的一个印象，还有绿皮火车，那种大型的机械，孩子们都喜欢。
　　《南都周刊》：为什么你那么强调给盲童买的是工具性的东西？
　　周云蓬：我觉得给他提供一种自由选择信息的设备就可以了，他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走什么人生道路，我觉得起码我没有这个资格去指导他，改变他。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我需要个收音机，我可以自己想我的人生，我不需要别人来指引什么。所以我觉得对这些孩子也该这样。
　　《南都周刊》：这跟你小时候的成长和想法有关系？
　　周云蓬：对，其实我们小时候也听了很多类似自强不息的报告啊，张海迪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有些副作用吧，老要苦大仇深的，扼住生命的咽喉，与生命做抗争。所有的被帮助者，起码外人不应该老给他们强加一些回报社会、感恩社会的想法。他们要好好生活，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道德压力很大的人。
　　《南都周刊》：其实做民谣音乐，它真正打动你的地方在哪？
　　周云蓬：我觉得是随意、自有，拿得起放得下。一把吉他就可以创作了，没有对设备的更多依赖。没有过多压力，能轻装前进。
　　《南都周刊》：做民谣这么久了，对民谣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周云蓬：也有。感觉民谣的概念越来越模糊化了，与生活融合了。不用再把民谣与生活隔离。
　　《南都周刊》：最欣赏的民谣音乐和音乐人是谁？
　　周云蓬：小河、野孩子，台湾的一些。没有明显倾向于哪种风格，只要好听就可以。
　　《南都周刊》：写歌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
　　周云蓬：现在更多的是先有词再写曲。以前是先有曲再填词。因为我感觉歌词更难写，有了好的歌词，曲就比较容易出来了。我追求的是浑然一体的感觉，而不是割裂的。
　　《南都周刊》：用电脑写？
　　周云蓬：写作用电脑，写歌一般都是用吉他，边弹边琢磨着用笔和纸写。
　　《南都周刊》：通常第一个听众是谁？
　　周云蓬：很难说。如果有了新歌，刚好又有演出机会，就会在现场唱唱，这个不固定，或者有谁在身边，就唱给他听
　　《南都周刊》：会反复修改还是一锤定音？
　　周云蓬：不停地唱，发现问题再不断地改。
　　《南都周刊》：一首歌最长/最短的创作周期？
　　周云蓬：机缘凑巧的话，最短时间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酝酿时间最长的是《不会说话的爱情》从最开始有旋律到最后填歌词，前后有两年时间。
　　《南都周刊》：平时除了听民谣，还会听哪些人的音乐？
　　周云蓬：听古典音乐。巴赫的。
　　《南都周刊》：听音乐的渠道是买碟？下载？会去听现场吗？
　　周云蓬：一般都是买碟。我听得不多，所以不会狂买。下载对我来说比较麻烦。也会去现场听，北京这种机会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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