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耻辱者”到“合唱者”]耻辱的意思

　　从1998年以个人生存体验书写《耻辱者手记》的摩罗,到写《中国站起来》的摩罗,二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所谓“自由主义者”的一次改信,还是卢梭式“浪漫主义者”发展的必然?
　　
　　2009年末,摩罗的新书《中国站起来》出版,书中摩罗展现的立场令很多人感到震惊。一位网友的评论清晰地表达了这种震惊的原因:“一个关注个体自由的人,如何会陶醉于空洞的国家叙事?”从1998年以个人生存体验书写《耻辱者手记》的摩罗,到写《中国站起来》的摩罗,二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所谓“自由主义者”的一次改信,还是卢梭式“浪漫主义者”发展的必然?
　　
　　即使是最激烈的批评者们也承认,十年前,摩罗曾经以文字到达过他们的内心。“我不讳言我对摩罗的私人尊敬。如果他日见面,我仍愿称他一声老师。”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楚望台说。
　　“他一个人来,背一个很重的书包,装满了书,人谦和诚恳,是一个读书人的标准形象。”楚望台回忆起五六年前在一次讲座上见过的摩罗。
　　这种一以贯之的“谦逊真诚”的姿态在他的朋友圈中依然保持着相当不错的观感。即使是在猛烈批评《中国站起来》的同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仍然对自己的这位故友有所维护:“以我多年来对摩罗的了解,他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真诚的人之一。他是真诚地认为自己观点正确才写这种语无伦次的文章的。”
　　1998年,来自江西省都昌的“底层人民的儿子”万松生因为著名的“黑马文丛”进入文坛视野。他在《耻辱者手记》以一个边缘的民间思考者的身份探讨良知、正义和尊严,引起轰动,并被北大教授钱理群誉为继鲁迅之后的“精神界战士”。他现在的这个名字正是来自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1年过去,沉寂数年摩罗又推出的新书《中国站起来》,批判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人的思想导致中国人“精神大崩溃”,并斥之为“洋奴”。
　　摩罗这几年的思想轨迹是什么?一个“站起来”的摩罗和作为“耻辱者”的摩罗,二者迁移机制是什么?这是记者最初的好奇。
　　
　　迁移
　　
　　不论是在摩罗的博客中,还是与记者面对面的访谈中,他并不承认现在的自己推翻了十年前的自己,他承认的,只是视野上的迁移。――也就说,由于数年的人类学和殖民史的阅读和补课,原本对国际关系史一无所知的书生看清楚了。
　　真的是这样吗?解释浪漫主义色彩浓烈的摩罗,很多人要求记者回到思想轨迹的深处。
　　笔名“崇拜摩罗”的韩立勇是摩罗作品的长期追踪者,在他的个人阅读体验中,摩罗曾给他巨大的精神帮助。2002年,韩立勇通过北大钱理群教授辗转找到摩罗,从此建立起私人友谊。在他看来,摩罗的转向并不是突然的,“他从前经历的苦难是来源于努力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到了2002年出版的《不死的火焰》和《因幸福而哭泣》,他发现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不能给他归属感,反而对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怀疑”。面对2009年的《中国站起来》里的摩罗,韩立勇发现已经很难理解,“一个曾经站在个体本位价值上,去追问社会正义的人,如何能如此陶醉在国家、民族这样虚华的意识形态符号之中。”
　　而对自己“视野的迁移”,摩罗有自己的解释。他坚持讲完他母亲的故事。“我劝我母亲信基督教,她一直不听,但也不反驳我。后来她给我一个理由,她说:我是信‘迷信’的,一直信到老了,怎么可能去改信呢?”“信迷信”这个词对摩罗触动很大,他发现他的母亲没法给自己的信仰命名。他认为这个命名权由社会的主流掌握,他们认为他们提倡的是文明科学,而那些边缘人所信奉的是迷信。她只能按主流的命名来给自己命名,按照别人的方式。“为什么我就不能正面来理解我母亲的精神生活呢?”
　　在追本溯源之后,他将这种“底层人被描述”的状态归结于“五四”以来知识精英对中国人的妖魔化上。对此,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有了自认为圆满的表述:“底层社会永远比上流社会更有文化。在中国社会,只有底层群体才能永久保存传统文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也被摩罗定义为底层,而同构的是,这种底层的困境也是一种来自于强权的描述和污蔑。
　　在摩罗的描述里,所有围绕他展开的争议都被他关在门外,他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人,与任何主义无涉,他提出的一个证明是:“北京这么大,任何观点的人都能找到志同道合者,而我到北京十年,和任何圈子都没有掺到一起”。一周只上一天班,剩下的六天他是这样安排,早上7点起床看书写文章,午睡后接孩子放学,晚上看书或者陪孩子玩。
　　尽管如此,记者走进摩罗的书房,还是一眼看到了书桌上潘采夫写的那篇批评文章。那里面有一句十分锋利的话:“吮着鲁迅的乳汁成长的摩罗,反手一刀,手刃了自己的精神父亲,用‘弑父’宣告了自己的‘新生’”。摩罗平静地解释,反驳鲁迅,是因为他最终发现,鲁迅也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描述权”的精英,而他自认为一直与长期失语的底层人站在一起,反对鲁迅已无可回避。摩罗用一个方式取消了以逻辑对接进行讨论类似批评文章的可能性――他认为批评者没有看懂他的书,即使是宣布与他绝交的余杰和徐晋如,也自说自话,没有击中靶心。那么,“靶心是什么?”摩罗回答:“中国人没有独特的劣根性。”
　　很难判断,这种回应是心迹上的坦承,还是交锋上的回避。
　　
　　分化
　　
　　九十年代的摩罗和余杰双星并耀,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低潮之后,文艺界和高校青年们在他们身上再度发现了一种发声的可能性。
　　当时二人惺惺相惜,余杰评价摩罗的文字就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而摩罗则将余杰与卢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相提并论。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为何摩罗余杰这二人也越走越远,竟至因《中国站起来》一书而绝交?余杰的回答是:“理念上的根本对立。”
　　在北京印刷学院工作期间,摩罗曾经承受过巨大的外来压力。因为发表过太多的批评意见,摩罗教学的课程一度经历学生告密揭发,不时有政治辅导员到堂旁听,最后乃至遭遇停课。而这次摩罗面临的更多是故友的压力。
　　面对摩罗现在的转向,曾经被摩罗视为精神导师的吴洪森不留情脸地批评:“摩罗在表面的狂热之下,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在巨大的经济的心理的精神压力之下,一个跟头翻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对他是最好的选择了。”
　　余杰认为,摩罗的这种转变说明他完全背叛了过往,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言说的底线,“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再到《中国站起来》,这三本书的思想观念层层递进,清晰地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轨迹。它们在票房上的成功,无非依靠两大灵丹妙药,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民粹主义。……他用这本书重回大陆图书市场,并获取了一些人的喜爱。”
　　而楚望台的判断相对温和,他更愿意从思想脉络上理解这样的转向。“一个相信天地不仁,又看破人心惟危的知识分子,他的后路只有两种――或者成为一个嬉笑怒骂,嘲讽一切、解构一切的犬儒主义者;或者成为一个奉国家为偶像,将个体生命意义寄寓到民族命运洪流中去的国家主义者。”
　　密集的批评当中也有一些赞扬之声。钱文忠评论:“一切模糊和常识都被他的思想烧炼,一切虚伪和结论都被他的斧钺责问”。
　　如果我们选取另一个观察样本,在豆瓣网上,这本书的总评不及格,但却出现了有趣的两个极端,给出5星评价的占34.4%,给出最低1星评价的占39.7%,也就是说看过这本书的人一般来说,要么是极度认同,要么是极度反对。尽管摩罗指责很多人以意识形态对他展开批评,但另一个事实是,赞扬他的大部分文章,同样以意识形态为分野。
　　在批评者看来,知识结构缺陷是摩罗的要害。楚望台认为:“摩罗并不适合触碰这样的话题,他的视野和他批判的这些人不在一个档次上。在经世致用之学上他是无知的,在意识形态建构上他是无力的。仍然是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下,用一种文学式的笔法来发议论。但是离开了个人的生存体验,连以前那种文学式的道德美感都失去了。”
　　钱理群列名《中国站起来》一书的联袂推荐,但却拒绝出现在新书发布会上。电话里,在记者的追问下,钱理群表述了二层意思:其一,“我参与推荐他的书,除了友谊之外,还因为在当下中国确实面临着如何看待历史与现实,以及如何与国际社会相处的问题,讨论本身就有意义。”其二,“我对中国当下的看法、对‘五四’时代的看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都与摩罗不同。”
　　接下来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或许有些尴尬――“你是否依然保持对摩罗‘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继承人’的评价?”电话那头的钱理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想他自己也不会接受了吧”。
　　
　　危机
　　
　　实际上,钱理群曾对他当面表达过对这种转向的担忧,“摩罗是一个容易钻牛角尖的人,我曾经提醒过他,不论你提出什么样的观点,起码在心中要留有三分质疑。但他说,很难。”
　　让记者感到困惑的是:摩罗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对这个问题,摩罗同样困惑。“一开始我期待一个小说家的身份,但在2004年完成了《六道轮回》的创作之后,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并没有特殊的才华”。
　　在采访中,摩罗一直拒绝给自己定义一个身份――如果说有,在钱理群的观察里,就是摩罗一直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向记者强调,尽管在北京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但他和他的爱人依然每个月寄钱给家乡的亲戚。
　　“我所面临的是自己三十年底层生活经验的处理,我从来就不是任何‘主义者’,我要解决的,是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摩罗说。
　　如果细察摩罗那些激情挥洒的文字,身份认同的危机实际上从很早就已经存在。
　　在1999年《写作的限度》中,摩罗描述自己:“存在的虚无感和精神的虚妄感紧紧地缠着我,内心的那份失落和凄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我面对内心那颗孤独的灵魂时,我对”人“、”生命“、”真理“、”正义“、”价值“等等东西全都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11年之后,坐在望京家中的书房里,摩罗听记者念完了《耻辱者手记》中的另一段话:“长期以来我对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人怀着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的主要根源就是我对于中国文人的极度憎恶。在我和朋友的交谈中,用来指代最丑恶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国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总是在文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现”――他的表情已经释然。他认为当年自己还相信存在一个知识分子乌托邦,而现在他相信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妓女一样,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除了个别像马克思那样的精神圣徒除外。
　　与此相得益彰的,是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展现的自信和昂扬:“我们尽早摆脱殖民时代所强加给我们的精神创伤,我们应该挺起脊梁,以饱满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伟大气魄,将今天崛起的趋势变为明天崛起的现实。”
　　在宏大叙事中,“耻辱者摩罗”的思想困境在“爱国者摩罗”那里终于得到了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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