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未来:中国改革未来走向

　　 　　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人会比中国人自己更关心，不过，当事人在看问题时，虽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也有着身居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劣势，不论如何，听一听西方研究者的看法，总是有益的。
　　邓小平已经使中国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变动，他的任何一位继承者，如果不重新定义或改变列宁主义的结构，就可能控制不住已经释放出来的巨大社会能量。
　　自19世纪以来，改革者们一直期盼使中国富裕和强大起来，但是，这个愿望只有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实行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后才开始成为现实。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表现比其在本世纪的任何时候都要好，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准已经有改善和提高。然而，中国的成功也产生了各种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等人所预见的那样，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已经使社会被压抑的能量和企业家的才干得到了释放。但这些能量的释放也使原先潜伏在社会表层下的不满情绪，不时地公开表现出来。在经济、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改革虽已赋予了人民相当的自由，但他们也削弱了党和国家处理社会病态的能力。
　　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承认，经济改革需要使地方当局有更多的经济权利，他们允许地方可以有一定程度行政自由。但他们可能没有估计到，地方经济决策权力扩大后会分散中央的政治权利。由于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取决于地方的积极性、开放性与体制的多样性，领导层试图重新实现强大的中央指令负责的程度已经在减少，能直接参与国际贸易的沿海富裕省尤其如此。这些省与相邻地区的经济联系，较之与北京的联系要强得多――如广东与香港、福建与台湾、山东与韩国、黑龙江与俄国。当地方经济利益与中央在诸如税收、贸易等问题上的指令有矛盾时，这些省往往并不十分情愿执行中央的指令。
　　除了西藏、内蒙、新疆等边疆的地区，90%以上的人口都属于汉族。中国与前苏联的情况不同，在前苏联，俄罗斯族人口只占50%多一点。因此，下放中央权力和扩大地方权力并不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构成威胁。对任何使党和党的领导受到威胁的人或群体，党和国家都会做出必须地反应。但是，对中央做出的有关指示，如反对腐败、缩小社会和地区差异、加快农业发展、加强法制建设、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等，地方只是在表面上应付而已，甚至并不落实。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已经控制住了多次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但政府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从宏观经济上对货币供给或利率进行调控，而是依赖简单的行政干预手段。随着中央对地方和个人控制的减弱，中央采用行政干预办法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也有可能减弱。使中国经济继续生气勃勃地发展，无疑是中央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当前，在党和国家的层面上都缺乏一种基础和制度，对加速发展的地方主义进行有效控制和调整。怎样使地方能对中央的政策有序的作出反应，现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程序和制度。除非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起新的制度化的规范关系，否则中央的权威将进一步降低。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从前苏联瓦解的事实中得到一种启示，即认为政治变动将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并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的增长。虽然中国已经在党和国家内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如果没有更大的政治空间接纳经济发展加速后出现的其他产物，如文化多元、多元化社会趋向、萌芽的民主化要求等，党和国家就会出现不稳定的问题。确实，只有承认变化，并对变化进行调整，党和国家才能生存下去；而任何的调整，都意味着列宁主义政党的终结。正如李查德?鲍姆（Richard Baum）和阿历克塞?谢岑科（Alexei Shechenko）所指出，如不对中国政治重新作正式的制度架构，就很难确定党和国家是否能适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需要进行这样的变动。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加坡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模式，因为新加坡并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政治变动。但新加坡只不过是一个仅有3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它并不能成为一个有12亿人口、而且每年新增人口达130万之多的国家的榜样。即使是同样有信仰儒家学说传统的日本、韩国，也不能提供可供参照的现实模式。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独裁政治的领导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经济起飞和现代化进程后，也已经在逐渐地和平地推进民主政治了。中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有众多的人口，有较多的区域经济，也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的现代史、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影响其发展的方式，与其东亚邻国有很多不同；中国没有100%的统计识字率，缺乏受过西方训练的管理人才。这些情况使中国的政治无论向何种方向发展都会遭遇较多的困难。
　　然而，中国的东亚邻居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已经表明，一个有较高经济收入和教育水准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崛起，迟早会在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虽然有些研究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它还没有达到足以在政治问题上独立发挥作用的程度。也有些研究认为，在有些地方及在各种社会团体中，新的群体已经因中央权力的分散而获得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总之，随着这些地方和民间所占有的活动空间的进一步扩大，一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有可能组织起自己的政治力量。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是推动了毛泽东之后的时代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改革的动力来治官方，也来自人民。改革实行的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政策，使中国向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发展，中国人民开始比较富裕了，并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利。同时，中国区域差异和社会差异的扩大，人们对改革期望的提高，也使中国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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