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大脑 邓 邓是最强硬的朋友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他花费大量时间接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已卸任的政治家和国际传媒，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的方式，宣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将一个日益开放、自信、生气勃勃和兼容并蓄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而他本人，正是这种全新中国精神的最好代表。
　　
　　基辛格：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小个子
　　
　　他在国际上的威望还源自于所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1977年，他在73岁高龄时第三次复出。第二年，他频频出访，那年冬天，他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鲜。1979年1月访美期间，在德州的赛马盛会上，他欣然戴上一顶大牛仔帽，给美国、也给世界留下了生动的印象。年底，他出访日本，再次显示了微笑大使的风度。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74年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
　　4月10日，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代表中国发言，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目睹了邓所受到的欢迎，坐在台下的基辛格开始酝酿着该怎样与这个中国对手进行第一次会谈。
　　4月14日晚上8时05分，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基辛格的套房中，邓小平与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见面了。双方主要讨论了苏联对中国东部边境的威胁，针对基辛格有关苏联最近增派了三个师的说法，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他们这么做只能吓一吓那些神经衰弱的人。若要进攻的话，他们还要再加100万。”“如果他们只占领边境的一些地方，这有什么要紧的呢？他们只会陷在那里。”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再次见面已经是3年后的事情了。
　　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美。
　　也就是在1979年的美国《时代》周刊第1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盛传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称邓小平为‘令人讨厌的小个子’，对此，基辛格矢口否认。后来，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基辛格告诉记者他对邓的印象：‘很显然，他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当我1975年见到他时，邓对外交事务还知之不多，但学得很快。总之，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邓小平在离开华盛顿之前的2月1日，也就是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这天早晨，他与基辛格博士共进了早餐。后来邓小平在西雅图参观访问时，他们再次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基辛格风趣地对记者们说："我们同意使中国同我本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基辛格的话，引得哄堂大笑。
　　邓小平和基辛格有记载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的11月10日。而此前的11月6日至9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刚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基辛格成为了邓小平退休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而当时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这天，邓小平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当着几十名记者们的面，他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
　　当基辛格问邓小平中国将如何确保改革开放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的问题时，邓小平回答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出了些毛病，现在需要进行治理整顿，但成就是很显著的。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上了一个台阶。这一切来之不易。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加强中央的权力是对的，但并不等于改变过去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及权力下放等措施。”
　　基辛格看着这个可爱的中国老人，说：“你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你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后来，基辛格在同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谈话中对邓小平做过这样的评价：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粮食富余国。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并且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
　　而正是为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友好事业，促进世界和平，这个戴“油印博士”帽的职业革命家和基辛格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并以其求实的品格赢得了美国博土的尊敬。
　　
　　撒切尔夫人：我们不可能胜利
　　
　　1982年9月，中英关于香港地位的谈判，由撒切尔夫人到访，在邓小平和撒切尔之间进行。
　　9月24日，两个多小时的谈判。
　　经过战后40 多年的发展，香港已突飞猛进，成为远东的金融与贸易中心，是东亚的“四小龙”之一。百余年来，英国作为宗主国，从它的这块殖民地身上攫取了巨大利润，从香港的银行、保险和航运事业中得到了大量无形的贸易收入。直到1974 年前后，香港在伦敦的英镑结余还占英国全部黄金外汇储备总额的1/4 到2/5。80 年代以来，英国在香港投资所获利润每年都在20亿英镑左右。这一切，都是英国领导人舍不得将这块“东方明珠”交还给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丘吉尔甚至说：“要拿回香港，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所以撒切尔夫人重申三个条约是必须遵守的，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除它们存在的事实。
　　邓小平回答：“夫人，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来，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像世界人民交待。那就意味着我们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我们这些中国领导人就成了李鸿章。我们的人民是充分信任我们政府的，让我们等待了33年。如果15年后还不能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了。我们政府就应该自动下野，别无其他选择。”邓小平的立场，使得英方无从继续谈判。随行的尤德还想强调过去的条约：“邓先生，您一定知道，那三个条约是有区别的……”
　　英国当时的策略就是以新界续租为谈判点，刻意回避九龙和本岛，希望最后如果退一步，还能保留九龙和本岛，仅仅归还新界。从尤德对邓小平说“三个条约是不同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邓小平甚至连这个机会也没有给英国，他一开始就拒绝了英国人的“美意”。 “主权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中国在1997年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
　　撒切尔夫人反问道：“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
　　邓小平说：“可以讨论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邓小平还说，如果发生波动，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后来，西方还有好几次谈论过军事干预香港问题，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因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却是与中国大陆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多年来，香港一直依赖邻近的广东省提供淡水、食品等物资；内地不仅是香港的最大进口基地，也是香港的最大出口市场；从1983 年起，大陆还成了香港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一旦割断香港与大陆的经济脐带，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必将化为乌有，英国本土的经济也会遭到池鱼之殃。这是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首先考虑的因素。
　　1984 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当撒切尔夫人步出大会堂沿着长长的台阶缓缓拾级而下时，突然，她的右脚不慎滑了一下，形成了一副单腿跪倒的姿势。这可能正是她那一刻的灰暗心情的真实流露。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其回忆录中曾无可奈何地写道：“这不能说是一个胜利，但考虑到我们是在同一个毫不妥协而且占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打交道，也不可能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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