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鹏,我想重拍黑泽明电影_对黑泽明的评价

　　电影《我的唐朝兄弟》落幕,导演从剧场侧门走到台前。精瘦的小个子裹在皮夹克里,满面笑容地朝台下连连作揖。他对观众的每个问题都四两拨千斤地回答,几乎每句话里都有一个成语。
　　台下观众议论纷纷,“还挺帅的”、“这人谁啊”此起彼伏。主持人介绍,这是这部电影的年轻导演杨树鹏。
　　杨树鹏是谁?从履历表上看,他是中央电视台前职员、《实话实说》的编导、《电影传奇》的总导演,在电视圈浸淫多年后转投电影。《我的唐朝兄弟》之前,他只拍过一部《烽火》。此后第二年,主演张涵予被冯小刚相中,拍了《集结号》――这也许是《烽火》最终能上映的决定因素。
　　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写诗的混混,一个祖籍东北、生长在西北、漂在南方多年的“身世成谜”者,觉得电影是拍给少数人看,但希望大多数人都能从里面找到乐子的电影从业者,一个有幽默感的博主,外加不喜欢曝光和混圈子的“宅男”。
　　让人倍感亲切的是,他还是网上流传的央视《分家在十月》视频的原创者之一。那部短小的视频因为淋漓尽致的“黑色幽默”在网上广为流传。
　　自小混社会,至今身上还留有两处刀疤的杨树鹏,在度过了漫长的青春期后,20岁时决心要做一个“文艺青年”。他有一个私密的博客,名叫“江山美人计”,贴满了感悟、小说和他写的古体诗。
　　在电影里,杨树鹏自己客串了一个角色,“疑似”李白的诗人。皎洁的月光下,他摇头晃脑吟了一首《静夜思》。
　　在海南画过广告牌、拍过宣传片、写过文案之后,他去了北京,从新华社折腾到央视。在那儿他遇到了崔永元,一个连着合作两档王牌节目,如今所有记者都在追问,他却不想再提起的人。
　　离开央视后,杨树鹏开始拍电影,悄无声息地讲了一个关于“老男人和小萝莉”的故事――《烽火》。之后他终于等到了机会。2007年,他在上海电影节的第一届中国电影创投活动上讲了一个强盗的故事。简单讲,就是强盗杀官兵,官兵欺负百姓,百姓又要杀强盗。这就是《我的唐朝兄弟》的雏形。当时他构想的电影还叫《苦竹林》。然后,投资来了,胡军和姜武也来了。两年后片子在国内正式上映。
　　一个月前,电影在釜山电影节上映,美国《综艺》杂志的著名影评人Derek看过后评价:这是我今年看的最好的华语片。
　　《我的唐朝兄弟》有一种爷们儿的美学,大开大阖,畅快淋漓。无论爱情、友情,还是对生存的最基本的渴望,都用最原始、赤裸裸的方式来表达。在充斥着阴谋和暴力的古装片里,是一个异数。
　　
　　男性友谊受的考验远大于爱情
　　
　　人物周刊:片名是《我的唐朝兄弟》,但这个故事似乎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杨树鹏:其实不是。我希望大家更关心人物状态。唐代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朝代。宋代以后,中国人就变得拘谨、本分了,没有那么得意洋洋、鲜活。这个对唐代人的精气神有表现,里头的人被强奸也不至于跳河上吊。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兄弟”,但片中“兄弟”之间也有猜忌和伤害。
　　杨树鹏:我觉得“兄弟”是特别需要认真讨论的一个词。我小时候是个混混,没受系统教育。在我的成长背景中兄弟这词特别重要。我青春期的时候,差不多全部精力都放在建设友谊而不是泡妞上了,所以我希望拍一部反映男性友谊的电影。电影里的两个男人多年来一起走村串户去打劫。他们走到哪个村子都冒充是打猎的,讨水喝,抢劫,离开,两个人一直相依为命。但在这个小村子里,友谊受到了考验。我想分析分析,遇到这样的事儿,这两个人会怎么样。
　　人物周刊:你以前有过类似的生活状态?
　　杨树鹏:我有4个非常好的朋友和我一块儿长大。我曾经写过一部小说,叫《金川街的狼》(甘肃把小混混叫做狼)。我们每天混在一起,过了大概有5年,有很多时候是并肩战斗的状态。我18岁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5个人在街上走,突然被十七八个人围住。我当时随身带了把小斧头,就抽出来了,他们也立刻拿砖的拿砖解皮带的解皮带,没有一个人退缩。如果有一个人犹豫、退缩,气势就没了。我脑子一热就冲过去了,他们也都跟着。冲过去放手一搏,不行就全线溃退,说不定也就死了。对方当时被震住了,一下散了。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被兄弟背叛过?
　　杨树鹏:有啊。常常会有这种错愕感,以为牢不可破的东西,总会破。你以为你都呕心沥血、肝胆相照了,但有的人可以肝胆相照,有的人就不行。男性友谊经受的考验远远大于他妈的爱情。
　　人物周刊:这部片子受黑泽明影响很大?
　　杨树鹏:黑泽明肯定影响了我,我觉得谁都逃不过他,你要是有能力就转化得好一点,没能力就转化得差一点。我特别想干一件事儿:重拍一遍黑泽明的电影,至少《蜘蛛巢城》、《七武士》、《影武者》都是我想重拍的。我想用东方的叙事结构,惊堂木一拍,列位看官,且听我道来。
　　
　　我最烦的就是煽情
　　
　　人物周刊:相比之下,你前一部作品《烽火》就显得更生涩。
　　杨树鹏:《烽火》是老男人们的爱物。很多中年男人看完都向我表达了滔滔景仰,因为每个老男人心里都有个小萝莉。我心想那是因为你们老了。《烽火》拍的时间很短,钱少,技巧也生,所以成品很粗糙。
　　人物周刊:你喜欢什么样的导演?
　　杨树鹏:早期的张艺谋。我特别喜欢《活着》、《秋菊打官司》、《红高粱》。我喜欢直觉型的人物。比如姜文在《芙蓉镇》、《红高粱》,他自己的片子《鬼子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演的都是直觉型人物。我更喜欢马丁•斯科塞斯的《愤怒的公牛》、《出租车司机》。你爱这个女人爱得不行,就跑去干一票,直来直去。我也喜欢侯麦,场景单纯,行动单纯。
　　人物周刊:你创作时会尽量避免煽情?
　　杨树鹏:这世上我最烦的就是煽情。我一定要用比较平实的方式处理。两个男人坐在一起,绝不会把友谊这事儿放到桌面上说,说的都是琐碎的事儿,比如你他妈上次喝酒如何如何。不会这么说:我们的友谊走到一个危急关头。
　　人物周刊:你这部片子被人解读出了很多含义,那些含义是有意埋伏下的么?
　　杨树鹏:完全没想过。我以为大家看一看,挺乐呵就完了。岳飞的词里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其实知音非常少,我现在到处胡说八道无非就是掩人耳目。如果要借助电影讲故事,我就要认真考虑商业化。
　　我完全不想拍曲高和寡的电影,一直在寻求商业和个人风格的平衡点。我担心我的电影道路会戛然而止。如果有那一天,我就去写我心目中的好小说。电影是需要花钱玩的游戏,你一定要能把钱赚回来。
　　
　　央视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人物周刊:讲讲你在央视的经历吧,《分家在十月》这片子怎么做的?
　　杨树鹏:当时是(央视新闻)评论部年会,大家就想做个小片子自娱自乐一下,拿小头目们调侃调侃。年会之前,《生活空间》做了个片子叫《粮食》,水平极高。第二年年会我就说做一下这个。我就找Z,和他一起看《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这两个片子,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看了之后没什么感觉。第二天晚上我拉了个结构出来,用错位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完了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配台词,就越说越乐。这人是谁?这人是……小白(白岩松)吧。就这样出来了。自己配音的只有崔永元,剩下的人,我配了其中两个,别的同事也分别配了,在保密的状态下配的。找小白配小白就不好玩了嘛。虽然表面上反映的都是内部斗争的事情,但还是严格界定在玩笑的范畴里。
　　人物周刊:当时没有影射央视的想法么?
　　杨树鹏:定调子的不是我。我当时做的是台本,片头片尾是我拍的。片头坐轮椅的老大爷是我们收发室的,推轮椅的是办公室一漂亮姑娘,把他们俩弄一块了。
　　人物周刊:它颠覆了我们对央视的认知。
　　杨树鹏:本来那个地方就挺藏龙卧虎的,有很多忧国忧民、特精英、特有才华的人。
　　人物周刊:在央视的那段日子对你有什么影响?
　　杨树鹏:正面、负面都有。正面的是让我有了个相对完整的履历表,要不我的履历会很难看。给了我一个平台,能相对自由地运用电视这个资源来做有价值的节目,有一些实现价值的快乐。但也有负面的。我在那里特别不快乐,孤独。每天到夜里上班,凌晨回家。但在《电影传奇》有两年特别快乐,像安了翅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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