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明　红墙摄影师 杨绍明 武汉

　　 　　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获得了荷赛大奖，我问评委为什么喜欢它，他们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在家里的邓小平和我们没什么两样。 　　 　　开国领袖眼里的“小二”
　　
　　我是1942年5月在延安出生的。
　　1948年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以前，经常和李讷（毛泽东之女）、叶向真（叶剑英之子）、王兴（王若飞之子）、任远（任弼时之子）这些小伙伴一起玩。小孩子嘛都爱吃糖果，我们几个知道，毛主席手上有糖果，玩高兴了就去他那里要。毛主席就会每个小孩都发几颗。
　　上学以后，我的作文很好，因为我爱读书看报。写作文《我的志愿》时，我说自己将来要当一名文学家。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
　　1949年初，中央机关迁往北京，先是驻扎在香山。有一天，全体中央委员照相，我在旁边玩，看热闹，毛主席看见了，叫我，“来，小二，你也来一起照。”我父亲当时也在场，我就不敢，结果毛主席硬把我拉在他身边，拍了张合影，照完还笑着说“小二将来也可以当中央委员，候补期18年”，引来众人大笑。
　　我们这些中南海里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国家领导人身边，和他们的感情深厚而且质朴。我在一群孩子里头又属于机灵的，所以很多开国领导人都亲切地叫我“小二”（周总理和邓妈妈还叫我“幺儿”），最后这个称呼就叫开了。
　　
　　中南海小摄影师
　　
　　1954年，我12岁时，我父亲说我来教你照相吧。他有一部莱卡相机，后来，又有一部禄来福来相机，我就跟他学了，没想到这相机一拿起就再也没放下，搞了一辈子摄影。
　　我一开始学照相就是拍人物，先拍我父母，然后就拍中南海里的其他领导人。因为和他们有感情啊，我就很投入，学起来也用心。当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都是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的记者，像侯波、杜修贤、孟庆彪等等，我呢，得空就向他们请教。
　　我父亲在中央办公厅工作，领导人有什么活动，他都告诉我，我就想方设法挤出时间赶过去拍，他们一看，噢，小二来了，拍吧。
　　高中以后，有些照片就拍得很不错了，和摄影科的人一起拍，拍完了，他们一看，哎，这张不错啊，给我们“留资”（新华社留作资料）吧，就拿去了，我当然更有瘾了。
　　也正是在这时候，新华社来北京四中招摄影记者。我很想报名，我已经迷上摄影了，但是我父母拦住了。
　　父亲说，你现在还小，文化基础还没打好。你看李讷就上了北大历史系，你也要考进去。学历史，可以丰富头脑啊。一定要到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摄影将来再学也不晚。
　　
　　我也就听了父母的话，没有报名，1961年正式考入北大历史系，专修中共党史。
　　其实我在高中时，就已经用相机留下了领导人的很多生动瞬间，读大学时，可以算得上“准新华社摄影记者”了。
　　毛主席访苏，我拍下他站在舷梯上挥帽告别；1961年，首都机场毛主席和章士钊聊天，这张照片入了全国影展；我还拍了贺龙读毛选，陈毅打乒乓球，李宗仁回国，等等。
　　早在1954年，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来北京工作，周总理让我父亲打电话通知他，小平在电话里说，免了吧，我还是在西南工作。我父亲说，主席都同意了，要你全家一起来。
　　邓小平回中央工作后，因为和我父亲都是四川老乡，就经常串门，一起吃川菜，看电影什么的。我趁机也拍了不少他的照片，有时候他们家合影，也叫我过去拍。
　　1958年，有一次怀仁堂后面有个接见活动，毛刘周朱邓还有董必武、宋庆龄、贺龙、陈毅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前排坐好了，但还没正式合影，都在说说笑笑。我灵机一动，按了快门，印出来一看，真不错，每个人都表情生动，神采飞扬。
　　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已经在中南海拍了12年。
　　
　　文革中教了八年书
　　
　　文化大革命对别人是10年浩劫，对我们家则是13年。
　　文革刚开始，我父亲就被打倒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文革开始，5月23日，政治局又一次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的全部职务。5月24日，中央又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江青、康生带领文革小组到北大开会，动员学生起来造反。康生挑拨说：中央刚刚打倒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杨尚昆就是你们的同学杨绍明的爸爸。
　　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就站在台下，康生一说这句话，我顿时就被学生围起来了……
　　我在大学里是很求上进的，当时我父亲给我规定了两条：一不准谈恋爱，二不准戴手表。我平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北大团委委员，批判《海瑞罢官》时，还抽我去写文章，在北京日报社住了一段时间。
　　但是文革一来，我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后来，我和妹妹到了瑞金，打算徒步重走长征路。有人发现后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聂元梓派人把我们从赣州抓了回来，我回到北大就被关进了牛棚，是当时牛棚里最小的“反动学生”。他们开全校大会批斗我，陪斗的是校长陆平、党委书记彭佩云。
　　武斗很快开始了。一次我在台上被打昏，被押出会场时，一个造反派用红缨枪猛扎在我头上，头皮被扎开长长的一块，昏倒在地，他们把我扔进了地下室。幸运的是还有同情我的同学，他们晚上偷偷进来给我缝上了头上的伤口。
　　后来我由“新北大公社”看押，他们把我蒙面绑在椅子上，让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是从来不承认的，因为没有事实。他们就上电刑，给我过电……
　　当时北大历史系在北郊的南口有个开门办学点，好心的同学把我送到那里养好了伤。
　　
　　1968年，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送到张家口4627部队农场种稻子，从播种到收割，我整整干了两年。最苦的是插秧，“两层冰一层水，中间夹个肉大腿”。我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干部子弟成为真正的劳动者，对我的成长很有好处。
　　1970年，又让我到河北隆化县张三营中学教书，我教的是语文、历史和常识。从此我开始和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农家子弟朝夕相伴，深深体会到底层群众的纯朴。在讲台前，我充满了激情，与学生之间师生情深，至今我们仍然来往。
　　至于我的摄影设备，早被抄走。只有一台康泰斯相机，借在同学手里，才“幸存”下来，我就随身带着，我给张三营的学生拍照，后来到了临汾，又给工人学员拍照。
　　早在1965年底，我父亲就被调离北京，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22日，降为肇庆地委副书记，5月28日，调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6月2日，我父亲到了太原，7月3日，被“隔离审查”，从此一直被“监护”到1975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平反。
　　因为身心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1975年，我妈妈李伯钊偏瘫。中央专案组在请示周总理后，同意让我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我从隆化到了临汾动力机械厂的“721工人大学”教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父亲恢复工作，我也得到平反，到了新华社广东分社做一名摄影记者，终于圆了自己青春年少时的梦。
　　
　　为您拍下传世之作
　　
　　文革后有一次见到小平，是1980年夏天，他在四川爬峨眉山。他爬到半山腰上，路边有一位朝香的农村老太太坐在石头上休息，小平走了过来，问老太太：老乡，万年寺还有多远？老太太回答：不远了，前面就是。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快门按下了。照片上邓小平站着问，老太太坐着答，他们的身后是绿油油的玉米地。这样的构图在文革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后来老太太想起了此人大概是邓小平，就又追了上来，赶到小平跟前要下跪，工作人员赶紧把她扶起来。小平见此情景，以他特有的风格幽默了一句：“又不是要拜菩萨。”
　　我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我知道对于领袖，不要神化，也不能神化，用小平的话说，“又不是要拜菩萨”。所以，当新时期到来，当小平成为领袖时，我要把他拍成人民公仆。
　　这张照片也正是由于正确还原了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在全国摄影评奖中得到了银牌奖。
　　从此，一直到1992年9月，我给邓小平拍了12年照片。这12年，邓小平迎来了他晚年的辉煌，我给他拍的照片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展示他作为时代伟人的杰出非凡的一面；另一类是日常生活中的邓小平。
　　1989年，金日成访问中国，邓小平与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就在会谈休息时，小平来到走廊上，阳光很好，他的表情是放松而又显出凝重，处于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我站在远处，用长镜头拍了下来。现在深圳深南大道边上挂着的就是这幅照片，它已成为邓小平的标准照之一。
　　在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过程中，我抓拍到了他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次握手。当时他们已经握了手，就要开始正式会谈了，礼宾人员请中外新闻记者退场。正在大家都在收拾家伙要离开时，戈尔巴乔夫说：今天不仅是两国关系的恢复，也是两党关系的恢复。说完向邓再次伸出手来，邓小平也很高兴，两人第二次握手。我当时还在工作状态，但背对着他们，听到这句话，赶紧扭头，紧跟着就拍了下来。这是一张与全世界的新闻同行同台竞争时，我抢到的独家照片。
　　当然，流传最广的还是我拍摄的安享晚年退休生活的邓小平。在我拍摄的这类作品中，广大读者看到的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
　　
　　晚年邓小平很疼爱外孙和外孙女，虽然有了外孙，但他和一般老人的想法一样，非常想有个孙子。1985年，邓质方夫人在美国生下了小弟，后来，他们带着小弟回国了。不足一岁的小弟有点对眼，长得很是可爱，邓小平心里特别喜欢。于是就有了他坐在藤椅上轻轻地掀起小被子，怜爱地看着襁褓中的小弟这张照片。
　　随着小弟慢慢长大，又有了那张流传最广的“82+1”，就是一岁左右的小弟撅着小嘴巴亲爷爷。这张是我在北戴河海水浴场抓拍的，我按下快门后心里就感觉有了，很快冲印出来，子女们拿给小平看，他哈哈大笑：“两个丑八怪！”他的子女们不同意了，他跟着解释：“两个撅嘴巴！”但是随后又说了一句：“好，赶快加洗，一家一张！”
　　那张小平抓外孙女眠眠的辫子，也是在北戴河拍的。那天，眠眠梳了很多小辫子，到外公身边玩，小平很奇怪地问她：“怎么今天梳了这么多辫子？”我拿着相机站在旁边，半提醒半开玩笑说：“抓辫子！”小平马上明白了，他想起七十年代他第二次复出时自己说过的“我就像维吾尔族姑娘，辫子一抓一大把”，一下子笑起来，伸手紧紧抓住了眠眠的小辫子。这是一张颇具深意很有历史感的照片。
　　有一天，我去邓伯伯家，正好撞见他坐在那张很普通的木条扶手沙发上看《参考消息》。他戴着花镜，没有穿鞋，沙发前放个软凳，两腿伸开搭在凳上，是个很随便但很舒服的姿势。孙子小弟闹着要找爷爷玩，卓琳阿姨走过来坐在另一张沙发上拿起一份小参考，说给小弟讲故事，小弟也就乖乖地听奶奶说话。我毫不犹豫地拍了下来。这张照片成为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中的一张，获得了荷赛大奖，我问评委为什么喜欢它，他们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在家里的邓小平和我们没什么两样。
　　有一次，新华社摄影部领导请我代拍一张邓小平办公像，因为他的这类照片太少了。我就先去报告了卓琳阿姨：“卓阿姨，能不能拍一张邓伯伯的工作照？”她同意帮忙，就帮我去说服小平：“我们帮着打灯，绍明来拍一张，好不好？”邓小平听完就回一句：“我从来就不办公，拍什么办公照片？”
　　这样的话只有他能说出来。日常生活中，他本来就是随意而不拘泥于形式的，他批阅文件并不是坐在办公桌前，而大多是在家中那张木条沙发椅上，或坐或半躺，随看随批。
　　在家人的耐心劝说下，小平最后还是同意了，就在他看电视的休息室里，坐在沙发上，现场拿起一张人民日报，我拍了。
　　这也体现了他一贯的风格，最讨厌形式主义。
　　我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拍摄邓小平的，但我至今感到遗憾的是，在一次次“闪电式的奇袭”之后，我所留下的这些瞬间凝固的历史照片，没有多少人能真正读懂，即使是我的同行，真正能够读出它们背后的历史激荡、风云变幻的，也为数不多。
　　在小平身边拍摄了十二年，我深感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原汁原味地反映出他作为泱泱大国领袖的风采，同时也要反映出他作为常人的一面，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
　　我是不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拍摄了邓小平，这也许并不重要，但我必须“饮水思源”，从照片中领略小平崇高的品格和幽默的情怀。
　　七年前，中国著名文学家柯灵先生细赏我的作品，用几个月时间写下他的评论：“杨绍明的重要的新闻摄影，大气磅礴，气度恢宏，传神射髓，卓尔不群。”我相信他是在鼓励我为小平拍下真正的传世之作。
　　
　　杨绍明简历
　　
　　1942年生。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子，著名摄影家，以拍摄中南海领袖人物闻名。中国内地首位荷赛奖获奖者，现任荷赛青年大师班中国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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