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_胡发云,直面真相

　　他的小说被称为“中国最有独立立场和思想力度的小说”，一切缘于文革 　　 　　胡发云好像一点都不着急。 　　2006年发表轰动一时的小说《如焉》后，胡发云几乎没有新作。《如焉》曾被不少评论者称为“中国最有独立立场和思想力度的小说”，风行一时。3年后出版的《隐匿者》，其实是以前中篇小说的结集，大多写在世纪末前后。有些热心的读者甚至揣测，他是否受了某种限制。
　　他的笔没有搁下。或许，今年就有一部长篇杀青，这部还差几万字就可以完成的小说是计划中的“文革三部曲”的第一部。
　　在2003年之前，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当时他已“从业”20年。
　　那年年底他开始写平生第一部长篇《如焉》。每天写几个小时，写得很快，3个月完稿。
　　当了二十多年文学编辑的妻子李虹是第一个读者，他写的时候，她就一节节地看，完稿后又连读了几遍，说她很喜欢，但恐怕发不出去。
　　不久，李虹潜伏了3年的胃癌突然复发，他们开始了从一个医院到另一个医院的漫漫求治路。那8个多月中，每到一处，胡发云都会尽最大努力包下一间病房，把生活用品搬去，两个人一同住下，仿佛居家过日子。
　　8个月后妻子离开了他。如她生前所料，小说的发表遇到了一些困难，胡发云就把这件事放下了。
　　2005年秋，作家出版社编辑袁敏收到了朋友发至她邮箱的《如焉》。第二天上午她就给胡发云打电话说：你的稿子我要了。
　　很快，袁敏出任文学杂志《江南》的主编，《如焉》在她主持的第一期发了头条。尽管她还是“动员他删掉了三四千字”，但这已经是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版本。她很看重小说的分量，“对社会敏感问题有所触及，并且有尖锐的看法”。在她眼里，与一般作家相比，胡发云格局比较大，关注“国家、民族的大命运”。她用这个词来形容他：热血。
　　而在儿子胡小鹿看来，胡发云最突出的特点是独立性，“很少受外界影响，不会随波逐流”。
　　穿风衣的人全是特务
　　1949年1月8日，胡发云在武汉出生。
　　父亲是国民党部队医院的医生，在胡发云出生后几个月跟部队后撤到了重庆。他原本在教会医院工作，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爆发后，放弃了舒适的生活，上前线做了11年的军医。
　　1949年，刘邓大军解放西南后接管了医院，希望他留下来为新政权服务。他说，历经十多年战乱，上有老下有小，他希望回家乡去。军政府就给他发了路费路条。他回到武汉当了一个诊所的所长。再后来他有了个令他哭笑不得的名号：伪军医。
　　父亲有个弟弟也是医生，当年没有上前线，留在武汉照顾老父，“历史比较干净”，1949年后日子比较好过，收藏了许多音乐唱片、民国书刊和美术作品。胡发云小时候一部分体制外教育正是在叔叔那里完成的。尽管父亲是个“伪军医”，毕竟医术好，颇受邻里尊重，家里生活也比一般人家优裕。少年胡发云觉得，有个做医生的父亲毕竟是一件荣耀的事。父辈的忧虑他还很难感受到。
　　小学三四年级时，某天放学，胡发云和几个同学看到一个穿风衣的人。当时很少有人穿风衣，电影里穿风衣的人全是特务。几个小学生兴奋了：这一定是个特务！他们开始跟踪他，从四五点一直跟到天黑，还是跟丢了，懊悔得不行。
　　“到广州去揪陶铸！”
　　“文革”，“一场富于刺激性、挑战性的革命、从少年时就盼望了那么多年的革命”，兀然降临。不过很快胡发云就发现，这不是属于他的革命。以他那样的家庭背景，没有资格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没有资格组建红卫兵组织，甚至没有资格在一些会议上发言。当年共产党还允许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参加红军，今天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当时他的家庭尚未受到冲击――关于他的惟一一张大字报是同桌女生写的，说他和她同桌一学期却从未跟她说话，是瞧不起工农出身的同学。但充斥暴力的运动已让他感到抵触：教学楼挂着“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一位数学老师在蚊帐中用剪刀剪断自己的喉管，从半夜一直挣扎到天亮才死去……
　　孤傲的少年，选择了疏离和逃避。
　　1966年10月底，他坐火车去北京串联。上了车后，一只脚没有地方放。往下踩，都是人家的脚背或者脚后跟。只好用一只脚站着，累了，趴在人家肩上，把这只脚拔出来，再把另一只脚放下去。
　　很多在禁欲主义教育下从来没正眼看过异性的学生，初恋就发生在串联的路上。后来好几个同学告诉他，最难忘的，一是见到了毛主席，二是接近了某某女生，留了地址，而且在通信。那些信，前面是毛主席语录，后面写着“毛主席万岁”，没一句谈到感情。
　　在北京，胡发云一方面为见到了毛主席、为惊心动魄的大场面激动；另一方面，即使在人潮汹涌的天安门广场，仍被一种深深的疏离感所缠绕。北京的一些高校已经出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字报，同时他们却又出现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行列中。这场运动超出了他的理解力。
　　从北京串联回来碰到班上一个同学，走得匆匆忙忙，问他去哪儿，他说，“到广州去揪陶铸（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南局第一书记）！”就像去抓一个小偷一样轻松。
　　到米兰怎么走
　　1968年底，胡发云下到湖北天门插队。对十八九岁的青年人来说，最大的风暴在内心：忽然被丢到一个与世隔绝地老天荒的地方，而且可能从此回不去了。在此之前，不管是受难者还是旁观者，毕竟时刻能捕捉到时代的脉搏。
　　经过前两年的磨练，年轻人都有了一种江湖气，不再把神圣真当成神圣，只有“不能成为毛主席的反对者”这根筋始终绷着。“很多知青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开始抽烟喝酒，过一种用现在的话说比较‘酷’的生活。”
　　在乡下有两种活动，一个是被安排做的农活，一个是自己安排的看书、听音乐，朋友间的走动交谈。两种活动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时间上却紧密相连。刚刚洗掉脚上的泥巴，往床上一坐，可能就抱起了屠格涅夫的《前夜》，或拉起了小提琴，背着画夹出去写生。常常会走几十里路去见一个朋友，仅仅为了借一本书，或者仅仅为了听哪个从城里回来的人说说城里的情况。
　　一次胡发云和一位同学去一个遥远的知青点。他们谈论着俄罗斯强力集团、读过没读过的文学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巡回展览画派。突然同学停下来冲地里正在劳作的农民喊道：“哎――到米兰怎么走――”农民抬起身，竟朝前方指了指。于是继续前行。
　　有时在外面干苦力活或跑长途拖水利建设用的石灰，荒郊野外，板车下面铺一层稻草就可以睡一晚。大雪天，几架板车往墙边一靠，搭成一个窝棚，铺上被子，一住就是两个月。浪漫，但也真苦。
　　1970年有家部队工厂要创建文艺宣传队，相熟的人极力推荐他。原本天门县刚成立的新剧团已经要他去报到了，但“当时部队的特点就是，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干坏事，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干好事。他们二话不说就把我给带走了”。
　　就这样回了武汉。
　　1977年，因为一些率性言论，胡发云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厂里的小黑屋。除了专案组几个人来讯问外，另派了4个工人分两班24小时看守，连上厕所都贴身跟着。
　　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和李虹开始了隔着高墙的恋爱。在他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她就住到了他家，并开始照顾他的父母。
　　被关押了一年多，某个厂休日，在一位看守帮助下，胡发云溜了出来，按约定在一条小巷与李虹会合。他们在朋友的小屋里自己举行了婚礼，然后去看他父母和叔叔。离开叔叔家时公交车已经停开了。两人在深夜里步行，跨过两座大桥穿越武汉三镇回到了武昌――25年后的银婚纪念日，他们重走了那条18公里长的路。
　　胡发云在暗夜中潜回厂里，继续做他的囚徒。不久，他在报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之后整个专案组绷着的弦就松了。十几天后他结束了牢狱生活。
　　共同重建“文革”史
　　1988年，上山下乡20周年，胡发云他们那批老三届学生有数百人回到学校，找来了当年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在一个大阶梯教室，以当时所有学生的名义向他们道歉，请求原谅。当年在学校迫害老师们的不是他们，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老师们遭受侮辱和毒打时没有站出来，而是附从了施虐者，有的还写过大字报和大标语。胡发云说，“某种意义上，我们不是帮凶也是看客。”
　　“文革”使无数人在道德上沦陷。
　　胡发云对“文革”的反思，始于被打成“现反”时期。1980年儿子胡小鹿出生后，他把写作放下了一段时间，大量地阅读和思考。1995年有过心跳骤停的经历后，他开始集中创作带有反思意识的小说。他甚至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电视上出现政治人物，就会根据他的年龄和简历推想他在1957、1966、1978、1989这些共和国史上的关键之年，身在何处，作为如何。
　　多年后回想，他说如果没有“文革”，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守规矩的知识分子。然而“文革”把这些毁了。他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最大的困窘就是如何面对“文革”前、后两个人生阶段的落差。很多人在前一阶段是政治上的获益者，度过了激动人心的青年时代。改革开放后，因为他们知识技能的不足，也许成了生活困窘的下岗工人。他们用个人际遇的变化，来裁断两个时代的好坏，没有意识到，他们后半生的命运是被前半生决定了的。
　　在胡发云看来，“文革”有几个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革”发展并不均衡。同一个口号、同一个领袖、同一面旗帜之下，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却相去甚远，各自的命运也大相径庭。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史需要当年各个群体的人共同来重建，“过了一定的时候，即便这些都可以公开也没人感兴趣了，‘文革’恶果却会转化成第三代第四代变种在社会上延续下去。”
　　他认为对“文革”真相的澄清，是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社会的前提：“如果那么多人把往事烂在肚子里，整个民族就没有可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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