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_格雷伯,“占领华尔街”的幕后灵魂

　　戴维•格雷伯说，今年他有三大目标：一是推广他的新书，二是学会开车，三是发动一场席卷全球的革命。 　　如今，第一个目标进展顺利，第二个目标看来没戏了，第三个则正如火如荼。
　　世界左翼运动的一名老兵
　　格雷伯现年50岁，美国人，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人类学教授。他的研究对象极为生僻，比如北美印第安易洛魁族人的贝壳念珠、加拿大夸扣特尔人的冬节等。在学术圈里，他小有名气。有人说，他是当今世界最聪明的人之一。
　　此外，他还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过去10年里，他参加了无数示威活动，如抗议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世界经济论坛等，堪称“世界左翼运动一名老兵”。魁北克、热那亚、费城、纽约、伦敦……无不留下他“革命”的足迹。
　　今年，他的“革命事业”步入高峰。年初，他与数万名大学生、高校雇员走上伦敦街头，抗议政府大幅提高大学学费。入夏，他与几名志同道合者策划了占领祖科蒂公园的计划。谁曾想，这个原本是几个人的“行为艺术”，竟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运动。
　　如果称格雷伯是“占领华尔街”运动领袖，那么错了，因为他恪守的“非等级化”理念视这种表述为“异端邪说”；他也不是什么发言人，因为至今他仍拒绝为这次运动归纳具体诉求。即便在祖科蒂公园里，他的名字也不见得如雷贯耳。但毫无疑问，在这个历史时刻，他表达了一个群体最复杂的悲愤和渴望。
　　“我们正目睹新一代美国人的诞生，他们勇于反抗，希望结束令其失业、没有前途、永远背负巨额债务的体制，”格雷伯在9月25日为英国《卫报》网络版撰写的社论中如此写道，“他们希望与盗走其未来的金融巨鳄们展开对话，难道这真的令人意外吗？”
　　格雷伯的政治主张一半来自这些年“为正义而战”的人生经历，一半来自他的专业研究。“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前两个月，他的新作《债务：最初5000年》面市。这是一部关于货币和市场起源的另类解读，向传统观点发起挑战。他写道，从西非的蒂夫人到古老的苏美尔人，从中世纪的爱尔兰到现代美国，人们对于债务存在种种矛盾态度：或是责任，或是罪孽，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是压迫的工具。他试图解答一些困扰人类许久的问题，比如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约而同地深信，还债关乎道德，靠借贷为生是可耻的？
　　格雷伯的观点显然与主流经济理论格格不入，他因此而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然而，“时势造英雄”，当下的艰难时世令其观点广为流传。他的著作为“占领华尔街”提供了某种历史溯源和学术依据。运动之初，愤怒的抗议者最关注的问题正是债务。
　　“他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占领华尔街”发起人之一、温哥华《广告克星》杂志创办人卡尔•拉森说，“他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在经历一场1968年那样的运动吗？它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吗？”
　　正如格雷伯所言，这场运动有着更为广阔的意义：纵观整个历史，债务对于国家而言，都是一种控制臣民并剥夺其资源的手段。当足够多的人欠下足够多的债务时，往往就会爆发某种形式的造反。
　　打造纽约的“解放广场”
　　今年夏天，格雷伯从伦敦回到纽约度假。他经常光顾华尔街附近一个名叫“16海狸”的艺术家沙龙，那里聚集了一堆活跃的知识分子，谈论诸如符号学、黑客、土著人的奋斗之类的话题。和许多活动家一样，格雷伯对埃及人占领“解放广场”、“愤怒者”接管马德里等事件十分着迷。6月中旬，他在《广告克星》发表短文，提出如果西方发生类似起义会怎样？这正是“16海狸”在这个夏天最热门的话题。
　　6月13日，《广告克星》发出号召，呼吁人们于9月17日占领华尔街。当时，一个名叫“反对削减预算的纽约客”组织已经在市政厅外的街道上安营扎寨，其成员多为来自纽约最穷地区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和社区领袖。他们非常欣赏《广告克星》的主意，开始倡导“人民大会”的主张，为“占领华尔街”造势。
　　“人民大会”可谓是当代无政府主义的核心理念。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任何强迫都只能导致暴政，这是革命的根源。“人民大会”采用集体讨论的形式，所有决定不取决于少数领袖，甚至不取决于多数意见，而必须全体一致通过，哪怕这个“全体”是数千人、上万人。这显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占领华尔街”的任务之一就是向更多人推广“人民大会”理念。
　　“人民大会”计划在曼哈顿的保龄绿坪公园举行，那里矗立着著名的象征着华尔街的公牛雕像。格雷伯得知此事后，和两个朋友于8月2日赶往保龄绿坪公园。然而，他们失望了。他们所见到的“人民大会”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集会：先是简短碰头，然后前往华尔街提出一系列预定诉求。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行话来说，这是自上而下的“垂直模式”，而不是理想中的“水平模式”。
　　于是，格雷伯一行3人招募了几名同样不满于现状的人，在公园南侧另起炉灶，组织起自己的“人民大会”。开始只有十几人，但到当晚，原本准备去华尔街游行的五十多名示威者全部被“策反”过来。
　　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格雷伯不仅要料理“人民大会”事务，还要组织关于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法律和医疗培训，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学车计划受到严重干扰。“人民大会”一直在无休止地讨论是否要提诉求、提怎样的诉求，这些问题至今未达成共识。
　　9月10日，“人民大会”终于选定占领目标――曼哈顿广场，同时制定了备用方案。由于准备充分，当警方于9月16日晚封锁曼哈顿广场后，两千多名抗议者于次日从容转战祖科蒂公园，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曼哈顿一角一夜成名，成为纽约的“解放广场”。
　　从不认为无政府主义疯狂
　　格雷伯在纽约一栋由工会资助建造的公寓楼里长大，那里充斥着各种激进思想。11岁时，他迷上了玛雅人的象形文字，将自己的原创翻译寄给一名学术权威。那人很是惊讶，帮其申请到马萨诸塞州菲利普学院的奖学金到那儿学习深造。
　　格雷伯的父母四十来岁才得子，都是工人，深受上世纪30年代政治思潮影响。母亲是一名制衣工，后因在百老汇主演由国际妇女制衣工联盟赞助的音乐剧而小有名气。父亲在印刷厂工作，曾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共和党而战，而共和党中有不少人是无政府主义者。
　　“大多数人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并不赖，只是有点疯狂，”格雷伯说，“没有监狱，没有警察，没有分等级的权威架构，听起来是不错，但不现实，不是吗？”但格雷伯的父亲从不认为疯狂，“因此，我也从小就不认为它疯狂。”
　　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格雷伯接触到一个非常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组织――马达加斯加的贝塔富。这是一个由贵族和奴隶后代组成、实行平等主义的社区， １万名成员在做决定时采取一致通过的方式，哪怕有人犯了罪，需要处死，也必须得到其父母的同意。格雷伯对这一现象做了深入研究，并撰写了《失落的人》一书。
　　之后，他成为耶鲁大学的副教授，专注于学术研究，直到1999年西雅图召开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运动来了：“如果你真的致力于某项事业，一切会水到渠成：你第一次参与其中，完全是一个局外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第二次就什么都明白了；第三次则可以发挥领导作用。只要你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任何人都可以。”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耶鲁，他是一名学者；在纽约，他是一名活动家。他结识了一个松散的组织“直接行动网络”，都是一些活动家、艺术家和爱恶作剧的人。他们经常组织示威活动，或者举行“攻占街头”之类的狂欢。
　　2005年，好日子结束了，耶鲁大学终止与格雷伯的合同。格雷伯上诉，但未获成功，他的案例后来成为耶鲁一门课程。他认定自己遭解聘是因为参与政治活动，而旁观者认为，耶鲁大学正是格雷伯所鄙视的那种等级森严的机构，与其脾气不对路子。
　　格雷伯的耶鲁同事托马斯•布罗姆•汉森说：“在学校，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人，没有人怀疑他的学术成就，但他真的对枯燥乏味的学术生活没有兴趣。”
　　“药方”：免除一切债务
　　“占领华尔街”的任何一个组织者，包括格雷伯、《广告克星》的编辑、“反对削减预算的纽约客”在内，谁都没有料到，这场运动会如此轰动。美国左翼力量向来人员混杂，有激进派、反战者、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他们最终往往因分歧和误会而分裂。格雷伯认为，这次的意外成功主要得利于运气、时机以及弥漫于全社会的愤怒和幻灭情绪：工作机会寥寥，政治无为，个人和国家均负债累累。
　　格雷伯在书中写道，债务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其多寡，而是它扭曲了人们互相帮助的本性。亚当•斯密说，货币和市场的出现是因为人类有“易货”本性。货币出现之前，人们用7只鸡换1只羊，或用1袋米换1双鞋。一些聪明的商人意识到，可以用一种通用的媒介对所有东西定价，比如银子或贝壳，这样交易起来更为方便。然而，人类学家长期认为，这种易货经济可能从来就没存在过。格雷伯在书中引用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的话说：“从未有人描述过单纯的易货经济，更不要说货币由此产生。”
　　在没有货币的年代，人们并不“易货”。他们会相互馈赠，有时以进贡的形式，有时会在晚些时候得到回赠，有时则是纯粹的礼物。货币的出现，不是为了交易更方便，而是埃及等古国或苏美尔的神职人员为更有效地收税或计算财富而创造出来的。价格概念和冷漠的市场应运而生，它们吞噬了人类社会原本拥有的一切脉脉温情。是金钱让责任和义务变成债务，欠债还钱的“常识”腐蚀了人类彼此关爱的本性。
　　格雷伯认为，一旦我们理解了债务的社会起源，就会乐于在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重新协商债务问题，无论它是抵押贷款、信用卡债务、学生贷款，还是整个国家的债务。
　　“主权最终属于人民，至少理论上如此。是你给了银行制造货币的权力，然后借贷给你，”格雷伯说，“我们共同创造了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改变它。”
　　在书的最后，格雷伯开出一剂“药方”：免除所有国际和消费者债务。“这会奏效，因为它不仅能大大消除人们切实的苦难，而且提醒人们，金钱并非妙不可言，还债不是道德的核心，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安排。如果说民主至高无上，那么我们应一致同意以另一种方式做出新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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