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震区婚姻故事

　　汶川地震一年后，灾区破碎的家庭大规模重组，这些新的婚姻，与爱情有关，或者无关，但他们无一不在努力从伤痛中走出，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以下故事来自北川县曲山镇永兴板房社区3个家庭
　　
　　
　　故事一
　　
　　男：张建均 射洪县大榆镇务农
　　女：母贤碧 曲山镇新街村四组务农
　　如果不是去年，成都一家纸媒记者在北川县民政局查到他们拿结婚证的日期――2008年10月27日，恐怕连张建均、母贤碧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是震后北川县第一对登记结婚的重组家庭。
　　拜访他们的这天，雨点纷纷扰扰。
　　“这雨还算是小的。不然像以前哈，能顺着这块，还有那块流进来，地上湿湫湫的。”
　　张建均坐在低脚板凳上指了指门，扭头又指了指窗。
　　 “到了夏天，这屋里头热得实在没法。电风扇一晚上对起人吹都没法。”坐在床头的母贤碧，脸色蜡黄蜡黄，还在温和地笑。
　　她盯着脚上的鞋发呆。银色革面，皮质粗劣，但外壳做得好看，鞋扣盘着一朵花。
　　这是她最好的一双鞋了，35块钱。她知道今天有媒体要来拍照片。
　　两片铁皮，中间夹着白泡沫。无论是任家坪还是永兴，所有社区的板房都如此。
　　板房不能隔音，不能隔热。除了有时渗渗水，过冬时，还会让母贤碧缅怀往日屋里头，烧得红通通的火盆。
　　18平米的空间里。
　　一台较新的洗衣机――“是从老城我们家里面背出来的。”张建均说。
　　那床粉艳艳，抻抻崭崭的，中间印上一颗红心的床罩――“这是我以前老婆子（妻）的，我把它扒了出来，她也很喜欢。”他瞅了瞅母贤碧。
　　以前老婆子的姐姐送的彩电上方，是二人舍不得戴的一对手表――“去年央视给送的，潘长江为我们主持过婚礼。”
　　若论以前，“房子啊啥子都有。我们两家都好过。”母贤碧说。
　　地震前，他俩客客气气，很少多说话。各自本分地过活持家。
　　那时，张建均的家在曲山镇新街村442号。再减个20号，就到了母贤碧的家。
　　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逢年过节聚在一起耍，好不热闹快活。
　　酒宴上，母的儿子要喊张建均 ――“姑爷”，张的儿子称母贤碧为“舅母”。因为她的前任和他的前任是堂兄妹，两人都在地震中丧生。
　　
　　只要你对我妈妈好，
　　我没得啥子意见
　　
　　母贤碧丈夫“走”后满3个月，张建均的大姨子找上门来。
　　“她说，你带着娃儿还要继续过。问我要不要跟张建均组合一起过。我觉得好突然哦。本来都是亲戚，再说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说这怎么可能？”
　　这会儿，张建均已出门，去了永兴街上的一处工地。
　　母贤碧摩挲着一张照片。上面的男人喜笑颜开，长得比张建均帅。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从没像别的夫妻那样吵吵闹闹，总是有商有量，感情好好。他一走，我不知道啷格办了。就想一个人把娃儿盘大，把他老汉（爸爸）的心愿了了。”
　　大姨子也是她前任的堂姐，劝她说：
　　“没得事。你想想，你和张建均彼此知根知底的。你俩的娃儿从小就像亲兄弟。万一，你二天（将来）再到外乡找一个，怕是没得这么巴适（合适）了。”
　　堂姐的一番话，让母贤碧脑子里开始打起了仗。倒是张建均回话快。
　　“男人想事很实际。屋里头没个女人咋行？连个洗衣做饭的人都没有。要是我打工走了，蒋滔的生活起居谁管？要是遇到对儿子不好的女人咋办？”
　　所以当大姨子跟他提起这件事，他觉得没得问题。
　　为前夫作百日祭时，母贤碧把“那件事”委婉地跟儿子蒋林提了。
　　“他的脸马上就黑起，好吓人哦。他一个人在前头走，我在后面喊他他也不应。”
　　待钻进汽车里，儿子憋了半天，说了一句让她心颤颤的话：“妈妈，你硬是（简直）像变了一个人啊。”说完后，竟自哭出声来。
　　瞅着17岁的儿子在身边哭，母亲的心尖尖都快随着车身颠簸破了。
　　她红着眼咽着声说：“你莫怪妈妈啊。我和你姑爷商量过，这事要征得你的同意，你不同意还是不行的。”
　　“我不同意。”另一边，张建均的娃儿蒋滔也倔得很。他比蒋林小两岁，想法很直接 ：以前喊舅母惯了，怎能一时改叫妈？
　　为了做通两边娃儿的思想工作，大人们颇费了一番脑筋。
　　有一天，蒋林主动约姑爷谈了一宿。那晚的谈话内容，张建均从没对我说起。
　　母贤碧知道。“我娃儿对他说，姑爷，只要你对我妈妈好，我没得啥子意见。”
　　
　　
　　你放心，我这辈子绝对对你好
　　
　　“母贤碧性格好，把娃儿交给她我放心。”工地上，换掉采访时穿的装束，张建均已与一个普通民工无异。
　　裤脚挽起，黄色橡胶鞋上沾满了黄泥点。光天化日下，他眼袋上原有的两处黑斑胎记尤为突出，使其显得疲惫不堪。
　　没有起点，看不到发展，希望全都寄托在两个孩子的身上。这就是他和母贤碧共同面对的命运。
　　“我们都40好几了，你说再创好大个事业，也不可能了。就算是招工，别人也只招35岁以下的，拼体力都拼不过人家。”
　　张建均踩在碎石上，慢悠悠地边走边叹，不时地回头张望。
　　再多挣点钱吧。来年，北川新县城建起时，说不定要花钱买房子。
　　要是能为两个娃儿一人盘下一套房子，将来他们结婚生子也不愁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这是夫妇俩仅存的心愿了。
　　然后，张建均粗略地算了一笔账。
　　他收入最好的时候是一个月能赚到2000元。
　　之前，全家的积蓄就是两位前任死后，国家颁发的抚恤金，每人是5000元。一笔1万多元的房屋损毁补偿金至今还没有分发下来。
　　他申请过低保，始终不能通过。即使申请到了，居民只能得到150元。农民更是少得可怜，是100到35元不等。
　　大儿子参军去了。小儿子在读职中。全家人仅仅这个儿子买过保险。他一直在工地上挪上爬下，有谁为他上份保险？
　　有时，他倒想为母贤碧娘儿俩买上保险，可是钱呢――“现在这点钱只能顾到4张嘴。”
　　况且，母贤碧还有病，根本无法干重活。
　　母贤碧的病是在两人谈妥结婚，张建均去上海打工20多天后的事。
　　起初，她发现身上出现了一片片红点点，后来时不时感到头晕目眩，胸中气闷。
　　“她打来电话时，我还蛮高兴。结果，她告诉我：我不太好嘛。”张建均回忆着。
　　“啷么呢（怎么了）？”
　　“医生说我血小板很低，不做检查怕是要得白血病哦。”
　　“我心里很犹豫。不打这个电话不行。打了这个电话，事情就成不了。他好好一个家都没了，难道又要娶个病人？”在板房里，母贤碧说。
　　紧挨着电视机的筐里，放着再造生血之类的药丸。这些不知能起多大疗效的药物，要占去这家人每月开支的三分之一。
　　“结果，他说要我等着，他这就回来。我不信。”几天后，母贤碧就接到了张建均的电话，让她到绵阳火车站接他。
　　站台前，东张西望的两人见着了面。母贤碧伸手想为他提行李，张建均挡下了，“你是病人，怎么能让你来拿？”
　　他陪她到了绵阳市大医院作检查，医院开出的价目，听得他们灰心丧气。
　　“我是嘴上不急心里急啊。我们哪有钱治疗？只有让医生先开药让她吃着，等以后挣够了钱再为她治好。”张建均垂下头去。
　　说时，母贤碧弱小的身影已浮现在人群中。张建均停驻下来，平静地注视着她。
　　结婚证是在最困难的当口领的。他对她说，你放心，我这辈子绝对对你好，对你的娃儿好。
　　婚后有一段时间，母贤碧曾十分自卑，天天窝在家里哭泣，认为天下的坏事都落在自己头上了。
　　唯一能够宽慰她的，正是眼前这个朴实男人的这句朴实话语。
　　
　　故事二
　　
　　女：周永琼曲山镇沙坝3组农民
　　男：贾怀旭曲山镇沙坝3组农民
　　
　　妹妹，我好痛苦哦
　　沙坝村和茅坝村的居民混杂住在社区B区。
　　在一间板房内，周永琼和她的儿子薛超正掀起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她那结婚才一个月，还没有“完全走进她内心”的现任丈夫贾怀旭，此时更觉像个外人，很知趣地一声不吭，独自忙进忙出，洗洗涮涮。
　　周永琼娇小的身子全陷在一套赭红的沙发里，那是贾怀旭从原来倒塌的家中背出的。
　　彩电里的节目不断跳闪，橱柜里的碗具参差不齐，床上衣物的凌乱，她熟视无睹。只是在那里自怨自艾，“妹妹，我好痛苦哦。”
　　
　　事情起因无非是，她想让儿子跟着老贾的两个娃儿学做生意――在任家坪，他们一个卖旅游纪念品，一个炸油饼。
　　她心里算计着，让儿子多学些做生意的经验，她好在以后将前夫死时保险公司赔偿的6万元钱拿出来，让儿子“自己干点啥子”。
　　“结果他没得两天跑回来说他是白搞的（没有得到报酬），好像钱没有归他的包包里头。我看不懂他在那里究竟想搞啥子哦！气得我前晚上哭到半夜，昨天睡了一天。”
　　在B区的东面，有一间周永琼原来住的板房，现在是儿子一人住。
　　薛超也偎在沙发上闷闷不乐，“我随便她怎么说。要是全听别人说了，那我根本没法过了。”
　　那张才20岁的脸，透着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沉郁。这天早上，与他同龄的一个伙伴，离开了板房社区，并发誓永远不回来了。
　　他暗暗计划也这么干。只要等车本本考下来，他就走，离开这儿，甚至离开四川。
　　儿子的这种想法无疑加重了周永琼的愤懑。
　　她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再婚的一个原因，就是地震后，儿子还这么“扯兮兮”（不懂事）的。
　　在九洲体育馆的帐篷营里，她哭晕过无数次，倒在床上不吃不喝连续几天，守在身边的儿子却比较木然，这不得不让她感到失望。
　　以至于她看到儿子扎着的耳钉，穿着短8寸的裤子，心里都恼火。
　　她觉得前途悲?，“他就爱扯经，二天（将来）时间长了怎么得了啊！”
　　她越想越怕，儿子以后要是娶个婆娘回来，再给她脸色看，她怎么过嘛？
　　恰在此时，隔壁邻居家传出一阵阵麻将声。
　　“我听到人家打牌心里是多么地酸，怎么别人打一下我都觉得不行。”她酸酸地说。
　　“我和我老公结婚20年了，只吵过一回架。他是多么好。特别能干特别吃苦，很多广告公司找他干活，赚得钱再多再少全归我管。”
　　“女人家总有个肚儿痛的时候，不管天色多晚，他都会起身给我烧一碗红糖水端上楼来。”
　　“5•12”那天早上，丈夫像往常一样在街面上踩三轮。
　　翻天覆地后，等她从沦为废墟的食品厂里挣扎着爬了上来，满世界就再也找不到丈夫了。
　　提到死在北川中学的女儿。她不由分说地爬上床头，从枕套里摸索出一张旧照片。
　　“你看，长得有多么的乖。学习从来不让我操心，从小到大所有的文具都是我家女子得的奖品。她死了以后，老师一见到我就落泪。”
　　前几天，周永琼从娘家回来，路过江油，一群放学的中学生齐齐打她眼前走过，“我一下就晕起，哭了一两个小时。”
　　“为什么人家有女子，我没有女子？”周永琼追问着。
　　
　　前半截梦到老婆子，
　　后半截梦到周女子
　　
　　“我让她莫想莫想，她还是放不下。她的胀气病就是这样得上身的。”贾怀旭宽脸盘子，肚皮突出。
　　洗衣机里黑的白的绞成一团。盯着哗哗作响的白沫子，他心里一清二楚。
　　如果不是寄托希望的女儿“走”了，儿子又令周永琼不满，她可能不会答应他的第二次求婚。
　　那时在村里，他们两家的关系好亲近呵。除了他比周永琼以前的男人爱抽点烟打打牌以外，他没有一样比人家差。
　　一场地震，老婆子走了。“家里没人做饭，衣服堆起没人洗，晚上睡倒床上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在板房里，他和两个儿子有一段时间天天吃泡面。有时吃着吃着，父子3人的泪花和着面汤往下咽。
　　“昨年子10月份，我弟娃媳妇出面想拉合我们，她没有同意。”贾怀旭腼腆地说。
　　没同意的原因有几重。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论辈份，贾怀旭要比周永琼的前任矮一辈，较起真来他得喊声“叔”；
　　论家境，贾怀旭的两个儿子都到了即将成家的年纪，家里什么都没有了，需要全家人去打拼，这副担儿挑起太重了。
　　贾怀旭却越看周永琼越像他以前的老婆子。
　　“以前的老婆子比她要高要胖，和她一样是个女强人。一学啥子都会，别人越说不得行，她偏要做得行给你看看。”
　　他甚至在做梦时，都会在前半截梦到老婆子，后半截梦到周女子。
　　如果不是今年3月份，周永琼在板房里胀气病又犯了，一个人倒在家里哼哼叽叽，气喘不过来，被他撞上了，他恐怕又要失去一次机缘。
　　那会儿他背起周永琼，一路小跑去了医院。弄得她好不感动。
　　病好点后，他又邀请周永琼正式吃了一顿饭。两个“过来人”把该谈的都谈开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
　　周永琼心头盘旋着，自己病在小屋里，儿子不知跑哪儿去了，想喝口水都费力。毕竟自己才40出头，未来的路怎么走？
　　于是乎，“他虽然比不上我老公。但人还是不错的。以前跑运输很踏实顾家，肚里头没有那些污糟糟的想法。”
　　尽管已和贾怀旭拿了结婚证，周永琼仍不自觉地将“一前一后”作起比较。
　　“这很正常嘛。”贾怀旭一边从洗衣机捞出湿衣裳，一边自言自语地，“明天要陪她到医院看病，事情老闷在心里头，气自然吐不出来。”
　　
　　我就是想离开
　　
　　薛超在板房内继续做着他离家的梦。
　　地面上蒙着一层灰土，烟味飘散在空气中。他根本无心于长辈前一刻的想法。
　　案板上搁着的一架望远镜，是他曾经送给妹妹的礼物。他望着它，后又低下头去。
　　地震发生时，他在山西当厨师，干活时充满了无穷的力气与憧憬，而今他全无半点斗志。
　　对于母亲的怨气，他只说，我希望她过得很好，只要她觉得好的我都支持。
　　母亲伤心欲绝时，他何尝不是背地落泪。“我想起来就哭，哭到最后没有眼泪了。”
　　爸爸辛苦了一辈子，做了一生的老好人。到头来又怎样？什么都没有得到，连他的尸体在哪儿都看不到。
　　都说这是大自然发生的意外，“我也有可能遇到意外啊。如果像我爸爸一样生活有什么意义？”他反问。
　　“很多像我们这么大的人都有这个想法。我有一个朋友，他弟弟死了以后，他什么也不做，每天就坐在那里郁闷，想啊想的,越想越难受。”他苦笑。
　　从山西回来后，他在绵阳找过一份职业，没干几天放弃了。闲来无事时，他去做过心理咨询，最终也放弃了。
　　“一旦有机会，我要彻底地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我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待着，不要挣很多钱，一家人每天能够开开心心的，坐在一起吃饭就行。”
　　他说的是昔日的美好时光。
　　 “那你的母亲怎么办？”
　　“……叔叔人很好很可靠，他的儿子们也很老实听话。”薛超思索了片刻。
　　此后他凝视着前方的一坛泡菜。不知为什么，玻璃罐里的泡菜上面生有一层白焖子。
　　而在不久前，周永琼还曾指着它说，他们的新生活会像泡菜一样，久了，味道才足。
　　
　　故事三
　　
　　男：王兴平曲山镇回龙街居民
　　女：黄玉珍绵阳磨家镇农民
　　
　　你愿不愿意安一个家？
　　“5•12”那天正逢阴历四月初八日。依照惯例，王兴平要出门放生。分配到文教局门前扫街的老伴没有跟着他一块去。
　　望着桶里踽踽而行的两只乌龟，他至今都想不明白，老婆子跟他一起烧香20来年了，为什么菩萨保住了他而没能保住她？
　　老伴朱桂俊的遗像贴在板房一端高高的铁皮面上，正神情严肃地“审视”着王兴平身边坐着的这个女人。
　　女人名叫黄玉珍，50出头，脸颊丰满，颊中央印着两块“高原红”。
　　3年前她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一个结婚生了娃，一个准备今年办喜事。为了能在经济上帮扶儿子一把，她不得不待在绵阳市的水厂里做起烧饭婆。
　　王兴平是虔诚的佛教徒，回龙街上的保洁工，开过电瓶车，和老伴共同拉扯大了两男三女。
　　令王兴平开心的事情除了儿女好孙娃娃好，再就是低保费刚从50元涨到了90元。
　　这就是王大爷的人生。
　　说起何时想起再找另一半，据他说是有一次，他在儿子那里吃了“猪脚脚鸡爪爪”。
　　“二更天人就感到不舒服，懵头懵脑地一个人摸起来上厕所。爬起来就晕晕沉沉地。儿子啊女子啊后来都来了，到晚上他们都得各回各的屋啊。我躺在床上硬是恼火了三四天。想起身边有个人多好。”
　　去年10月初，黄玉珍上街采购，“不知怎么那么巧”地坐上了王兴平的电瓶车。
　　
　　“在车上，她聊起了她的身世那么那么苦。我说，你命苦嘛你命还在，我那老太婆连命都不在了。”
　　聊到这儿时，他俩突然不晓得再怎么聊下去了。
　　直到第二次，黄玉珍再坐上了王大爷的车。他壮起胆儿来问她，你愿不愿意安一个家？
　　她说，愿倒愿意，但是没有合适的。
　　C区街口上的修鞋摊是社区老年人摆龙门阵的地方。王兴平找上了卖肉的陈大爷，托他做一个媒，他相中了黄玉珍。
　　“那天晌午，我们在陈大爷家里见了一面。见了之后，人家问她啥子意见嘛，她说没得好大意见，就觉得个子矮小。”
　　第一次做媒尚欠火候。王兴平第二次派了自己的孙女去说亲。他觉得女人家之间也许说得通。
　　“黄娘娘，如果你要是跟到我爷爷，你儿子会不会有啥子意见呢？”孙女问道。
　　“我儿子从来不管我。还劝我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安家。”
　　“那你觉得跟我爷爷两个说不说得拢？”
　　“有啥子说不拢的呢？”
　　“我爷爷脾气怪得很哦。”
　　“都五六十岁的人了，有好大脾气嘛？一个说，一个不开腔就对了嘛。”
　　“……”
　　“只要他人好，不打我不骂我就行。”
　　听到王兴平讲到这儿，黄玉珍微微侧过脸去，两片“高原红”慢慢延展上升。
　　
　　我们的儿女有个协议
　　
　　“我们这几兄妹幸亏靠着我妈。她苦了一辈子，怎么才走了一年不到，他就找了一个女人回来？”
　　B区的一间板房里，稳重的朱云富不由加重了语气。王兴平的5个儿女中，他是长子，5兄妹中性格最好的要属他。
　　“他要找嘛，我们也不反对，主要是怕他上当受骗。”王兴平的幺女儿朱云冬温和地一旁加言。
　　这两个儿女跟随王兴平的老伴姓。
　　至于其他的儿女嘛，王兴平自有评价：大女子是个聋哑人，二女子脾气最怪，二儿子心眼最灵活。
　　去年底，在王兴平的安排下，儿女们曾见过黄玉珍一次。
　　“总不是那么满意。”朱云富说得很含蓄。他们甚至对这位“黄娘娘”作过暗地调查，认为她不是那么可靠。
　　儿女们力劝父亲，要找就找个曲山镇上的女人，底细清楚，本本分分的，稳稳当当的。
　　王兴平反驳说，这种事情要讲缘分。我就跟她谈得来。再说，她一个女人和我组织家庭不就为了谋一条活路。
　　“要是你跟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谈得来，也是有缘分啊？”儿女们呛着他。
　　“要是有缘分，十七八岁也行。”他回答说。
　　谈判3次不成后，最令王兴平耿耿于怀的是，死去老伴的一部分保险赔偿金，让儿女们管住了，“他们把存折给了我，密码却不给我了。”
　　“那是怕我用来花了。”黄玉珍在一旁插言道。
　　“我相信你，但你要给我争口气，我们活给他们看看。”王兴平忿忿然地。
　　为了“钱”这码子事，他俩之间产生过争执和猜疑。
　　黄玉珍急了说，王大爷你要是信不过我，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两人的结婚证是在今年3月18日瞒着儿女们拿的。
　　民政局的一个小伙子因为认识王兴平的二儿子，见着他面便打趣道，恭喜你哈，你家的老汉又给你找了个妈。
　　这下，儿女们真的纳闷了，难道自己不孝顺？一日三餐除了早餐免了，其他的生活起居，他们哪样不是细心关照父亲，为啥他要急于再婚？
　　儿女的心思，父亲心知肚明。但老人有老人的自尊，王兴平不愿意依靠儿女久了，有天遭遇嫌弃。
　　“我们一起吃完了饭，他们各干各的去了，跟我说声bye-bye，把我一个人晾在了屋头。”
　　劳作了一生，又遇上了一场大地震，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过得心里安逸。
　　父亲的结婚证既然领了，儿女们不得不为他想想以后的生活。
　　“他们提出来要与黄玉珍的两个儿子见个面，大家列出一份协议来。内容就是二天（将来）到了永昌镇分房子时，她能拿出好多钱？万一二天，我们中哪一个先‘走’了，或是生重病了，一定要两头儿女分摊。”
　　因为协议的签订还是下半年的事情，这刻的王兴平说得含含糊糊。
　　“协议肯定要列一个嘛。外头社会上好复杂哦，他一个老人家，啥子事都不懂。”
　　晚上，朱云富坐在电视机前，随便地翻找着电视节目。好容易翻着的频道里，播放的是电视剧《后妈继母》。
　　“‘5•12’过后，北川冒出的后妈后老子的很多，不谨慎点怎么行？”他盯着屏幕，轻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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