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一场革命一场梦

　　没有职业荣誉感你做这个干吗？ 　　电影《辛亥革命》公映第一天，张黎没有像其他导演那样奔走在巡回宣传的路上。结束最后一个专访后，他放下所有的工作，匆忙赶到北京某影院――他要当一回自己电影的观众。
　　公映之前，《辛亥革命》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首映。那天台下第一次看片的观众，有政治局常委等各级官员和各路媒体，也有影片主创和圈中同行。这样一场如履薄冰的初次相见，从第二场戏开始声音就没了立体环绕效果，扁平而失真，直到影片结束。张黎后来得知，放映时两只喇叭坏了一只。除了这次，片子在人民大会堂还有过一次内部放映，“据说那次放映效果更糟糕。”
　　出道至今，张黎是业内有名的艺术狂，也是十足的技术控――《辛亥革命》到底最终成色如何，他必须亲自去影院看看，否则，他不踏实。
　　张黎坐在影厅中间靠近过道的位置，背后是他的摄影师。“去跟放映员说声，画面太亮了。”他回头说。
　　不久，摄影师回来，附耳跟张黎说了几句。张黎没有再说话，安静地看片。一个小时后，电影过半，他起身离席，直到影片结束，再没进来。
　　“我为什么走了？那个画面太亮，我就烦了。摄影师回来跟我说调不了，那么亮的画面，跟我原来那种影像初衷差得太远。但这个片子的声音做得非常好，那么干净，包括那个喉音，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细节，全都有了。难怪法国同行夸我们的声音做得漂亮，但就是画面太亮了。”张黎摇了摇头。摄影师告诉他，这两天再跑10个影院，看看别的地方效果怎么样。
　　“我问了一下，他们那个放映的灯泡是新的，一般放映了1000个小时是最好的。”张黎解释说，“放映亮度过半档还凑合，但他们过了一档半。”
　　有几个观众走进影院会在意这些呢？“那不行，观众无所谓我不能无所谓。你是做这一行的。厨子做菜，盐和调料多一点少一点味道怎么不一样，吃客可以不知道，你作为专业人士，你也能不知道吗？这是你的职业，没有职业荣誉感你做这个干吗呢？”
　　17年前，张黎人在日本，当时大学同班同学张艺谋的新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在那里洗印。拷贝出来那天，他和张艺谋、摄影吕乐几个人吃过早饭，坐上地铁就直奔洗印厂。赶到时，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到了：公司偌大的门口，站着几十位西装革履的工作人员，专门迎接他们。仔细一看，全都是平日里一起忙后期的日本同事，配光的、配药水的、转光学的……各个部门的人都来了。
　　这种特别的仪式令他们特别震撼。张黎问工作人员：因为这是张艺谋的电影吗？“不是，大家一起辛苦三四个月，终于又完成了一部电影。我们所有电影做完都是这样。”
　　未完成的心灵史
　　《辛亥革命》开场第一幕是鉴湖女侠秋瑾慷慨就义，一连串志士仁人的牺牲紧随其后：邹容、陈天华、刘道一、禹之谟……接下来影片第一部分，便是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黄花岗烈士们的遗骸被海浪打到泥泞的岸边，静静地等待被收殓……“牺牲”，这是张黎为《辛亥革命》找到的最重要的关键词。
　　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他在导演阐述里自问自答：我们想表达，辛亥革命是一个流血的过程，也是通过流血唤醒民众的过程。在鲁迅笔下，秋瑾的血不过是一味药，成了华小栓治病的人血馒头；陈天华的死，未必有多悲壮，蹈海一跃，惊涛四起，却极有可能连个水花也溅不起多高。茫茫九州，暮霭沉沉，列强环伺，内患不止，谁会在乎一个个生命的消失？但就是这一个个生命的消失，一次次的失败，最终孕育了革命的成功。辛亥革命是一个过程，我们从牺牲开始写，就让整个故事有了一个悲情的底子，也给人物心灵提供了巨大的展示空间。
　　“悲情、铁血，沉郁又隐含着成长的力量与诗意”，这是张黎希望影片实现的整体风格和影像基调。面对这样一个对于任何追求独立创作的导演来说都无比棘手、掣肘重重的献礼题材，张黎找到了打通创作关节的钥匙：拍一部民族的心灵史。那些有着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深明大义，蹈死不顾。“我对他们的那种精神状态，真的是着迷。”
　　在《辛亥革命》之前，另一部年度重点献礼大片《建党伟业》刚收官不久。因为种种原因，《建党伟业》在电影化叙事上的努力最终实现有限，加之话题重重，影片口碑平平。张黎能让《辛亥革命》走到哪一步？没人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综观他此前所有作品，一定不会让这部电影仅仅止步于“献礼”二字。
　　法国作家雨果在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里这样描写大革命中的一个场景：当革命来临时，民众和军队展开了街垒战，巴黎街道上的石块都被当成了武器。他们都在战斗，只不过一些人为他们的过去而战，一些人为他们的未来。张黎眼中的辛亥革命，在人性深度上也正是如此：革命来临，风雨前夜，有人殉道，有人殉葬。
　　他向所有核心主创不断强调：美学体系的建立，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对一段历史进行审美表达，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上的还原，更重要的是找到戏眼，寻找到人物的美感。不论是行将就木的，还是生机勃勃的，让该生长的生长、该消亡的消亡。张黎一直希望，《辛亥革命》能够努力呈现一种不同于以往电影作品的影像和艺术处理。
　　历时41天的“阳夏保卫战”是影片的第三部分。在最初的导演版中，由成龙扮演的黄兴被炮火袭中倒地时，有一个5分钟的闪回段落：黄兴在战地工事里，恍惚间在伤兵满营的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寻觅半天，果然是李冰冰扮演的妻子徐宗汉。在这次邂逅之后，张黎接入的段落是黄、徐夫妻二人激情拥吻。前景处风吹帷帐，焦点里二人忘情相拥。
　　这样大尺度的表演，对于李冰冰和成龙，都是入行以来极其罕见的尝试。更何况是这样一部辛亥百年的献礼大片，当事主人公又是在辛亥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据剧组工作人员透露，拍摄当天极其寒冷，放下负担的两位主演表演也很顺利。看过这个段落的另一位导演孙周说：拍得非常美，不会引起任何无谓的联想。
　　毫无疑问，这种完全个人化的表达，最终无缘面世。在公映的版本里，这个激情段落被剪得一刀不剩。
　　我问张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戏的节奏和结构都有一些明显的问题？“有问题，问题太大了。”张黎说，“它在整个结构上就是有失衡，它不是纯电影的技术。如果我们重新来做，它应该结构缜密、主题鲜明、人物丰满，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样一个题材，它的重大历史节点不能够忽略和产生任何错误，哪怕叙事有障碍。”
　　历史上，南北和谈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已经开始，但在片中，它被放在孙中山归国之后。张黎脸上满是无奈。
　　“所以对这个电影，我特别渴望有真正的电影批评。应该有些真正的文字，从一部电影的角度，针对最后看到的这个结果，谈一谈失误在什么地方，能不能更好。”
　　电视剧就该这么拍
　　推荐张黎出任《辛亥革命》导演的是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也是《建国大业》的总策划。这个提议之所以会得到投资方一致认可，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张黎10年前那部引起巨大反响的作品――电视剧《走向共和》，但他可能有些烦了，每次提他，都绕不开这部戏。
　　张黎在业内成名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一声叹息》、《红樱桃》、《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系列在当时反响不俗的影片都由他出任摄影，《横空出世》让他第一次捧起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和《走向共和》同年面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艺术总监也是他。
　　其实那一年，张黎潜心筹备的是另一部作品《军人机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他眼中，像他这样属于卖艺，算没出息，男人这辈子最该从事的3项职业是：打仗，经商，从政。当《走向共和》的剧本摆上案头时，他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了。这部戏因缘际会，最终成为他转型当导演的成名作。
　　在后来的资料中，《走向共和》被称为“内地第一部大型近代史连续剧”，无疑也是内地迄今引起争议最大的一部。据透露，它在当年引起的争议直达中央高层。后来，60集的篇幅被压缩为59集播出，央视播出一次后禁止重播。片尾孙中山在上海关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演讲全部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字幕介绍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通过革命实现共和。
　　“很多影视作品……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对满清政府的描写用的是一种漫画式的处理手法，人格上矮化，智力上弱化……孙袁交锋，孙的退让，一方面极具悲情，另一方面极其伟大。因此，我们在创作中，希望能把这种伟大、悲情与光荣气质体现出来。在艺术处理上，一方面不在人格上矮化清室，同时凸显革命的坚定，让三方面的力量均衡表现，互相较上力，努力表现得大气、冷静、国际化。努力在审美价值上有所建立，有所突破。”
　　这段创作阐释并非出自《走向共和》，它依然来自张黎为拍摄《辛亥革命》写下的案头文字。但正是这段文字，某种程度上能说明《走向共和》为何会成为后来面世的样貌。
　　“我们当时太年轻了。换句话说，就是太猛了，缺乏智慧。当时应该成熟些，当然这是年龄使然，每一代人都这样。”张黎说，“如果采取些技术处理，在一些并不伤及主题阐释的东西上再柔和些，可能它不会激怒那么多人，也不会激怒我的对手。”
　　尽管《走向共和》争议巨大，但张黎作为内地导演的一个品牌就此得以确立。迄今为止，他马不停蹄地拍摄了8部电视剧，《军人机密》、《大明王朝》、《人间正道是沧桑》……每一部都一如既往地风格鲜明，口碑不俗同时又争议缠身。
　　在外界对于张黎的种种传言中，有一个说法是：每拍必超，且超支巨大。拍摄《中国往事》时，有一场竹林的戏，投资人兼主演张国立认为，在拍摄地横店完全可以完成拍摄，而且张黎也答应了在当地拍摄。几天后，张黎找到张国立：“我找到了一处更好的竹林，那里的叶子更好，我想去那里拍。”
　　张国立是在片子中途遭遇撤资之际，带着1500万加盟。几经交涉，还是没能说服张黎。后来他眼看着张黎带着剧组转场，花了4天时间拍摄了这个竹林段落。“张黎这个人就是这么轴，我们又为此花了很多很多钱。”
　　据说这部戏单集投资80万，问世后单集卖到240万。所有投资方都获利匪浅。“我不知道投资人背后都怎么说我，但要你这儿放弃一点，那儿放弃一点，到最后真卖不到这个价。”张黎说。
　　谈及“超支”，他并不认同：“按单集，我肯定是超了。但是我每部戏，最后都比剧本原来的篇幅多。《大明王朝》剧本是33集，最后出片是42集；《人间正道》剧本是37集，出片是50集。我每部戏都是这样，多出15%来，那你投资人不能昧着良心说你多出这些集你不挣钱吧？”
　　制作精良，表达大胆，这是张黎作品一直在技术和艺术上赢得尊重同时又引发争议的两大原因。在很多同行看来，他这是自讨苦吃，而且吃力不讨好。
　　《人间正道是沧桑》播出后，很多朋友都问他一个相同的问题：这年头做个电视剧，有必要拍得那么讲究吗？张黎生活中不大较劲，但这个时候，他会不厌其烦地解释：“这是应该的。消费者有权利享受一个画质饱满、感情充沛的产品，日剧、美剧都这么拍。做这些题材肯定有难度，你以为做那些口水剧就不难？我告诉你，一样难。”“一闭眼，什么不能过去，无非再多个‘难’字罢了。”――张黎说的这最后一句，也是《走向共和》中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一句台词。
　　一个导演只有一条路
　　“拿电视剧当电影拍”，张黎完全不认同外界对他的这种说法。“电影，那得更讲究。”
　　按照张黎对于电影的各种指标要求，《辛亥革命》虽然竭尽全力，但肯定不是一次令自己满意的出手。在此之前，他早期的两部电影导演作品《逃出罪恶世界》和《假大侠》都没有拿到通过令，至今没有面世，他也不愿提及这段旧事。
　　虽然出身“第五代”，但他并不像他的一些同学，宁可不做，也要死守电影那块阵地。他从不排斥做电视。担任《赤壁》总摄影时，他问导演吴宇森：你都打拼到了美国年度十大导演第五位，为什么还回国发展？吴宇森说：“美国观众和中国观众有区别吗？还不都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我为什么不让更多的观众来看我的片子？”
　　跟冯小刚多次合作的张黎算过一笔账：小刚已经是非常受欢迎的人气导演，但他的固定受众，也就是600到800万；而一个电视剧的受众，动不动就是上亿，这还是在没有新媒体的情形下。
　　问及接下来打算做的项目，张黎起身去自己房间，捧出厚厚一摞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城万里图》，一共六卷，作者周而复。接下来，他要做二战题材了。
　　“那么多抗日题材，但真的没有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站在全球格局上，来审视一下这段历史。我们想做的这个戏，特别大，就是想用国际视野，来看一看中国战区。从亚洲战区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看二战的本质。”张黎说。“这种题材，电影做不了。起码得15到20部，才能说明白。你看电视剧还是能做很多事。”
　　跟一般影视创作不一样，《长城万里图》的主创班底，除了电视台、影视公司等传统创作方，还有军事科学院的一些教授和课题组加盟。很难想象一部电视剧的创作素材，居然需要学术团队拿课题作支撑。
　　“对于这种题材，这样创作是必须的，因为你没有生活过。像我们知道的那些零碎的史料，它都不足以支撑一个观点。观点支撑是靠什么？史料。英军赴缅作战，丘吉尔和蒋介石一切都谈好了，兵力部署、多少人什么全都谈了，但是丘吉尔一直没签出兵日期。对外公布的前一天，副手还提醒丘吉尔，他到最后还是没签。没有出兵日期，一纸合约就只是个意向。本来抗战可以提前3年结束，可以少死千万人。这种细节，不是编剧能够编出来的。”
　　张黎对于《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红色经典的军教片十分不满。“今天的日本人依然拿这些佐证，你看，你就是全民皆兵。他们迟迟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一口咬定国民党兵把军装一脱，混在百姓里开枪。东京审判是一个特别耻辱的审判，它没有像纽伦堡审判那样，按照西方法理从刑事诉讼到民事赔偿，进行彻底审判。一个民族的恶后来很快死灰复燃。《鬼子来了》有多少人看懂了？中国人开的惟一的一枪，打在了天花板上。欧洲人看懂了，日军你就是屠杀平民，这是反人类罪。”
　　《长城万里图》计划拍摄100集，将在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播出。
　　张黎似乎一直醉心于这样离经叛道式的大胆表达，传统意义上的“对”或者“不对”在他那里毫无意义。在工作团队里，他对年轻同事的一种批评叫“年轻的老人”。很多年轻同事都听他说过：“一个人一生老对有意思么？从上小学开始老师说你对，中学、大学、工作后还是说你对，有劲吗？人是在错误中成长的。到死都觉得你对，这辈子你一件蠢事没干过，有意思吗？而且，何为对错？”
　　“一部电影只有一条路，所以《辛亥革命》就是一种拍法，非要拧着，它就不对。一个导演，也只有一条路。”张黎说，“五十知天命，活到我这年纪，就明白了老天生你养你是让你干嘛的。很多事我们无力去反抗，但是我提出质疑是可以的吧？你想想，实际上你希望它好，你才会质疑。西方律师最大的满足感是什么？是挑战司法。就是哪怕他通过一个案子，改变了你些许的法律条款，他也知足。法律永远是不完备的，为什么那么多大律师宁可不要钱，也要把一些官司打到底，就是满足他参与这个复杂体系的建立和更新。真觉得自己是艺术家，还有良知，不就该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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