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燕园变法”

发布时间:2020-05-19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最近,有关北京大学人事体制改革(草案)的讨论,在校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间,“非典”的突然袭来,都忙着顾命去了,暂时放松了对“草案”的关注。现在一场疫病的危机好呆总算告一段落,雨过天晴,又该回到对“改革”的兴趣上来。北大的教职员工,当然应该更加关心对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北大的兴衰荣辱与所有的北大人都关系密切。北大作为中国高校的“带头羊”,牵一发而动全身。北大的一举一动,理所当然“也引起了全社会教育学界的讨论日趋白热化。”

  

  北大新任命的“教改工作组组长”张维迎说:“二十年来,大学在国家保护下始终保持着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管理体制,没有改变的空间,所以改革问题一直没有提上日程。”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很久以前就不断有人提出过,惟其敏感性过于刺激,成败的影响力都难以预期,多年来仍然是空谈者众,实行者寡。

    

  实际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已经有过几次较大的举措,实践证明,这些改革利多弊少,效果显著,是有目共睹的了。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因处处涉及到旧体制中“得利群体”的当权者们,可能失去某些显性的与隐性的“受益”因素,利害攸关,阻力有难以想象的大。空谈“三个代表”容易,与切身利益矛盾时,究竟会代表谁?就很难说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大体也如此,是唯一没有真正触动过的领域,是我国体制改革最落后的一块“飞地”。这并不是说这些年来“领导”教育领域的改革一点没有动静,而是改革触及别人的多,损及自己的少,无论是“人事制度”的升迁聘任,还是“工资福利”的调整,以及“住房分配”的等级,哪一次不是党政干部得到的实惠更多?可怜,连以教师名义申请拨款修建的“高知楼”、“院士楼”,还不都是党政领导们优先占有了一大片。在现行体制下,教授们名义上是高校的主体,但在很多实质问题上却是弱势的群体。如果谁有兴趣,调查一下学校的党政领导,哪怕只不过是“副职”,其工资、奖金、岗位津贴、住房、用车,以及国内外的差旅费用,连资深教授也都难以望其项背,更何况一般的教授乎。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一部份人的晋升、任命与提职,并不与教授们同属一样的渠道,而归党组织的特殊安排,不需要党外人民参与去考核、评审与任命。没有教学效果与学术成就的双重压力,既不受“末位淘汰”之威胁,又没有“不升即离”的担心,稳稳当当终身享用。反正大权在握,研究具体的实施细则时,哪边有利“政策”就向哪边倾斜,哪边实惠就往哪边靠。花的是13亿老百姓的钱,却只受6千万成员的党纪所制约,人虽不多,却是“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管理体制”的主体。

  

  这次的“燕园变法”所选择的是“北京大学人事体制改革”,显然是选择了改革阻力最小的群体。而且,“改革只面向身为知识分子的教授学者,而对(党)行政体制不闻不问。”这就避免了可能“来自权力层”的阻力。

  

  无论是“211工程”,还是“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知名大学”、“著名学府”的考评,要求的“硬件”与“软件”都只与教学与科研条件,学术成果、师资力量、教学水平、教材建设与论文数量和水平,以及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总而言之,冲锋陷阵,抢险、登高,主要都是一线的业务人员。

  

  这次的改革,又是这些人首当其冲。果真按照现在这些主持改革的人的设想,无非也像国有企业的改革那样,工人下岗,干部分流,领导转任。在转制与资源重组的过程中,国有资产大流失,再通过股市把困难转嫁给中、小股民。国有事业单位当然与企业还有所不同,但“不升即离”的结果,仍然只能是相当一部分的教师“下岗”、“转岗”与“分流”。治人者动不了一根毫毛。

    

  “人事管理制度”自然是需要改革的,多数人也表示拥护。

  

  但管理人事管理制度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可不可以改革呢?

  

  教师的教学效果与学术成就,可以评审,可以实行“末位淘汰”,可以“不升即离”。但书记和各级政工干部,仍然是由党委任命,怎样实行“择优扶重,奖勤罚懒,”怎样“鼓励竞争”,怎样“促进流动”呢?

  

  要求建立合理的教师队伍结构,理直气壮,无可厚非。

  

  要不要建立合理的党委书记及其政工干部队伍结构?或是干脆废除双重领导,两套班子,把“革命党”时期的领导原则“改革”到“执政党”时期民主化的只有一套班子的办学体制上来呢?

  

  党委与校长的两套班子,本来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成本远远高于世界一流大学,效率低于世界名校的症结所在。弊端丛生的一级办学体制不变,只在二级体制上修补,不可能带来任何惊人的好处。而且,根据半个世纪以来北大历次“教育革命”的经验,所有与一级体制相抵啎的改革,到头来不是“胎死腹中”,就是被更高一层的体制所否掉。

  

  就好比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改变毛泽东个人独裁的领导方式,再来十次文革式的造反,闹它十次的天翻地覆,又能怎么样?改去改来,都是换汤不换药,能有真正的进步吗?

  

  在很多情况下,党性与学术上的是非对错是不一致的,特别是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与党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究竟是要党性还是要学术?常常成为高等学校“组织上”考核教师的两难选择。而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垄断,从根本上窒息了搞学术的“气氛”,更何言什么学术成就?教授在课堂上授课,其学术观点也要受到党委、团委的干扰,尽管可以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但并不能得到党委的支持。结果是有学问的下课,“鹦鹉学舌”的升天。本科成绩都成问题的“痞子”,一旦当了书记,凭嘴皮子就可以升任“博导”,就可以要求升“副部级”。为什么这种人就可以不通过学术的评审,或政绩的认证?

  

  夫妻中的一人当了总支书记,就开夫妻店,搞土围子,轮流坐庄,轮流提职、提薪,把好端端的学术殿堂,蜕化成为污七糟八的政治角力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但在教育体制的改革提上了日程的今天,又有谁敢于公开提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始终保持着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管理体制,”也应该首先接受改革开放的洗礼。就不怕说你是在“否定党的领导”吗?

  

  很多人,很多文章都在怀念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艰苦卓绝,共赴国难)时代,上没有党委书记领导,下没有校长负责,但却是“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而稽之于史实,西南联大是在没有“党委领导下”取得的历史成就。其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世界知名,世界承认。

  

  如果,现在北大的党政领导真的要搞教育改革,真的要想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真的“敢为天下先!”那就不要回避高校一级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以不怕丢掉乌纱帽的志士仁人的勇气,正面提出从一级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和建议。造福北大,造福中国的高等教育。

  

  这才是真正的“敢为天下先”。

  

  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国出现了世界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环境,一定是已经废除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办学体制桎梏的政治文明时代。

  

  希望北京大学能有这份儿荣幸。

  

  200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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