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忠:《中国秘密社会》——透视神秘的地下王国

　　秘密社会也称秘密结社，是历史上一些下层民众为了某些政治、经济或其他目的而结成的社会组织，参与者或为谋求精神寄托，或为生活互助，在秘密状态下结成各种名目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组织。这些组织与当时正统思想和主流社会秩序相对立，并由于在民间形成庞大的势力，构成地下王国，因而被历代统治阶级视为异端或叛逆，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遭到严厉镇压。历史上的秘密社会在政治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宣扬的口号或教义，在客观上迎合了下层群众的某些愿望和要求，每当阶级矛盾激化时，它们往往成为农民、游民无产者和其他下层民众反抗封建统治的工具；
另一方面，他们也往往从事打架斗殴、绑架夺财或敛钱渔色等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活动。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又往往被内部少数上层分子所控制、利用，成为其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所以，研究者一般使用 “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这样的中性概念表述这类组织的存在状态。

　　《中国秘密社会》（共7卷）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历史上秘密社会的是非与功过，客观剖析了历代政权治理秘密社会的成败与得失，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解决秘密社会问题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非法结社问题，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历史借鉴。

　　在理论方面，该书对秘密社会在历史上的各种造反活动加以区别，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客观条件与主观愿望的差别，澄清其暴动的性质，克服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存在着的理论滞后问题。秘密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明清以来汉族人民举行的农民起义，大多是由秘密社会所发动和领导。因此，以往我国学者便把历史上秘密社会及其领导的造反活动，纳入农民起义的范畴加以研究。学者们出于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同情，往往对秘密社会及其造反活动给予过高的评价，大力宣扬其光明面，而忽视甚至掩盖其消极面。有的学者把秘密会党称为“农民革命团体”，把秘密教门称为“劳动人民的宗教”。如此，便很难对历史上秘密社会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给以客观、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加区别地歌颂历史上的一切造反活动，把这些造反活动一概视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历史学界还来不及对以往的造反活动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如今新中国已经建立半个世纪，历史学界已经有条件对历史上的造反活动作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利用秘密社会的造反活动，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由于历史上的秘密社会同当代黑社会与会道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于历史上秘密社会的评价，必然会涉及到对当代黑社会与会道门的看法，所以，这并不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同现实政治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正确阐述历史上秘密社会及其发动的造反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学术方面，该书对中国秘密社会研究中诸多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秘密教门的起源与性质，以往多数学者认为历史上的白莲教、罗教等秘密起源于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属于宗教团体。该书则认为明清时期的白莲教、罗教等，产生于元末，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以来的佛教结社和异端教派，如北魏时的弥勒教、北宋的白云宗和南宋的白莲宗，明代中叶开始大量涌现，它们并非宗教团体，而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对于中国秘密会党性质与起源问题，该书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往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秘密会党是清初明朝遗老或汉族士大夫为了“反清复明”而于康熙年间创立的，是“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
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秘密会党起源于乾隆年间，是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结成。该书对后一种说法作了进一步论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著作，有的偏重于帮会，有的偏重于教门，有的只涉及历史，有的仅限于现状，而缺少一部全面、系统的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历史与现状的专著，本书则弥补了这一缺陷。

　　本书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旧社会的一些沉渣余孽再度泛起。有些会道门组织死灰复燃，现代邪教阴魂复现，有些不法之徒冒用宗教或气功名义，建立邪教组织，危害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对照历史上的秘密教门的教理、教义与活动方式，揭示其骗术的本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当代会道门与邪教孳生、蔓延的原因和活动规律，防止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危害人民的正常生活。

　　《中国秘密社会》 　　谭松林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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