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林：我看伊拉克战争

　　2003年最重大的国际事件，无疑是伊拉克战争。由于开战未经联合国授权，作为开战理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迟迟没有找到，于是，与十多年前同样是针对萨达姆政权的海湾战争相比，这次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发动者美国受到了更多人士的更严厉的攻击：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违反程序、利益驱动、丛林法则、以强凌弱，粗暴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同样是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区别是，在西方，即便是最激烈地发表反战言论的人士，同时也无不憎恶、谴责萨达姆的独裁统治，而我们的某些人士却一味地谴责美国的不义和霸道，对萨达姆的独裁统治则始终讳莫如深，甚至同情之，赞赏之，在宣传上曲意迎合之。

　　这种耐人寻味的反战态度的最生动也最富于讽刺意味的表现就是战争开始后，我们的某些政治评论家与军事评论家每天的“出镜”。他们就像巫师一样，在荧屏前不厌其详地预测着美国人将如何如何失败，煞费苦心地在战争的每一个动态中寻找美国人将要倒霉的迹象。对美国人在战争进程中的每一次战术失利，他们都极尽嘲讽挖苦、幸灾乐祸之能事，对伊拉克独裁政权的每一次明显的打肿脸充胖子、欺骗世人的谎言（那位新闻部长的睁眼说胡话已经成为传世笑柄，可以进入新闻史了），他们都煞有介事地提供论证、吹捧有加。尽管战争的进展一个比一个响亮地打着我们那些军事评论家和政治评论家的嘴巴子，他们居然还能有勇气坐在摄像机前，大言不惭地继续充当伊拉克独裁政权的辩护士和遮羞布。暴君恶棍萨达姆甚至被某些媒体吹捧成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英雄，即便在他狼狈地落网后，仍有人不顾事实地捕风捉影，编造他大义凛然，对美国人不屑一顾的神话。同时又有媒体转而无耻地用赞美的语言描述伊拉克那个2号刽子手易卜拉欣（这个恶棍仅亲手杀害的伊拉克平民就达数万人）。

　　当然不仅在电视上，在网上，在印刷品中，在街头，在出租车里，……都有人在表明着同样的态度，宣泄着同样的情绪。在网上，“新左派”末流用最下流、最干瘪的语言，重新卖弄血腥的“文革”货色，鼓噪对美国人的“阶级斗争”，其中竟有人丧心病狂地鼓吹恐怖主义，煽动对美国人使用“正义的恐怖”。在印刷品中，则有人出书叫做《新美利坚帝国》，与《中国可以说不》遥相呼应，以学术的姿态媚俗，进行商业性的炒作，……“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眼瞅着又要响彻云霄了。

　　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是这样，对此前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与十多年前的海湾战争，他们的态度也是这样。总之，一股强烈的反美、仇美的情绪支配着他们，不管战争如何带有明显的正义性，只要是美国人发动的或参与的，他们就破口大骂。推翻野蛮残暴的塔利班政权、摧毁恐怖主义最嚣张的活动基地，驱逐穷兵黩武、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侵略者伊拉克独裁政权，解放科威特，这样一些伸张国际道义、维护人类行为基本准则的正义之战，都被他们指责为“美帝”的霸权主义。今次伊拉克战争未经联合国授权，自然就更为他们提供了口诛笔伐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除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之外，恰好是某些中国人热衷于扮演仇视美国，同情、支持、赞美恐怖主义分子和塔立班、萨达姆两个千夫所指的恶棍政权的角色呢？如果说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仇美态度植根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民族、宗教的历史矛盾和现实冲突（如巴以问题），尚有其可以理解的直接原因，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在中美两国正通过日益紧密的、多样化的、大规模的政经合作使两国人民都在不断受益的今日中国，我们这些国人的疯子般的无明业火，究竟发自何处呢？

　　最有力的理由之一似乎是科索沃战争中美国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几位中国记者不幸牺牲。但某些中国人的怒火真是因为几位同胞的无辜丧生吗？不幸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大学生们愤怒已极，上街游行，围攻美国驻华大使馆，有的激愤的几近昏迷状态（当然这不妨碍其中几位当天晚上就在舞会上灯红酒绿、纵情欢娱）；
而911的劫机犯凶残裹胁飞机上的无辜平民，其中也有两位探望自己儿女的中国同胞遇难,恐怖分子蓄意袭击支援阿富汗和平建设的中国工人，残杀了11位中国同胞，却不见有哪位大学生出来愤怒愤怒，我甚至没有见过一篇谴责恐怖分子残害我同胞的文章。是911劫机犯和其他恐怖分子残害的中国同胞的生命没有使馆被炸罹难同胞的生命宝贵吗？或者说，是后者的死重于泰山，前者的死轻于鸿毛吗？似乎都不沾边。愤怒还仅仅因为事情是美国人干的。同类的事件，同样的罪恶，如果是恐怖主义分子干的，就可以用“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深层原因是美国的霸权主义”、甚至“目的崇高，就可以不择手段”等等来无耻地回护。纽约世贸大厦遭袭后，某些中国人竟将那些不幸无辜的遇难者看成实现“历史使命”的工具，是打击美帝必须付出的“革命”代价。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中国人呢？这是一些令中国人感到难堪、感到羞耻的中国人。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些中国人呢？或者说，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种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残忍得令人愤恨的思想或态度呢？

　　原因似乎相当复杂，从历史到现实：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冷战情结、意识形态的长期单向灌输、扛旗当头的欲望，仇富嫉强的心理、狭隘民族主义的狂妄愚昧、阶级斗争学说的土匪化、对“全球化”的恐惧与抗拒、……都是形成亲恐仇美情绪的深层的理论、观念、心理、倾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股亲恐仇美的情绪中，某些“新左派”末流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上述种种深层的理论、观念、心理，倾向，都有所谓“新左派”的影子，都是所谓“新左派”鼓噪的主张（当然，这里也有他们从所谓“老左派”那里继承的资源）。

　　本文不拟展开对所谓“新左派”的分析。本文只想指出，这股亲恐仇美的极端危险而愚蠢的情绪、态度、思潮实际上涉及到几个重大的世界性问题。中华民族如何对待、处理这几个世界性问题，关乎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关乎中华民族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故不能不在此一辩。

　　问题一、应该怎样理解恐怖主义的性质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自己之外，竭力曲解恐怖主义性质、粉饰恐怖主义行径的，大概就是我们那些“新左派”末流。他们遮护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惯常说法是：恐怖主义打击美帝国主义，反抗其霸权主义，动摇其价值观，因此动机崇高，目的伟大，手段也就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他们经常援引的理论依据是所谓“历史工具论”，即人不过是实现历史目的的工具，为了历史的、集体的、革命的需要，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命应随时的、无条件的贡献出来。除了这种完全无视人的主体性尊严与权利的理论之外，他们还肆意利用阶级斗争学说，通过歪曲阶级斗争学说混淆视听，将恐怖主义的概念扩大化，模糊化，将恐怖主义的性质相对化、道义化，说什么对于剥削阶级来说，被剥削阶级的革命就是恐怖主义，对于殖民者来说，民族解放运动就是恐怖主义，而共产主义则是一切落后势力的恐怖主义……

　　这里姑且不谈在联合国人权宪章获得普世认同、“保障人权”已经郑重列入我们的宪法的今天，所谓“历史工具论”是如何的荒谬和反动，也姑且不谈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阶级斗争学说已经如何地不合时宜，不可滥用，即便退一万步，我们就拿这两种理论学说做标准来衡量，今天肆虐于世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也根本不搭界呀！人们都清楚，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所制造的每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或惯用手法，那就是蓄意以被愚弄者、被煽动者的人体为袭击工具，为炮灰，专门选择公共场所的无辜平民甚至自己的同胞为杀戮目标。他们将这些无辜平民作为“历史工具”所要实现的是什么样的“革命目的”呢？是塔立班、萨达姆的无法无天吗？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的专制残暴么？那一个个被人体炸弹残害的无辜的平民百姓，是什么样的剥削阶级呢？支援阿富汗和平建设的中国工人，是什么样的剥削阶级呢？本拉登、奥马尔、萨达姆、阿布撒耶夫首领那些魔头，是什么样的被剥削阶级呢？所谓“历史”、“集体”、“正义”在塔立班那里、在基地组织那里、在一切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那里，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是一对男女孩童仅仅因为在商店里说说话就被活埋吗？是一位年仅六岁的女孩仅仅因为在公共场所带了一册课本就被残酷地施以鞭刑吗？是妇女们完全被剥夺工作的权利，仅仅因为看看电视、听听音乐、用点化妆品，就被扔进坑里用石头活活砸死吗？是在自己的国家内对自己的同胞实施整个整个村庄的大屠杀，并剥去被杀害百姓的头皮吗？是炸毁举世闻名的无上文化瑰宝巴米扬大佛，像当年希特勒残害犹太人那样强迫印度教教徒佩带歧视性的标记吗？是在世界各国到处制造分裂、暴乱，直至谋杀菲律宾总统和罗马教皇吗？是将原本美丽富饶的土地化为满目创痍，酿成世界最大的难民潮吗？是用国家力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毒贩毒集团吗？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吗？

　　是的，这就是那些宗教恐怖主义分子的活生生的“历史”、“集体”、“正义”，所谓“历史”、“集体”、“正义”不过就是他们的祸国殃民的私欲、极端疯狂的兽性、阴暗残暴的变态、不可理喻的偏执，乃至穷凶极恶的滥杀无辜。如果还稍有人类良知，怎么能用那些貌似冠冕堂皇的理论、学说为他们进行辩护呢？

　　一伙仇视现代文明、妄图倒行逆施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一伙怯懦又凶残的土匪、恶棍，为了满足他们变态的意图、嗜血的欲望，蓄意屠戮无辜，以此要挟整个文明世界，这就是今天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性质。它肆意地践踏人的最高贵的生命尊严，特别是凶残地剥夺无辜者的生存权利，丧尽天良，灭绝人性；
它制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暴行；
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文明世界与它的斗争，是人与兽的斗争。明乎此，那股亲恐仇美思潮反映出来的最严重的问题就不是应该对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不是应该怎样评价美国的世界行为，而是对可怕兽行的麻木、宽容、粉饰、辩护甚至煽动。

　　问题二、应该怎样面对独裁暴政

　　如前所述，舆论垢议今次伊拉克战争，经常援引两个理由：未经联合国授权；
战时与战后迟迟找不到作为开战理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的，未经联合国授权可能存在着程序合法性问题，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可能存在着情报可靠性问题。但我以为，寻找伊战的合理性、正义性，已经不用再去寻找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可以不再纠缠联合国授权与否，为什么？战争摧毁了今日世界最凶恶的独裁暴政之一，暴君萨达姆落入法网，这就是最大的理由，最高的正义。恰如美国总统布什所说：“一个统治国家30年的独裁者被如此迅速地推翻了，而且现在正等着接受审判，他的杀人不眨眼的儿子也无法再拿反对者去喂狮子。”

　　人类最高的正义、社会价值的最高体现、政治文明的最高标准，就是伸张自由民主，反对独裁暴政。这个公理明确地载诸联合国的一系列人权公约，并已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郑重认同与承诺。而萨达姆的独裁暴政，就正是对这个公理的公然挑衅与粗暴践踏。

　　独裁暴政是古代社会的可怕政治遗产，但就是在古代社会，已经有秉持良知的知识分子抨击之，已经有不甘忍受的民众反抗之。例如在中国的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孟子就阐释了独裁暴君人人得而诛之的思想：“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

　　独裁暴政是当今世界的最大罪恶，最大危害，它使人类文明蒙羞，使国家政治窳败，使社会充满恐怖，使民生陷于赤贫。最令人憎恶的是，独裁暴君在荼毒天下之百姓，以供其一人之淫乐的同时，使自己的意志成为国家意志，剥夺了普通民众作为人的起码尊严和权利。萨达姆政权可以说是集中了独裁暴政的全部罪恶。国际社会永远不应忘记，由于萨达姆穷兵黩武、胡作非为的外交政策，使伊拉克遭到联合国制裁。正当伊拉克人民、伊拉克的妇女和儿童因此而缺吃少穿，缺医少药，挣扎在贫困线、死亡线上的时候（联合国为此而对伊拉克实施了人道的“石油换食品计划”），萨达姆非但没有丝毫的愧疚检省之心，却仍然无耻地搜刮伊拉克民众的活命钱，一边为自己修建一座又一座极尽奢华的总统行宫（他的儿子仅豪华轿车就拥有两千多辆），一边又在慷国家之慨，赠送给每一个恐怖主义“人体炸弹”的家属5万美元。仅据萨达姆被擒后的自供，他巧取豪夺的伊拉克财富就达四百亿美元。伊拉克民众在萨达姆的眼里，不过是草芥，是牛马，就连所谓有地位的高官，在萨达姆眼里，也不过是生杀予夺的奴隶。他的卫生部长因为请他顺应民意辞职而惹恼了这个暴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位部长的妻子苦苦哀求萨达姆将丈夫还给他。萨达姆答应了她，但还给她的却是丈夫的被切成碎快的尸体，……我们的那些伸张“国际正义”，大骂美国人霸道的斗士，为什么偏偏对萨达姆的罄竹难书的暴政装聋作哑呢？这些专门助纣为虐的斗士，实在有必要听听美国负责伊拉克战后重建事物的最高文职行政长官布雷默的话：“我想告诉这些怀疑我们所做是否正确的人，来伊拉克看看遍布全国的万人坑。”

　　萨达姆独裁政权乃至早已覆灭的塔立班独裁政权又哪里有什么“国际正义”需要伸张？这两个独裁政权的外交是其内政的延伸。以国家力量公然包庇、纵容、怂恿、煽动国际恐怖主义的，正是这两个独裁政权。它们给邻国和世界造成的危害和它们给国内民众造成的危害是成正比的。

　　不错，今次伊拉克战争，美英未经联合国授权（因为只考虑自己经济得失的法国政府要投否决票。顺便指出，我为法国人的态度感到羞愧和失望，为希拉克感到羞愧和失望，他不过和那位捣毁麦当劳快餐店以抗拒全球化的法国农民处于同一水平。法兰西民族可是一个很早就拥有热爱自由光辉传统的民族啊！当然，开始反对美英对伊开战的法德在萨氏被擒后，又都表示祝贺。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恰好从一个特定角度表明了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确乎可能有违国际法程序。但伊拉克万人坑中的冤魂和被化学武器毒死的数万库尔德人已经不可能讨论什么程序了，在暴政下呻吟、战栗的伊拉克平民则希望尽快解救他们，无暇顾及程序。从另一个角度看，萨达姆家族把持的无赖政权，又何尝顾及任何起码的国际秩序，又何尝有程序可言，它入侵伊朗、入侵科威特时讲过什么程序吗？当然，我决不是否定在国际关系中、在法治社会中程序合法性的极端重要，但对萨达姆这样毫无信义可言的疯子般的独裁暴君，就是需要个案处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讲“权”、讲“变”，今次伊战，正此之谓也。

　　总之，不能对萨达姆这样的专制魔王、国际祸害搞绥靖主义的和平。如果当年海湾战争开战前对这样的无赖讲和平，今天科威特肯定仍陷于他的魔爪之下。你要和平，萨达姆却决不和你讲和平。就象当年张伯伦要和平，希特勒却决不和他讲和平一样。（伊战的积极作用最近又从另一个角度呈示出来，这就是利比亚与西方的和解：先是同意赔偿洛克比空难受害者，后又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卡扎菲的和解姿态与伊战的震慑不无关系。）

　　谴责美英对伊拉克开战的另一个流行的理由是，美英对伊拉克独裁政权的打击，对这个独裁政权所推行的国内暴政的摧毁，是粗暴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内政，内政，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但我们要问的是，当中非那个吃人皇帝正在大嚼煮熟了的人腿时，文明世界能以他吃的是中非儿童的腿，因此是“内政”而无动于衷吗？同样道理，当萨达姆制造一个个屠戮平民的万人坑时，当他对国内的库尔德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时候，文明世界能以他任意屠杀的是国内的平民，因此是“内政”而毫无反应吗？君不见，“冷漠一条街”曾让我们齿冷吗？我们生活的21世纪，同样不能是一个冷漠的世界。

　　1936年，鲁迅、宋庆龄等中国的著名民主人士联名给希特勒写抗议信，谴责他以法西斯手段镇压德国的知识分子。我们非但不能由此指责鲁迅、宋庆龄是在干涉德国的内政，反而要为他们的仗义执言而喝彩，为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勇气和良知而自豪。

　　在抨击美英干涉伊拉克内政时，我们的某些人士开口就是“不管独裁还是民主”。错了，独裁还是民主断然不能不管：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代表了两个时代、代表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对残暴的独裁政权没有起码的义愤，不仅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天职，也丧失了人的良知。不能以任何借口捍卫独裁政权，不能以任何堂而皇之的理由站在独裁者一边。这就是进入21世纪的人类文明面对独裁暴政应有的态度。

　　问题三、怎样评价美国的世界行为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交纳联合国会费22%（中国是2%）的头号的军事强国和经济富国，美国成比例地发挥着世界作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利益，因此世界各地事物它都不同程度地插手，并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许多国家都在盼望着美国的帮助，许多人又都在讽刺美国想当“世界警察”。在国内，和美国的建交标志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几十年来，两个国家既有严重摩擦，又有紧密合作，关系呈波浪型发展，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的交流，却已经成为主流。当然，“新左派”及其他狭隘民族主义者对此颇不以为然。出于各种动机，某些人士先是号召向美国说“不”，接着又宣称今日美国已成了罗马帝国后的“新美利坚帝国”。

　　我则以为，对美国的世界行为的评价，应注意三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国家制度

　　国内那股亲恐仇美的思潮，谈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以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为代表的无赖国家，经常认为前者是霸道的压迫者，后者是争取民族权益的被压迫者。这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基本评价问题。

　　谁是被压迫人民？是呻吟于专制暴政下的民众，还是民主制度中拥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公民？目前的伊拉克，在美军占领状态下，伊拉克人可以上街举行反美示威，萨达姆统治下举行反萨游行试试？

　　你说布什霸道，但多数美国人民如果认为他霸道或者不满意他的霸道，就可以有效中止他的霸道。但萨达姆呢，已经天怒人怨了，还要拥有100%的支持率。

　　这里可以顺便谈谈美国军人虐待伊拉克战俘的问题。虐俘丑闻曝光后，舆论大哗，除了正义的谴责之外，其中也不乏出于各种动机添油加醋、混淆视听、唯恐天下不更乱的人士。首先必须指出，虐俘丑闻不是别人，正是美国自己的军队调查系统与新闻媒体揭露和曝光的；
虐俘丑闻曝光后，一路穷追猛打、深究彻查的也是美国的有关部门与新闻媒体；
美国当局对虐俘丑闻的处理态度是鲜明的、果断的、严厉的；
这表明美国的国家制度设计对这种战争条件下的反人道行为具有有效的制约机制，硬将美国当局甚至美国总统当作虐俘后台是无稽之谈。其次还应指出，虐俘是战争条件下很难避免的非理智行为，这种行为的违法性、反人道性毋庸置疑，特别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发生这种行为就更值得警惕，因为它和民主国家秉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而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一个独裁国家、法西斯国家，就不足为奇了。如二战时的德国与日本，不仅是一般地虐俘，而是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屠杀战俘（日本法西斯甚至灭绝人性地把战俘当作细菌试验的试验品）。今天的萨达姆这样的无赖政权，不用说虐俘，他对自己的人民还不是随心所欲地虐杀吗！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监狱，塔立班统治时期的阿富汗监狱，不是每天都在进行惨绝人寰的虐杀吗？今次伊拉克战俘监狱里发生的虐俘丑闻是战争条件下的偶然行为、变态行为、最多是一种逼供的策略行为，尽管这些都绝不能成为为虐俘丑闻的反人道性开脱的理由，但虐俘丑闻与民主的国家制度显然没有必然联系；
萨达姆与塔立班恶棍政权的种种暴行，则是和独裁极权的国家制度具有必然联系的反人类行为。恐怖主义分子的令人恶心的“斩首行动”，不过是萨达姆与塔里班恶棍政权每天都在干的“政务”的电视表演版本罢了。

　　话到这里，可以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较之伊斯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确乎对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影响。政教合一，仅靠出售“真主的礼物”——石油来维持国家经济生活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给人们带来信心的制度和政策。而经历了多次震荡、冲突、危机甚至战争的西方社会，在民主制度范导下的自我批判与改革更新中，却在不断地克服一个个困难，解决一个个问题，至今仍引领着世界的发展潮流。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制度应如何评价，除了心存成见之外，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谈论美国的世界行为，不应以任何借口否定其国家制度较之伊拉克这样的独裁政权的进步性、合理性。而伊斯兰世界的希望就在于勇敢地改革自己的不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政经制度：在今天的伊拉克，妇女们上街游行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这才是伊斯兰的希望；
在今日的阿拉伯世界，人们在认真地、颇有紧迫感地探讨着“大中东计划”的可行性，这才是伊斯兰的希望。因为，既不违背伊斯兰文明的崇高原则又符合现代文明准则的制度，正是在这样一些吁求和探讨中诞生。

　　其二、国家关系

　　谈到美国世界行为涉及到的国家关系层面，首先应注意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各种各样的“后殖民理论”、“东方主义”、“新左派”、反全球化人士在谈到全球化时代东西方的国家关系时，都在大声疾呼反对西方对东方的剥夺，将东方的落后与贫困归之于西方的剥夺，将西方的先进与强盛归之于对东方的剥夺。而美国自然成了这些人士攻击的首要目标。美国的世界行为被他们称为全球化的掠夺行为。

　　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就是在高科技的引领下，在跨国公司的促动下，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作为高科技的领头羊，作为集中了全世界多数跨国公司的美国来说，在全球化时代当然占尽了优势。但是全球化时代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与东方、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不简单地都是所谓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据权威统计，发展中国家亦在全球化中受益非浅，仅上世纪末贸易额就增长了30%。中国开放政策的成功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化机遇发展自己的成功范例。

　　全球化是双刃剑，它既提供机遇，又带来挑战。能否在全球化时代成为赢家，关键就看自己是否有改革不合理政经制度的足够勇气，是否有抓住机遇的能力与魄力。我感到忧虑的是，某些人士在谈论美国的世界行为、谈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时，一味指责美国和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歧视，新殖民式掠夺，而从来不反省一下自己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思维模式等等对自己的落后是否也有些责任。对这些人，我要再次请出《圣经》的话来告诫他们：“不要只看到别人身上有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

　　其三、国家利益

　　美国政府毫不隐晦自己世界行为的动机，那就是一切都要从美国利益出发。这亦遭致某些人士的非议，认为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惜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其实问题毫不奇怪，哪个国家不应该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呢？我们国家的最大进步之一，不就是再也不干或少干纯粹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向一些国家提供无偿援助的蠢事吗？国家利益之间肯定有冲突，美国人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确乎也在经常损害着其他相关国家的利益，但对这种世界行为不宜作过多的道德评价。说到底，哪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丝毫也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呢？在地球村中，在全球化时代的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你的外贸额多一点，别人的就肯定要少一点；
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就那么一条，德国人修了，日本人就不能修，日本人修了，法国人就不能修。在某种意义上说，竞争的关系不就是互相冲突的利益关系吗？（当然也还有合作互利的一面）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大智大勇地与美国人、与其他竞争对手在谈判桌上斗，毫无客气可言。既如此，我们也就不要指望人家的客气，更不要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角度大做文章。

　　明乎以上三个层次，我们在评价美国的世界行为时，就既不会陷入意识形态的狂躁冲动，也不会沉浸于幼稚的道德幻想；
就既能肯认其坚持人类基本价值、维护国际关系准则的道义性，又能够与其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损害我国权益的行为进行坚决的、充满智慧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清醒地、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附记：本文缘起于北京社科书店组织的一次文化沙龙。社科书店的经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黄德志女士热情邀请我参加这次文化沙龙。本来，我从不是各种各样的沙龙的热心参加者，但黄德志女士是我素来尊敬的师友，却之不恭，于是连讨论的主题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到了会场。进了书店，横幅赫然映入眼帘，才发现这次文化沙龙讨论的主题是一本叫做《新美利坚帝国》的书。看到这样的书名，我更觉得实在不应参加：一则我不是搞美国问题乃至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没有资格参加；
二则从我的常识判断出发，这又是一本象《中国可以说不》那样的曲意迎合某种意识形态要求外加商业炒作的读物，对这样的读物我本能地反感，当然更不愿意捧场。但既已到了会场，只好硬着头皮坐了下来。该书作者的主题发言果然不出我料，于是我不识时务的本性复发，按捺不住，跳出来很令一些人扫兴地否定了这本书。《博览全书》2004年2期发特稿介绍这次文化沙龙的讨论情况。其中一位热情宣传这本书的署名思岚的作者所谓“第一个发言的就是一位立场鲜明的‘崇美派’”，指的就是鄙人。（顺便说明，这位思岚在其文章中以第三者口吻介绍的反驳我的“一位年轻女学者”，其实就是思岚本人，她的文章的基本看法包括使用的许多语言和材料则都是来自那本书的作者的主题发言）

　　剩下的话不多讲了，再简单地写几句“断想”：

　　面对坊间那些已经毫无心肝却仍自以为是的男女们，真是令人徒唤奈何！

　　我明白地告诉那些年轻的、不年轻的女学者、男学者们，端出谁来也吓不倒我，虽千万人吾往矣！（何况情况并不那么糟，记得沙龙现场我就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后来也有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和社会人士打来电话表示完全赞同我的看法）

　　将美国乃至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中国化，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

　　不能把美国人妖魔化，如同不能把中国人妖魔化。

　　真正可怕的不是民主自由的“帝国”，而是独裁专制的“共和国”。

　　千真万确地存在着无赖国家。

　　“曲学以阿世，枉道而从势”，决非现代知识分子。

　　讨论21世纪的世界政治问题，连独裁与民主都要求不问的，非但不是现代知识分子，而且已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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