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武斗的结束,怀疑的开始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唐少杰这本书的题目是《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从时间维度立意，说的是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预示了文革中整个红卫兵造反运动的衰落。其实，此书的内容也是空间上的浓缩，论述了这场运动的全面情况。用毛泽东时代常用的、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解剖麻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清华可以看到全国。不过，当我们这些亲历过文革的人想到威震全国的「清华井冈山」和声名赫赫的「蒯司令」时，一定不想用麻雀这个意象。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是虎，有威有势，是毛泽东放出来咬刘少奇等人的猛虎；
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毛泽东手中的提线木偶，毛的念头一转，一声令下，「清华井冈山」和「蒯司令」这样的庞然大物就顷刻瓦解、立即覆灭。

　　这本书以理性的口气和分析的方法讲述了一个悲剧，这远远不止是清华人的悲剧，它是文革这幕大悲剧的缩影。

　　清华的文革历程体现了文革的全部特征：文革前以「阶级斗争」为口号的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使一部分人成为「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
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灌输，学生争当「革命接班人」的政治竞争，高级干部子女的优越地位；
单位领导以旧思维、旧方式处理文革新形势，工作组领导运动的规范模式与直接响应毛泽东「造反」号召的学生发生冲突；
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强力支持下，造反派击败有政治背景的、以干部子女为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并任毛和「文革小组」的驱策，在打倒刘少奇、夺「走资派」权的斗争中冲锋陷阵；
造反派分化为激进派和温和派，观点之争和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最后演化为旷日持久的武斗；
在毛的亲自部署下，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赶下政治舞台，昔日意气风发的（甚至骄横不可一世的）「革命小将」变得灰头土脸、沮丧迷茫。

　　但是，清华的文革又有其特点，描述、分析这些特征正是唐少杰《一叶知秋》一书任务之所在、价值之所在。在依我之见，值得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因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清华的文革运动可以说是被刘遥控指挥，毛泽东要以「工作组镇压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理由打倒刘，势必把清华作为突破口。也正因为如此，被工作组压制得最厉害的蒯大富才得到最高当局的关注，被树为反工作组英雄，张春桥亲自召见蒯大富，向他交底，怂恿他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而「清华井冈山」也演出了轰动全国的「智擒王光美」、「批斗王光美」的闹剧。蒯大富成为造反派红卫兵的重要领袖，「清华井冈山」成为王牌主力，在全国各地指挥运动，在「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次次抢占先机，和清华的文革运动一开始就与刘少奇有关这一事实密不可分。

　　第二，文革前蒋南翔在清华搞「政治、学习双肩挑」、「又红又专」，极有成效，培养了一支在原教旨主义意义上而不是在晚年毛泽东思想意义上的革命化干部队伍，和其它地方、其它单位的干部大多数胆小怕事、消极观望不同，清华的许多干部政治积极性高，他们很早就介入运动，甚至积极介入两派的斗争，因此，清华的干部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而由于有不少干部当了学生组织的「黑高参」，清华的两派斗争就呈现高水平、长期、复杂的态势。

　　第三，「清华井冈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王牌军，而其对立面「四一四」也非弱旅，尤其是其头领之一周泉缨写出〈四一四思潮必胜〉，集中表达了造反派群众组织中较温和保守一派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纲领，被毛称为理论家。所以，清华不但以率先打倒刘少奇和百日武斗著名，也以「井冈山」和「四一四」两派的思想理论斗争著名。

　　四、与清华在运动中轰轰烈烈、大出风头相对比，清华人后来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完全乏善可陈。这初看起来是奇怪的，不少对文革知情不多、涉入不深的人，后来在反思和批判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为甚么最投入和受打击最突然、最厉害的人，对文革反而提不出甚么批判性看法呢？难道越了解文革的真实，越觉得文革不该批判？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致说来，正因为卷入太深，清华人没有从文革的恩怨（小的恩怨如两派的派性之争，大的恩怨如与毛派和「走资派」的关系）中醒悟和解脱出来；
昔日的辉煌成了否定过去、更换观念的负担；
也许这也算一个原因：文革前清华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清华的技术型人才难于跳出旧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窠臼。

　　毛泽东以强力结束清华百日大武斗为契机，把造反派红卫兵赶下政治舞台，也由此摆脱「放鬼容易收鬼难」的尴尬局面。但是，事情免不了有两个方面：失势和失宠的红卫兵在困惑不解和怨气冲天之余也这样发问：为甚么要用我们就说「革命小将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不用我们就说「小将犯错误」？为甚么一会儿说「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一会儿又说「不实行大联合就是闹派性」？相当多的人由自己的可悲下场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被利用，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开始对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和性质发出疑问。

　　因此，清华百日大武斗具有双重含义：它既结束了红卫兵造反运动，也开启了这一代人对文革、对自己行动意义的反思；
它结束的也是盲从和狂热，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开始在这一代人心目中暗淡。

　　当然，人们也会对清华的百日大武斗提出一系列问题，比如，为甚么这些高智商、入读中国最好学校的年轻人，会相互厮杀得红了眼？他们真正把对方当敌人吗？他们是出于信念和理想，还是出于利益而投入斗争的？

　　本书力图回答这些问题，在「历史的反思：谈『红卫兵情结』」这一节中，作者总结分析了红卫兵的「造反有理」情结、准救世主情结、革命实用情结、泛敌意识情结、迷信领袖情结、暴力崇尚情结、血统出身情结、道德专政情结、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至上情结。作者的努力，无论对于不了解文革而想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的人，还是经历过文革、对其有了解而想理解得更深入更全面的人，都有很大启迪。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多部学术著作中，其中就有三部是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今年还出版了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听说今后还会有关于文革的著作要出版，这非常令人欣慰和钦佩。文革研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顽强而稳步地推进，中文著述在迅速扩大和发挥影响，历史意识中断的危险至少已不是迫在眉睫。但是，从世界范围看，文革研究规模依然太小，不成势头，而在中国大陆更几乎仍然是空白。我衷心希望有条件的学术研究机构能够努力，促进更多中文的文革研究著作面世。

　　来源：《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总第八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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