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宇宙塑胶人

　　一九六八年，地下丝绒乐团，一个稀有的录音版本，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布拉格出现。它感召著音乐圈内和圈外的人们，而最终鼓舞著捷克人民，在一九八九年著名的「天鹅绒革命」中，以不流血的方式推翻了共产党的统治。宇宙塑胶人，当时是一个新兴成立的团体，深受法兰克·查帕（Frank Zappa）以及发明之母（Mothers of Invention）乐团的影响，很快地就从地下丝绒和尼可（Nico）合作的音乐中吸收了半打的曲目。在布拉格之春结束之后不久，这个团体就遭到查禁，不过仍然在婚礼和秘密的场合中持续地演出。

　　随后，在一九七六年，四位团员因为被控以「扰乱安定」罪而被捕。捷克的异议运动遂在哈维尔公开信的召唤中复苏，使得该案的审判成为国际间所关注的事件。哈维尔，直觉地掌握住该一事件的象征性，每天在法庭里见证与纪录这一司法的闹剧，如同乔治．欧威尔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见到有人举枪射杀法西斯主义者，是「唯一感觉到可以做的事而去做」一样，哈维尔认知到，这一次对于自由的胁迫，并不只是单一的暴行。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起点。「每个人都明白」，他日后写道，「攻击捷克地下音乐，是在攻击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实际上把每一个人联在一起的东西：这是对在真实中生活这个观念的攻击，是对生活真正目的的攻击。」

　　他有关这次审判的评论，带著人们在刚跨过个人的不可回头点时的匆忙和解放的声调，就像人们刚第一次听到性手枪（Sex Pistols）乐团专辑《别管布洛克（Bollocks）》时一样。它终结于哈维尔一次于无意间遇见一位电影导演时的杰出描述中。那位导演原本不了解保卫这些被遗弃的摇滚音乐人的骤至的狂热从何而来。

　　「也许我对他是不公平的」，哈维尔写道，「但在那个时候，我整个人都被一种强烈的感觉所淹没，即这个可爱的人是属于我从来没有想要为它做任何事的世界，——公诉检察官卡瓦里克（Kovarik）有注意到，因为这里有一个庸俗的字眼可以形容——我的意思是，一坨狡狯的屎的世界。」

　　塑胶人的审判，刺激著哈维尔和他的朋友去促成〈七七宪章〉，一个出自于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遵守〈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协议最终议定书〉（Final Act of the 1975 Helsinki Agreement）——特别是其公民、政治和经济权利公约——所建立的人权组织，直到最近，捷克斯洛伐克才成为签署国。遵守〈赫尔辛基〉，意味著同意自由言论、「免于恐惧的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其他当时为共产党所镇压的权利。这一曾经为全世界所取法的有限的、法律的战术，终究允许异议者在没有煽惑人们反对政权的前提下提出各种主张，更要求政权遵守它自己所承认的立法。

　　这股风现在吹动著反共的大纛，哈维尔公开了他最为著名和具有影响力的评论，〈无权力者的权力〉。它从有关何以一个蔬菜水果商会把「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的标语张贴在橱窗的精确剖析开始，讨论「仪式性的独裁政治」如何利用作为意识型态黏著剂的众所周知的虚伪标记，来维持党的统治。

　　如果蔬果店经理和其他人很快地停止遵循这种仪式，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言行，则他（以最为惊人的精确程度）预言道：「整个极权主义权力的金字塔一旦失去了这黏著剂，自己便会在某种物质的爆炸中分崩离析」。这篇评论，原是对于二十名来自东欧集团各处的主要异议份子的演讲，同时也是为「异议」的新形式所做的微观分析。就在出其不意突然致书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ak）的四十个月以后，哈维尔自己的这一公开信被迫公诸于世，从而使这次运动较好的一点成果遭到破坏。结果是，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把大部份的时间都花在牢里。

　　在获释以后，随著健康情形的下坠，哈维尔无法忍住不对那些曾经向他伸出援手的人提出批评，纵使他们是有所功劳的。其中最著名的评论，就是一九八五年的〈对沈默的解剖〉（Anatomy of a Reticence），在其中，哈维尔描述著异议者对于「西方和平运动」游说终结核子武器成效的怀疑。它预告著他日后对于反射性的反美主义的无法忍受。下面鼓舞人心的一段文字，是评论意识型态和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的：

　　「要怎样地信任或钦佩西方和平运动，我们才可能对一个单纯而感性的西欧公民有所期待？是当他注意到，这个运动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国会或任何一次有著成千上万人们参加的示威中，抽出时间来抗议五年前所发生的一个事实，即有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去攻击一个小的中立邻国，而且从那个时候起，在那个领土上犯下号称有一百万被杀以及有三百万人流亡的灭绝暴行吗？更严肃地说，我们所看到的和平运动是什么，是一个事实上对于今天由欧洲国家发动的战争视而不见的欧洲和平运动吗？如同这次的辩论中所说的，遭到侵略的受难者和他们的保卫者，虽然拥有著西方在建制上的同情，而这却仍不值得左派的给予支援。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意识型态机会主义，必将会激起一种反动，——彻底地作呕，以及无尽的绝望感。」

　　作者简介：

　　麦特·威尔契（Matt Welch）是《国家邮报》（The National Post）这份报纸的洛杉矶特派员，他从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七年间住在中欧，是《预后检查》（Prognosis）的创办人之一。《预后检查》于一九九一年创刊，是捷克在后共产时期的第一份英文报纸。

　　译者简介：

　　曾建元，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暨经营管理研究所公共管理组助理教授

　　原刊二零零三年五月《理性》（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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