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卢雪松事件：后极权社会的典型征候

　　看完几乎所有关于“卢雪松事件”的文章，发现至今没有人从后极权主义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感到遗憾，因为我以为“卢雪松事件”的认知意义恰恰在于：它体现出我们这个社会典型征候：后极权。

　　关于告发

　　依据卢老师的解释，卢老师是被学生“告发”的（尽管有人质疑，我以为“告发”这个词依然是准确的，因为在汉语的语境中，“告发”的通常含义是不公开地向上级领导反映告发者认为“有问题”的人或事。一种行为是否属于告发，不取决于告发的内容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而取决于这种行为本身是否是公开的）。学生告发的可能性有两种：

　　第一种可能：这个学生是虚伪的，是政治投机分子，他/她并不真的认为卢老师的做法有什么错，但是却知道在这个社会，告发是有利可图的。这是一种把意识形态问题、信仰问题、言论问题实利化的做法，它真是后极权社会的典型特征。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文革这样的极权社会，虽然也存在告发行为，但是更多的是公开的揭发，而且揭发者自己内心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而后极权社会中的告发者即使自己内心也不认同自己的做法，却依然会出于实利的考虑而照告不误。这个学生没有公开站出来与老师辩论，而是采取私下告发的方式，表明他/她对于自己的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本来就没有信心和把握，甚至有可能在内心认同卢老师的做法，也认同《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个片子的思想倾向，但出于实用的考虑他仍然可能进行告发。如果一个人出于实用的目的而去“捍卫”自己已经不相信了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典型后极权状况下的犬儒心态。它表明：没有公开性、合法性的东西依然有巨大的杀伤力。这与哈维尔分析的水果蔬菜店老板必须挂出他自己也不相信的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一个道理。

　　第二种可能：这个学生是真诚的，他/她真的认为卢老师的做法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他所受的小学和中学教育（虽然这种可能性我个人认为不大）。这表明我们的社会患上了失忆症，我们的历史记忆正在被系统地清除，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几乎不知道林昭是谁，甚至不知道文革、反右等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真相。这同样也是后极权社会的特色：后极权社会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极权社会的做法，但是本质上依然是极权社会（“后”不表示“之后”而表示“后期”），因此其权力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于极权主义时代的那套意识形态，特别是极权主义政权得以建立的现代史与当代史。这样，像文革和反右这样重大的、危及权力合法性的事件，是不能让人们、特别是后代知道真相的。于是，篡改历史和抹杀记忆成为后极权政权维护自己的权力合法性的系统化工程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学校的处理方式

　　依据卢老师本人的描述，她是在去上课的时候“稀里糊涂地”被戏剧学院的书记给拦住了。一再追问之下，校方告诉她原因是在课堂上使用的《寻找林昭的灵魂》，“不符合中央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书面决议，不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教师授课的要求，我们不认可。”然而却没有具体说不符合中央的哪一条“书面决议”和教育部的哪一条“要求”（依据徐友渔先生依据相关条理的对照，令人信服地证明实际上卢老师的行为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条例）。更奇怪的是：当卢老师要求出具书面形式的停课决定时，被断然拒绝。这更是典型的后极权社会的特点：思想、舆论、新闻的控制不但没有法律的依据，而且没有行政部门的文字决定（后来有所谓网上“文字”，我们一会还要谈及）。与民主法制社会不同，极权社会和后极权社会是一个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法律相矛盾的社会。这样，它的许多做法即使诉诸自己的法律也是违法的。这直接决定了后极权社会中权力行使的不公开性，这种不公开性是直接起源于它的行为的不合法，甚至不合自己的法。所以，我们看到：学校不但不能公开地、光明正大地惩罚卢老师，也不能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奖励那个告发的学生。因为这一切都是见不得人的。与极权社会相比，后极权社会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因为有些极权社会常常直接地、赤裸裸地把违背基本人权的极权意识形态写进宪法，另外一些极权社会虽然在宪法中保留了若干维护人权的条例，但是却不强调什么“依法治国”之类自相矛盾的说法。比如“文革”时期的确比现在更加黑暗，但是那个时代对于那些“反革命分子”的常常处罚是公开的，判决反革命犯的时候，常常要召开万人甚至几万人的宣判大会。这表明它对自己的行为是理直气壮的。

　　由于缺乏法制，所以后极权社会中的人无法明确地预知自己的行为是否合适，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他们对自己行为的结果也不可能有明确的预知。就像卢老师说的：“下一步我将面临什么我并不知道。总之，可能会有险恶相伴。”

　　无法预知自己行为的结果所产生的附带的也是必然的结果是：人人自畏、恐惧盛行。正如7月31日的一个帖子说的：“在强权政治的逻辑面前，我们每个人包括卢老师及吉林艺术学院的全体师生们，都难免有恐惧之心，我们恐惧没有工作，我们恐惧坐牢，但我们的恐惧无疑证明我们没有丧失对于人类正义的理性判断，在恐惧中努力，这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惟一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社会，人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违法的），因此他们不可能生活在无边的恐惧之中。而在一个后极权社会，禁区是无形的（没有条文），所以恐惧是无边的，像弥漫的空气，需要你自己的心领神会。正如《卢雪松事件的神秘程序》一文写的：“一种神秘的程序，就这样运转着，而且是在最应该讲究程序文明的高等学府。它无所不在地窥伺着你，它无所不能地操纵着你，你却看不见它也摸不着它，有如幽灵，似乎存在，却谁也说不清楚它的具体影像。它不需要面对，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负责。它驰骋自如，对谁都有办法，却谁都拿它没有办法。这样一种神秘的程序，是令人沮丧的程序；
这样一种神秘的程序，是令人惶恐的程序。卢雪松事件之所以牵动那么多人的心，以致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于此不难理解——毕竟，这不只关系到卢雪松个人的命运。”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后极权社会的禁区由于常常没有明确公开的条文（即使有条文也缺乏稳定持久的细则），所以在掌握的时候常常出现因人而异、因势而异、因执行部门而异的情况。各个单位、各个领导常常对于同样的事件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某些禁忌的确切含义，怎么执行是“正确”的、“恰到好处”的。这就出现了对相同或类似事件的不同处理方式。比如，同样的文章，这个杂志社不敢发而那个杂志敢发，这个杂志发了没有事而那个杂志发了就倒霉。就这次事件而言，艾晓明教授就说在自己工作的中山大学的不同场合播放过多次《寻找林昭的灵魂》而没有什么麻烦。这是后极权社会中人们不能明确预期自己的行为结果的又一个例证。

　　关于校方的“公开说明”

　　7月31日，当卢雪松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我梦想早日回到我热爱的讲台——给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的公开信》并引起了社会舆论广泛关注（事实上是对校方的一片指责）、学者与网友纷纷发表言论的情况下，“吉林艺术学院发言人”（一个神秘兮兮的身份）终于发言了，目的是所谓“使社会了解事实真相，以正视听”。依据这个《关于吉林艺术学院卢雪松停课情况的公开说明》，让卢雪松停课的原因是因为卢在“课后向学生传播法轮功组织有关诬蔑、歪曲、诋毁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并向数名学生介绍有关退党的网站。经初步调查，情况基本属实”。这个说明还指出：卢雪松曾经于1997年起就习练法轮功，并特别强调：卢在课堂上发表个人观点“并不是（停课的）直接原因。”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判断学校方面的这个解释是否合乎事实。但即使在这个解释中，校方也没有完全否定卢老师“发表个人观点”是停课的原因之一（虽然不是“直接原因”）。可见，因言获祸的基本判断依然是成立的，换言之，即使卢老师是法轮功分子且主要是因此被停课，播放和讨论《寻找林昭的灵魂》依然是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校方在“公开说明”中刻意回避谈及后者？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后极权社会的又一个基本特征：把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刑事化。因为在官方的法律中，法轮功组织属于以颠覆政府的“邪教”组织，法轮功分子属于刑事犯罪分子。以邪教为罪名就等于把“思想犯罪”、“政治犯罪”转化为了“刑事犯罪”。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与极权社会堂而皇之地宣判思想犯罪（反革命分子）不同，后极权社会以“思想言论自由”自我标榜，宣称自己的国家不存在“思想犯罪”，但事实上又存在为数不少的对“思想犯”的拘禁和判刑。为了避免自相矛盾，于是就出现了大量从“思想犯罪”转化而来的“刑事犯罪”。

　　卢老师的“反政治的政治”

　　哈维尔曾经出色地论证了：每个想要有尊严地活着的人都必然是反极权体制的，必然是极权与后极权社会中的“异己分子”。这是因为极权社会与后极权社会的根本特点就是不让人们有尊严地、像人一样地生活。正因为这样，极权社会和后极权社会的政治不能用以西方民主社会为模型的“常规政治”理论和术语来理解。生活在极权社会和后极权社会的人不是通过组织反对党、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宣言、治国纲领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的，而是通过维护自己的生活权利、做人尊严（比如说真话而不说假话）来表达自己的做人权利的。因此这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如果说卢雪松事件具有政治意义，也是在非常规政治的意义上说的。卢老师明确表示：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她不想当政治家，没有政治野心，促使她播放并讨论《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是她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她要维护自己的做人的尊严，她要像一个人那样生活。而这在一个后极权社会是不许可的，后极权社会是不允许人们有尊严地真实地生活的社会。在表示自己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以后，她动情地写到：

　　“当我看着我熟睡中可爱的十五个月的宝宝，我竟想到了最坏的可能。我想要坚持的是什么呢？无非是生命的召唤：真实、纯洁、自由、善良、爱，那些我相信几乎是每一个生命最初的样态”，“人人都有童年自由快乐的时光，一个鲜活的自己竟不知不觉地在角色中死掉，这真的让生命无法甘心。因此我想：万一我说的话对他生命中的某一个部分有用处呢？万一在他生命中意识不到的角落，有一个原初的他自己正在悄悄哭泣呢？”这不是政治家的语言，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性、一个妈妈的语言。她诉求的是人的本真的生活，是真实、纯洁、自由、善良、爱等做人的起码品质。

　　读着这些文字，我流泪了。一种从来没有的感动在我的心头涌动。就像卢老师说的：我们的生命无法甘心。

相关热词搜索：征候 极权 典型 事件 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