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斯普莱斯：史沫特莱，为谁的事业而奋斗？

　　（吴万伟 译）

　　安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是20世纪最杰出的美国女性之一，她是个火焰般灿烂的新闻记者，女权主义者，政治积极分子，在欧美亚三大洲的政治和文学界做出历史性贡献，她的知名朋友名单包括玛格里特•桑格（美国节制生育运动倡导者Margaret Sanger），爱玛•戈德曼（美国女无政府主义者Emma Goldman），毛泽东，朗斯顿•休斯（美国黑人诗人Langston Hughes）。她的敌人则包括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局长Edgar Hoover)，蒋介石，麦克阿瑟，罗伯特•洛威尔(作家Robert Lowell)。但是现在她自己基本上已经被遗忘了。

　　如果有人记得她，那是因为一帮保守派学者和新闻记者要激烈指责她30年代在中国的岁月。她积极参加以莫斯科为基地的第三国际，为世界各地的革命输送领导人。史沫特莱和许多左派革命者相信共产主义革命将在她们有生之年相继出现。保守派批评家认为她还为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 左派人士以同样的激情为史沫特莱辩护，说她像过去50年来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很多人一样是麦卡锡主义可悲的受害者。

　　在中国，史沫特莱的骨灰埋葬在革命烈士公墓，近些年来她已经很少引人注意。1980年代有政治文章可做的时候，她常常被提起, 被看作中美友谊的象征。现在，由于两国关系紧张，提起她的名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搞错的话，在莫斯科也没有人谈到她。虽然我知道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为共产国际和中国的苏维埃军事情报做出重大贡献，俄国人像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承认她为他们做的秘密工作。

　　在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史沫特莱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揭露史沫特莱的秘密生涯。她的著作，包括自传体小说，三本报道中国革命的书，一本传记，一本回忆录，和数百篇的文章。她传奇的一生，她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我研究的核心。在撰写她的传记的几年中，我仍然试图证明她的名誉，因为我相信指责她为苏维埃间谍的指控是不公平的，因为我自己是个革新主义者。针对左派的“谩骂”的禁忌经过冷战后仍然保留下来。我最初认为史沫特莱是个不妥协的反抗分子，不受斯大林的阴谋诡计和共产党限制的约束。但是文件并不会撒谎。

　　1990年初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对外公开，同时还有我自己对秘密行动的研究(Project Mask Decriptions)。共产国际新公开的一套解密资料证明了我过去七年的研究使用的来自德国，美国，苏联，日本，中国的资料。在过去25年中，在欧美亚三大洲，史沫特莱不仅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情报组织工作，而且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她支持印度独立运动的时候, 还受雇为德国帝国政府工作。

　　任何一位对麦卡锡时代和美国共产主义历史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关于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 和罗森伯格(Rosenbergs)的争论。但是很少人记得史沫特莱，因为她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成年时代大部分时间呆在国外，而且从来不是美国共产党或其他共产党的成员。

　　但是，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美国人涉嫌为苏联当间谍的事实让革新主义者震惊，他们无法理解那些当时最聪明，最现实的人怎么会这样。保守派指责麦卡锡的神圣战争是正确的，只不过没有得到约束。因而，史沫特莱的真实故事值得说一说。

　　最近，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丹尼尔•托普金斯(Daniel Tompkins)说“历史，尤其是在很少为两极选择的时代聪明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不仅仅是个巨大的游戏。”这些左派人士是复杂的人，没有哪个是单调的, 事先安排好的，但是很少比史沫特莱更复杂。更加细腻深入的了解她的所作所为及其背后原因可能让人们明白冷战历史学家到现在还在争论的30，40，50年代的斗争史。

　　史沫特莱1892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北部农村，家里很穷，根本不能她吃饱。史沫特莱在南科罗拉多是个小姑娘的时候，煤矿工人罢工抗议洛克菲勒的科罗拉多煤炭公司卷入全州范围的摧毁军事工会主义的运动。史沫特莱时代激烈的劳资冲突，以及后来在美国西海岸的岁月都促使她成为注重行动的激进分子，追随世界产业工人的路线和它的工会组织，和东海岸注重理论的同行不一样。工人家庭的出身让她难以在社会党中发挥作用，对理论知识的缺乏了解又让她无法和美国刚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竞争，因而史沫特莱在1910年首先加入印度工人党(Hindustan Ghadr Party)。该党是以加州为基地的锡克农业工人的组织, 旨在追求在印度反抗英国统治的武装独立斗争。认为印度独立运动是对英国的潜在强大冲击的德国人在美国参加世界大战之前及以后都为这个运动提供资金支持。从这些人身上，史沫特莱学到了要为远比自身更大的事业而奋斗的圣徒的价值。

　　到了1918年史沫特莱在纽约被控违反戒牒法,为德国人服务而被捕的时候，已经成为欺骗高手，鼓动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朋友像鲍德温(Roger Baldwin)和桑格(Margaret Sanger)为她辩护，即使她仍然在德国的工资名单中的情况下, 说她是战争期间歇斯底里的无辜受害者。1921年，史沫特莱的政治活动让她来到莫斯科，并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作风，她的野心受挫，她和爱蚂•戈德曼(Emma Goldman)结识并成为好朋友，看来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她的性格比较合适。

　　1920年的大部分时间史沫特莱都在魏玛时代的柏林度过。她继续从事印度独立运动, 并因此结识了对她以后的秘密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两个人：巨大影响的德国共产主义者Willi Muenzenberg和他的好朋友Jakob Mirov-Abramov。官方身份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实际上Jakob Mirov-Abramov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欧洲区头目，或者OMS(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重要但不公开的情报机构)。在后来的年代里，他还成为苏联军事情报组织的重要人物。这两个人与1929年OMS派她到中国密切相关，而且她后来参与苏联军事情报有很大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史沫特莱确实和文件证据显示的别的为苏联工作的美国人不一样。一方面，她是个自由行动的革命者，不是美国共产党的党员，正如她一辈子的生活与众不同一样，她桀骜不逊, 不愿接受党的纪律。领导她的人与其说是莫斯科不如说是柏林，而且很特别。在斯大林巩固自己的权力，以及共产国际开始为了苏联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世界革命以前，史沫特莱与Muenzenberg 和Mirov-Abramov的联系让她能够在中国比较自由的行动，她可以执行与共产党不同的做法，并不受莫斯科的干预。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圈子看来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只是一段时间而已。

　　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的亲近和后来在莫斯科的岁月让她对苏联在中国的两面性有了认识。正如她自己说的，不再愿意“为了整体利益牺牲部分利益”，她选择不纯粹为苏联工作，而是全心投入中国的革命。这使得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都对她非常不满，但是都试图让她在证实的灾难范围内行动。到了1936年，斯大林的两派反对力量被清洗，外国共产党分子被逮捕，史沫特莱作为政治间谍的生涯结束了。

　　在毛泽东对她肆无忌惮的怪异行为（包括骑马，穿男装，宣传节制生育，西方跳舞，浪漫爱情）产生愤怒之前，史沫特莱在中国共产党中是个反叛者：中国革命的“灾星杰恩”(Calamity Jane) 在她1941年回到美国的时候，她在所有正统共产党员眼中都是个受遗弃者，因为她的政治立场和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而倍受指责。在冷战开始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指控她为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史沫特莱让他公开道歉，但是不久她就在1950年死了，让一直以来追踪她的保守派人士非常失望和恼火。他们在她的成年时代几乎一直在追踪她，当然有充分的原因。

　　围绕史沫特莱的争议并没有因为她的死亡而结束。在没有被证明的指控说她一直被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 (共产国际的后续机构)追杀，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组织了她死后的听证会。她的书被美国新闻局海外图书馆烧毁。这些行为构成基础，当然有同样的理由被自由派指责是麦卡锡主义。

　　与中国关系和好以后, 她的书又可以在美国出版，她在中国期间的活动得到赞美性描述,并让她重新名声大躁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1970年，史沫特莱重新成为没有污点的现代妇女运动的英雄，她早期的小说<大地的女儿>重新出版并得到批评家的喝彩。根据她的形象作为无私的女权主义英雄，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她的生活。这是个伟大的故事，但是不是故事的全部。

　　那些保守派人士对我的发现史沫特莱为共产国际工作感到高兴，认为他们发现了个新的信徒（在1990年初我发表过）。然而，我同时代的左派人士根本不想知道。同样的，当我问他们的时候，那些仍然呆在党内的史沫特莱的同伴否认见过她, 即使我有证据证明正好相反。事实过去50年后，他们仍然遵守党的纪律。当我询问一个受人尊敬的美国左派人士为什么保持沉默，他说经历过两次红色恐怖之后，上了年纪的美国激进分子不愿意揭露他们知道的真相。礼貌原因使我不再继续提问下去。暴露她苏联间谍的身份是保守派学者的追求的，不是左派传记家的意图。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本关于史沫特莱的书(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y Janice and Stephen MacKinnon)没有花时间探讨针对史沫特莱的指控的真实性，只是简单的一句话说指控她为共产国际工作是子虚乌有。辩论的用词这么明显以致于人们的结论肯定已经得到了甚至在调查还没开始的时候。如果任何发现与自己立场不一致，进步人士觉得有道德义务把它们藏在地毯底下。比如，1927年史沫特莱给一个朋友写信解释让她“事实上完全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的事情。该书(The MacKinnons1988)在引用这封信时删掉了这句。现在冷战结束了，我们当然可以做的更好些。

　　就好像我自己没有留心最初的警告信号似的。在我研究的初期，我在莫斯科的文学档案中发现史沫特莱的文章保险柜。她是除了约翰•里德(John Reed)之外的唯一美国人受到如此优待。在1950年的苏联百科全书词条中对她的人品和新闻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我还从秘密人士的联邦调查局报告中发现明显说明史沫特莱与Mirov-Abramov的关系（用无法模仿的风格，FBI把他的名字写错从来不追求轰动效应）。但是苏联消息只是让我感到困惑，FBI报告我根本不信，连同它对史沫特莱认识人员的询问记录，是不可信的前共产主义分子的大声嚷嚷。直到我的初稿写了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早先不屑一顾的FBI告密者实际上一直就是重要的间谍。我为此揭开了史沫特莱秘密生活的真相，虽然证明她是间谍是我最不愿意做的的事情, 她最恶毒的敌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一直没有能够证明。

　　传记家的工作是理解传主生活的事实并结合她生活的时代背景给这些事实做出解释。在当今关于美国左派分子和莫斯科的关系的争论中这个背景很遗憾的消失了。相反，是过时的道德视角现在迫使左派否认证据，以这样一种方式一理性的面目，激烈地描述聪明的人为无助的受害者。对应的错误视角是右派人士抓住任何这个人道德上的瑕疵（尤其是性方面的）作为坏人的证据，她肯定是共产主义分子或间谍，这两者基本上是一回事。

　　虽然我愿意承认史沫特莱是个狡猾和高超的间谍，她最激烈的诋毁者常这样指控她，但是她决不是右派坚持认为的邪恶的坏蛋或不讲道德的荡妇。报纸上报道说她在第一届中国苏维埃大会中和学生狂饮大醉后除了戴一顶红帽子外一丝不挂高唱国际歌。FBI报告说她男人气的外表，麦克阿瑟阵营坚持说她拒绝再结婚（早期婚姻以离婚告终）和生孩子是非美国特征的，因为她的政治活动更多的表明了让她的指控者困惑的而不是他们要表现她的有罪。

　　如今随着新得到的苏联档案资料，真正应该争论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些档案会揭露更多的美国人充当苏联秘密间谍？最终的调查还没有开始。左派学者引人注目的保持沉默，将这个领域历史评判的权利交给了保守派。在我自己研究史沫特莱的过程中，我开始承认她确实像日本人，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官员指控她的那样，但是在做出这个痛苦的判断时，我拒绝将道德高位割让给右派。

　　不像多数别的美国人他们的生活经得起现存档案资料的严格审查，史沫特莱确实为苏联工作，但是她的活动并不是针对美国的。她是个间谍，但不是叛徒，虽然史沫特莱自己并不在乎这个区别。她做的工作，在她看来，最终超越了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来拥抱人类普遍的价值。在她最好的时刻，甚至她最坏的时刻，她都是从慷慨的真实的心态行事，不是因为愤怒，理论，或者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因为对普通人的难以割舍的爱和信任，抵抗围绕她周围的苦难和罪恶的力量并尽自己的力量坚定的，常常是破坏性的推动人类的进步。

　　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或许进步主义者应该最后和史沫特莱以及许多其他老的左派分子做的现实妥协, 在他们那个时代背景下，相信一个崭新和真正公平的社会只有革命一条路。在这样做的时候，今天的改革者可能保护这些人物不会成为保守派的攻击靶子。在史沫特莱去世50年后，我愿意把她看作超越她个人行动的人，她是个反叛者, 鼓动人心的革命领导者, 思想家，作家，鼓动家，被历史忘掉的普通人。在人们的生命中某个时期选择说“不，我不接受这个结果。我不再往前一步。” 在重新发现史沫特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到人性中的我们共同的根源。

　　译自: “Agnes Smedley, an Example to Whose Cause?” By RUTH PRICE

　　Ruth Price is the author of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published this year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chronicle.com/temp/email.php?id=48hp3hjj3me9wlihltj3hdmvaex1ws1o

　　译者简介: 吴万伟, 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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