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昭:“文革”中的“军宣队”——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

发布时间:2020-05-28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军队是“文革”中唯一没被打乱的组织,由于它严格的纪律、严密的组织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毛泽东依靠军队才基本上控制住了“文革”初期近乎于失控的局面。而“文革”中军队介入、控制地方各单位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所谓的“三支两军”(即支持革命左派、工业、农业、对学校的军训、对各类单位的军管)。军队的“三支两军”贯穿“文革”的前7年(1966年到1972年)。1968年起军队人员往往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军宣队”)的身份执行“军训、军管”任务,笔者当年就主持过北京一所高等院校的“军宣队”。现在距“文革”的发动已有40年之久,但在诸多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献中,关于“文革”中的重要角色“军宣队”的介绍却很少见到,而官方文献对“三支两军”的介绍也语焉不详。再过若干年,或许就没有多少人能讲得清“三支两军”的由来和真实功能了。事实上,不了解“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理解“文革”中“由乱到治”的演进过程就会有一定的困难;
而不了解“文革”的“乱与治”,也就无从评价“文革”的历史地位。本文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和亲身的经历,大致介绍“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供研究者参考。

  

  一、“三支两军”概述

  

  1.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革命左派”夺权──谁是“革命左派”?

  1966年“文革”发动伊始,毛泽东按照自己的设想,以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刘少奇“司令部”摧毁,然后依靠“造反派”控制局面。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特意举办了生日宴会,只让“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参加,“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1] 毛泽东当时打算把“夺权”作为“文革”的4个阶段中的最后决战阶段,按照他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全国刮起了“夺权风暴”。在“夺权风暴”的高潮期,毛泽东表示:“夺权问题……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2]”可现实的演变完全超越了毛的如意算盘,事实上当时全国上下的“夺权风暴”演变成各地“造反派”组织之间延绵不绝的“武斗”和“打砸抢”,原来的党政系统近乎于瘫痪,而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争夺当地最高权力的斗争又方兴未艾,彼此之间呈你死我活的状态,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分享权力。这时连毛泽东自己也掌控不了局面了。当时毛也承认:“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3]”

  正是在这种被动局面下,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张最后的“王牌”,以支持“革命左派”为名,尽快控制局面。1967年1月毛泽东对军队指示说:“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4]”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5]”这是毛泽东对“支持左派”、支持“真正革命派”的最早表述,也就是“文革”中军队“支左”一词的来源。

  然而,全国各地多如牛毛的“造反派”组织中,究竟谁是“革命左派”,哪个群众组织不是“革命左派”?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却提不出一个名单,而是对参与“支左”的军队人员“打哑谜”。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军队面对严重对立的几派群众组织,摸不清究竟谁是“革命左派”,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支左”,结果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要求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于是毛认为军队“右倾”,他在1967年8月4日致江青的信中说:“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分区(即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6]”。实际上,在很多省市,军队“支左”的结果反而加剧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形势变得越发混乱,实与毛的初衷相违。经过“中央文革”的强行介入,直到1968年大多数省市的形势才初步稳定下来。

  由于“文革”中大批工人农民参与“造反”组织,动摇了工农业生产,于是毛泽东又发布指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7]”作为样板,毛泽东把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派到了北京的6个工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等),介入“文革”时期工厂的领导和管理,后来又派8341部队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就是“文革”时期著名的“六厂二校”的由来。军队既已介入各地的“支左”,后来再加上“支工”、“支农”,于是就产生了所谓解放军在“文革”时期的重要任务──“三支”。

  2.“军训”──毛泽东试图用军队控制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

  最初的“军训”是1966年夏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临时性整训赴京学生的方法,后来起用到全国各地中学以上的学校。

  1966年8月到11月,全国的学生像潮水般涌向北京,全市的机关、学校、空闲的民宅里,到处是临时铺位,人满为患,且赴京的数百万学生终日闲逛,无人管束。1966年10月,毛泽东发出“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他说:“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排、连、营、团、师。编好的,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伐。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8]”笔者当时所在的空军部队就奉派进入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所小学。小学的老师们负责外地赴京学生的生活安排(住宿、吃饭等),我们则负责每天组织外地学生训练两三个小时,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站队、走路动作,主要是提高学生的组织纪律性。

  这次“军训”本来是针对赴京学生的临时性措施,可能后来毛泽东觉得这个办法可用来控制学生,尤其是有助于恢复全国各中学以上学校的秩序。当时,全国的中学基本上处于混乱状态,校方已失去管理能力,学校停课,学生终日无所事事。1966年12月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以后,上千万在校中学生不能再去外地“串联”游玩,留在校园内又无课可上。为了应付这一混乱局面,196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9]”于是,从1967年起,军队就逐步派出干部战士进驻各地的中学,组织军训,把中学生管了起来。

  毛泽东看到了“军训”的好处,1967年2月19日又把“军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10]”。一个月后的3月7日,毛又要求军训人员“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11]”

  据统计,“从1967年1月20日至2月10日20天时间内,仅驻京部队即派出4,000余名干部,对北大、清华等5所著名高等院校计2.26万余名师生,进行了短期培训。之后,全军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逐步增多,参训院校及人数也大幅度增加。仅1967年4月,全军每天平均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即达5.3万余人,接受军训的学校则达3,091所。至1968年第二季度,全国接受‘军训’的学校猛增至1.17万余所。[12]”

  3.“军管”──“军管民”、“民管军”、“军管军”

  “军管”是“文革”中最荒唐的事情之一。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随着局势一天天的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谁能负起管理之责?只剩下部队了。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13](这一文件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性任务向全国全军提出)。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14] 由此可见,“军管”的强度之大。

  当时,不但军队对地方单位实行军管,军队对某些军队单位也开始“军管”。例如,毛泽东派人“军管”了总政治部。后来有研究者指出:“命令军队下级单位的有关人员,对军队的三大总部之一、军队的最高政治首脑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这确实是一件不符合常理的很‘搞笑’的事情。而这样的命令,除了自命为这支军队‘缔造者’的毛泽东本人,还有谁敢下达?”[15] 李德生也承认,这是“一场荒诞的闹剧”[16]。

  更滑稽的是,1968年9月2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让工人“军管”军事院校,这样的荒唐命令可能在全世界都闻所未闻。这个文件的第五条规定:“北京地区的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空军学院,后勤学院,第三工程兵学校,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等六座院校,担负着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训练任务。对这六所院校待训练任务告一段时,再进驻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7]”据我所知,此时,空军学院已经担负着“军管”北京地质学院的任务,可它自己竟然也即将被工人“军管”。

  显然,当时毛泽东全面动用军队,把军队当作控制“文革”混乱局面的最后手段,实乃应付燃眉的仓促之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事务之后,有些地方的局势是平稳了,但有的地方由于军队的介入反而更加乱了。更令毛戒惧的是,军队的“支左”和“军管”造成各级地方政府“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当中军人占了多数,形成了军队全面掌权、全面膨胀的局面,但此时毛已经别无选择了。1972年8月,“支左”人员开始陆续撤回,“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二、从“三支两军”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北京高校武斗高潮中出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到了1968年夏天,“文革”又面临更严重的局面,各地“造反派”的武斗逐步升级,以致于发展到抢银行、抢仓库、抢车船、炸铁路、冲击军事机关、抢军队的武器。面对失控的形势,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制止广西大规模武斗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
21天后,中央又针对陕西局势发出“七二四布告”。这两个“布告”内容相似,大意是:最近出现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银行、仓库,冲击部队,中断邮电,私设电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出现上述情况的绝不仅仅是这两个省区。“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
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无条件地迅速恢复铁路交通运输;
无条件地交回援越物资;
无条件地交回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
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惩办。

  这两个“布告”发出后,在北京的部队奉命行动。笔者所在的部队即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宣传“布告”的精神。然而,就在“布告”发布前后,武斗之风在北京也刮起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内的武斗逐步升级。7月28日,毛泽东在凌晨3时半到8时半紧急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就制止大学武斗、派出“工宣队”问题发表了强硬讲话。毛泽东说,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同时毛命令8341部队带领他们正在“支左”的北京6个工厂的工人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突然开进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从此“三支两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这其实是“文革”初期被毛泽东痛批的“工作组”的变种,可称为“毛氏工作组”。

  “宣传队”进驻北大、清华后,中央要求军队立即进驻北京其他所有大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时北京共有高校59所,驻北京的各军兵种分片包干。据我所知,空军、海军各负责10所院校,空军负责北京市东面的9个院校(即机械学院、广播学院、建筑工业学院、化纤学院、化工学院、第二外语学院、经济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和地质学院。我所在的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简称“一高专”)被指派负责北京建筑工业学院。

  当时中央规定,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工宣队”的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工作。北京市革委会规定,“宣传队”的最高领导为“指挥”和“政委”,“指挥”由“工宣队”出,“政委”由“军宣队”出,“宣传队”由政委负总责。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曾对所有大学的“军宣队”负责人讲话说:学校出了问题我们不找“工宣队”,而要拿你们试问。“宣传队”直接受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市革委会有个大学组,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经常直接召集“宣传队”负责人开会,就运动的进度、作法下达指示,谢富治讲得最多。空军系统也设有专门机构管理空军的这10支军宣队,但不指导各学校的“文革”运动;
派出“军宣队”的部队也不过问“军宣队”的工作。

  2.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军宣队”的简况看“军宣队”的一般特点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直属国务院建材部,是当时全国唯一专门培养建筑工业材料方面高级人才的学校。学校规模不大,有1千多学生。学院里老干部比较多,院长是位7级干部,在大学里非常少见。

  我当时担任“一高专”革委会副主任。“一高专”是军级单位,我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原来是个普通教员,从未担负过领导工作。空军领导让我参加“支左”时说:空军负责10所大学,我们派往9所大学的“一把手”用老同志(多是师、团级干部),另外用1个“小将”(“文革”中对群众组织的头头一般称为“小将”,所以称我为“小将”,其实当时我已29岁)。我曾坚辞不受,但还是没能推掉,只好硬着头皮上。

  受领任务后,“一高专”派出1百多人执行这个任务(全是部队的机关干部),于8月中旬开进建工学院。其时,“一高专”的群众组织刚刚取消,大家集合到“革委会”这面大旗底下,但过去不同派别的隔阂依然存在。我们这支“军宣队”中的大多数人原来属于我的对立派,对我来说,团结和带领好这支“军宣队”,本身就是个严峻的考验。

  “宣传队”的另一半是北京铁路局根据北京市革委会的决定派出,由铁路局机关干部组成,号称“工宣队”,他们紧随“军宣队”之后进驻该学院。可是当时中央规定,“工宣队”必须“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18] 北京市革委会发现北京铁路局派出的“工宣队”不是产业工人,于是北京铁路局又重新派出1百多名真正的铁路产业工人替换了原来派去的机关干部。建工学院的“工宣队”在半年后由于铁路施工任务撤出了该学院。

  我作为“军宣队”队长,自然而然地就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政委的身份成为“宣传队”的“一把手”,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了建工学院的“一把手”。担任“宣传队”“指挥”的是一个工人班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所以我必须承担主要的工作。当时北京对“三支两军”干部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在家坐沙发,出门坐‘华沙’[19]。一串钥匙哗啦啦,里里外外我当家。”我就这样当了建工学院的家。那时我唯一的优势是属于群众组织头头出身,年龄与学生相差不大,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比较容易与学生领袖沟通。当时对“宣传队”也有一条特别的纪律,就是不许与学校师生谈恋爱。

  

  三、从“大联合”到清查“五一六”──我在建工学院的经历

  

  我在建工学院期间经历了两派“大联合”、成立学院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战备搬迁”、清查“五一六”等阶段。从一所院校里这些事情的处理可以观察当时“军宣队”的作用。

  1.大学里的“文革”高潮是如何收场的?

  我们进入学院时,学院里空空荡荡,很多人都不在学校,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每一个人,利用各种途径尽快把散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召回学校。师生员工回校后,先把各种派别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由“革命干部”和“学生领袖”组成,按规定“宣传队”不参加革委会,但学院“革委会”受“宣传队”领导,学校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宣传队”手中。当时还有一项政治任务,即“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没有打击“新”的“敌人”,只是清理了群众组织办理的各种专案,使那些“专政对象”得以解脱。

  这些“文革”中奉命办理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又面临一个大难题:学生们不上课,教职员工们不教课、不研究,每天让他们干什么?总不能天天学文件、“搞运动”,如果这样必然会越来越散。最后我们想出一招,派人四出联系,看有什么大型工程、大型企业需要劳动力,这样可以让师生们通过劳动开开眼界。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北京地铁正在兴建,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建设工程也正在施工,于是我们把师生们拉到这两个地方以及首钢参加劳动。

  2.大学的“战备搬迁”──“盲人骑瞎马”

  1969年秋天,中央突然大造“要准备打仗”的舆论,一时间紧张得不得了,人们的感觉是似乎战争明天就要爆发。北京市革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命令北京的大专院校除几个最著名的学校外,其他学校在半个月到20天内必须搬出北京。

然而,连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个搬法?

  一所大学不光有学生和教职员工,还有教工家属,所有家庭举家搬迁,谈何容易?老人孩子怎么办?还回来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更何况,搬迁地还要准备住房、教室、实验室、工厂、图书馆,设备图书的安放、教学活动的组织,以及交通、生活设施等等,每所大学都面临一系列难题。而学院的教工们认为,你们“宣传队”将来可以回部队,学生们早晚一天要毕业,所以搬到偏远地区后你们都要离开,只有他们将不得不在那里长久呆下去,自然他们会顾虑重重。因此,教工们提出了许多非常实际而我们又无法解答的问题,比如往哪里搬,怎么搬,搬去怎么生活,孩子上学如何解决,不在这个学校的教工配偶的工作怎么办?为什么只有学校搬迁,而北京市其他单位却不搬?这些问题我根本无法回答,也没有人给我解释。上级只是给了我们一道死命令:搬!快搬!

  建工学院的主管部门是建材部,根据部长赖际发、政治部主任钟炳昌、军管会主任李大同的指示,学院“宣传队”和“革委会”的负责人立即到河南、湖北、湖南选址。赖际发部长曾提示,湖南常德附近有一个即将报废的金刚石矿(601矿),那里有一些空房子。这个矿离常德约30到40公里,附近没有大的居民点。我们到现场实地考察后发现,如果把该矿的房子全部利用起来,勉强可住下学校的师生员工,但根本无法考虑教学活动。经请示建材部,最后就确定搬迁到这里,因为时间紧迫,再无选择的余地。当时,建工学院的搬迁全然不考虑将来的办学条件和教工的生活环境,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找一处地方让全校人员勉强住下。

  搬迁地一经选定,学院里就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动员”,那时师生员工们早就是驯服工具了,对“宣传队”的要求只能服从。于是,全院师生连同家属很快就启程了,把教学工厂、图书馆交给了留守人员。当时我是非常“革命”的。我安排全校迁移人员分成两路,教工和家属乘火车到岳阳,然后转到常德;
另一路由我带领,先到韶山“朝圣”,然后徒步行军走到目的地,风风雨雨,一共走了3天半。到了金刚石矿,人是住下了,但是没有床,也没有桌椅板凳,一律打地铺。因为房子非常少,老师们根本不可能一家一间,许多教工只好两家挤一间房,中间拉一个布帘。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上级还下达了挖防空洞的任务。我们虽然已身处偏僻山沟,也照样得象城市里那样挖防空洞。

  据我所知,当时北京许多院校都与我们有类似的处境。象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北京矿业学院迁到四川合川县三汇坝,北京电力学院搬迁河北省邯郸地区岳城水库工地及邯郸、马头、峰峰三个发电厂,情况都与我们学院相似。中国科技大学接到迁出北京的命令后,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却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最后是安徽省合肥市同意接收,安置在原安徽师范学院内。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算是好的了,既进了大城市,又有现成的校舍可用。

  当时,不仅北京的大学奉命搬迁外地,其他省市的大学也接到搬迁通知。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南迁重庆;
广东省原有20所高等院校,“文革”时期只准留10所,于是暨南大学被撤销,广东工学院迁到粤北改名为广东矿冶学院,华南工学院一度分为广东工学院和广东化工学院。[20]

  有人说,学校搬迁是由于林彪关于战备的“一号号令”造成的。其实,1969年林彪关于战备的指示只是要求军队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丝毫不涉及地方事务。大专院校仓促迁离大城市,涉及面很大,影响深远,应当是中国教育史上“文革”时期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认为,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当时慌乱地搬家,盲目地找地方,怎么会有好结果?这种搬迁决策把国家教育事业的前途等扔到九霄云外,毫无疑问,穷乡僻壤绝不是办大学的适当地方。果然,不久之后,搬出北京的大学又都一所一所地重新搬回大城市,有的回到北京,有的换到别的城市。我工作过的建工学院在常德滞留两年后,也于1971年10月搬到武昌,1985年更名为武汉工业大学。

  3.清查“五·一六”──清算“造反派”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该通知声称:“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个文件的指责纯属荒唐,是无中生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根本不是“反革命两面派”,而是“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将领;
王力、关锋、戚本禹也与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无关。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竟然全是子虚乌有,显然这次清查“五·一六”的真正目的意在它处,毛及“中央文革”不肯明言。

  该文件并未明确规定“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和界限。当时,上级指示,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所谓的“三指向”其实是可以做出无数种解释的,这使清查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
而“三指向”与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中最活跃的“造反派”身上。因此,很自然地“清查”运动的矛头就指向了在校大学生里“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这个运动是对“文革”初期积极分子的一次严重打击。领导这个运动,是我觉得最对不起建工学院学生的地方,也是我抱恨终生的遗憾。[21]

  那时上级明确指出,建工学院1967年发起的中南海“揪刘火线”是“反革命事件”,是以“揪刘”为幌子,阴谋搞暴乱,对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清查”开始时是开大会揭发、造声势,主要是揭发“文革”初期谁“打砸抢”了,谁冲击建材部了,于是“文革”初期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号召的许多活动到了1970年又都成了“罪行”。当时“军宣队”和“革委会”把当年“造反派”的几个重要人物挑出来,成立专案组,隔离审查。这些青年学生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建工学院有一个学生董临平就是在此次运动中自杀的。

  “文革”开始时,毛泽东为了打开局面,拼命鼓动学生们“造反”;
一旦毛达到了目的,就把他们一脚踢开;
不仅如此,还要借清查“五·一六集团”之名清算“造反派”。有人指出,“文革”中有3次因冤案而死人的高峰,其中的第三个是1968年到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3个运动都是由“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文革”时期因冤案而死的人中,绝大部分死于这一时期,大部分是受不了折磨自杀的,一部分死于酷刑,还有少数人被枪毙了。这个时期整死人的事件,几乎各单位都有,超过其他时期的总和。联系到全国的情况,就更能看出它的严重性。当然,各单位“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的具体作为也有很大差别。如清华大学只抓出一个所谓“五·一六分子”,北京地质学院一个也没有抓出来,而有的地方却抓出了成千上百“五·一六分子”,其中冤案之多可想而知。

  

  四、从“三支两军”引发的思考

  

  1981年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三支两军”的评价是:“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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