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洪峰：人均GDP1000美元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 要] 2004年来，国内流行着一种观点：人均GDP1000美元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非常关键的阶段。持这种观点者还把人均1000美元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难以成立的非科学命题，有必要通过民主平等的讨论加以澄清。本文通过辩驳这种论调，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应当重视理论建设，并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为和谐社会建设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 1000美元 和谐社会 执政党 科学发展观

　　2004年注定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年份。是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经济跨上一个重要台阶。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当前和长远时期的战略任务提到日程上来。紧接着，11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一场大规模、群众性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在全党逐渐铺开。上述三件事是我国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影响越发显示出来。2004年来，1000美元、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先进性教育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政界、商界、学界、媒体和市井百姓莫不侧目。政经舞台上的大事接二连三，政治话语密集推出，一时让人眼花缭乱，它们之间是否有关联，能否破解事件和话语背后的讯息？这值得人们深思。

　　一、人均GDP1000美元批判1

　　把1000美元与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先进性教育摆在一起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一些官员、学者、媒体看来，1000美元与上述政治符号已经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出发点，后者是前者的派生物。他们的认为：

　　第一，人均1000美元是个关键时期，或者说是道坎儿，也可以说是分水岭。持这种说法者，中央高层有之。2004年2月，中央某领导指出：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按既定的部署和现行汇率计算，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持这种说法者，专家学者有之。2004年9月5日，某知名经济学家说，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阶段，是社会经济激烈变动时期。持这种说法者，广大媒体有之。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发布后，各种媒体纷纷以第一时间争相报道，1000美元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上至政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莫不知晓。在强势话语的主导下，1000美元开启关键阶段的说法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很少有人去质疑这种说法，遑论否定。

　　第二，为什么说人均1000美元是道坎儿?综合政经学三界的种种说法，其依据是:

　　（1）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将会上升，影响国民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土地、劳动力、资源、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中，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具有比较优势。低廉的要素价格尤其是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发达国家纷纷将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资密度增加推动发展中国家总体薪金水平的提高，原先的劳动力低廉的相对优势逐渐削弱，外来投资可能逐渐减少，从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2）人民生活的要求更加多样化。人均1000美元意味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提升，恩格尔系数明显降低，人们的消费重心开始由吃穿等生存型消费结构向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结构转变，奢侈性消费也会显著增加。在这一阶段，人们要求居者有其屋，出行由车代步，由此推动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对文化教育等精神性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由此又推动教育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的持续扩大，各个社会阶层或群体的边界日益明朗，每个阶层又会产生出自己的消费倾向，由此推动了消费结构的多样化。所有这些为社会的整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3）社会利益冲突的尖锐化。在人均1000美元阶段，社会利益分化不仅不会收敛，反而加剧。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于它们之间的合作和共生。利益主体可分为阶层主体和区域主体，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阶层冲突和区域冲突（尤其是城乡冲突）。在发展中国家，上述矛盾和冲突本来就长期存在，进入1000美元之后，由于诸种因素的作用，这些矛盾和冲突进一步激化。

　　（4）人们对于参政热情升温，对于政府要求增加，对于民主政治诉求越来越多。进入1000美元之后，人们的生活富裕起来，这不仅为人们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提供了充分的闲暇时间，使人们有条件也有可能参与政治生活。

　　第三，由第二点可以推导出人均1000美元与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先进性教育密切关联。人均1000美元带来社会不和谐，所以就产生了消除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人均1000美元带来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多样化，带来公众政治参与热情的提升，由此挑战政治集权，所以执政党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以应对挑战，化解危机；
先进性教育是改善党的执政能力的最新尝试。

　　可见，依靠上述逻辑把1000美元与诸多政治话语联系起来，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被主流话语所蒙蔽，更不能被某些人假着国际经验的噱头所吓倒。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呢？若说一点没有，这不符合实际，但是不能把这种联系无限夸大。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外部的，并非必然的。

　　第一，人均1000美元与利益多元化和社会分化加剧没有必然联系。只要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就会出现利益多元化。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多利益主体的社会，与该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没有必然联系。

　　第二，人均1000美元与经济波动和衰退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发展的态势主要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措施以及该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以我国为例，在人均1000美元之前，经济波动还少吗？所谓的拉美现象，主要是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的错误政策所致，与人均GDP没有关系。

　　第三，人均1000美元与社会不稳定没有必然联系。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很多，错误的发展政策和恶劣的外部环境都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的人均GDP很低，社会却保持了超稳定的状态。拉美国家的不稳定与该地区错误的经济政策、民族政策、政治腐败和独裁有很大关系，与人均GDP水平没有关系。

　　第四，人均1000美元与政治参与热情增加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人均1000美元意味着社会的富裕化水平提高，为政治参与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但是，富裕水平与参政水平并不呈正相关的关系。苏联解体前，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但该国的参政水平并不比中国高多少。中东富有的产油国，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但参政水平依然低下。各国参政水平受到历史传统、国际环境、政治制度、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经济并非唯一因素，更非决定性因素。

　　第五，人均1000美元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没有必然联系。资源的消耗水平与社会富裕水平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只表现为一种总体趋势。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能源消耗水平不一定相同，如日本的能耗就低于美国和西欧；
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能源消耗水平也有可能高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例如，中国的人均GDP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还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比如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由此可见，能源的消耗水平与该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相关，在根本上与该国的政经体制有关。

　　二、假问题引发的几点思考

　　人均GDP1000美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性阶段显然是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这样的假问题竟然大行其道，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人们对此欣然接受。这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吗？

　　（一）公众不能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牵着鼻子走，改革需要进行认真的理论反思。中国改革开放历程表明，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相得益彰，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推动改革不断冲破禁区，开拓新境界；
改革开放的新进展又不断为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提供源头活水，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获得新进展；
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又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一波一波推进，改革开放也一浪高过一浪。两者的良性互动应被视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然而，近年来，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有步入歧途的危险。一些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主张打着改革开放的名义粉墨登场，一旦这些理论主张被公共权力机构采纳，形成公共政策和法规，并付诸实施，将严重危及人民的利益，引起人们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总体失信。因此，公众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能做冷漠的缄默者，不能丧失思考力和辨别力。近年来，国内外出现了一股反思改革的思潮，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的严重弊端既为这股反思浪潮提供了经验参照，又为之推波助澜。若干领域改革的失利让公众擦亮了眼睛，使人们开始关注改革政策制定背后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博弈。2005年围绕中国大陆是否有真正的经济学家的热烈争论，反映了公众对改革开放的主要智囊集团——经济学家群体——的信任危机，知识、资本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由此冰山始露一角。

　　在全社会性的反思浪潮下，公众自然不应当被人均1000美元所唬倒。199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的成果分配天平日益倾斜。在资本、知识、权力成为稀缺资源的当代，劳动力越发贬值。以出卖劳动力营生的广大工农阶层在分配格局中日渐边缘化，沦为弱势阶层。与物质领域的边缘化相比，工农阶层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失势更是一落千丈，计划经济时期曾有的主人翁感情和地位几乎荡然无存。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和各类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活动中，难觅工农的声音。公共政策的制定、改革成果的分配被操纵在强势阶层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今天，知识、资本和权力越来越紧密地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对付一盘散沙的工农大众，构建和谐社会的阻力空前强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不强不足。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下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但是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停留在口号阶段，和谐社会的建设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这个口号能否深入人心，被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认可并付诸行动，换句话说，这个口号是否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公众对和谐社会的热望为这个口号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但是，这还不够，和谐社会的口号还必须具备充分的法理依据，这个依据要解决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实现途径等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目前来看，党内和国内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主要有：

　　1.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寻找改革依据几乎成为人们的习惯思维和做法。综合有关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主要是：阶级斗争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追求和谐社会的理论2；
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提出建成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就必须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方面，为这条道路提出完整的总体构想和行动纲领3。

　　2.中国共产党的和谐社会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过若干和谐社会思想。毛泽东提出统筹“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邓小平提出过“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要建设一个“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等方面的论述。

　　3. 中国古代的社会和谐思想。《诗经》中已有“小康”一词。两千多年前，孔子开始用“大同”、“小康”来表达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大同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相对于大同社会，小康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社会。大同社会也好，小康社会也罢，都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社会理想模式。

　　4. 科学发展观。温家宝总理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他指出：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观的内涵是：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温家宝指出，确立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全党要牢牢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

　　上述理论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但还有一些不足：第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都指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换句话说，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社会。一种规划未来社会发展蓝图的理论能否解决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有疑问的。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提出过一些和谐社会的思想，但仅是思想的火花而已。相反，在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社会紧张局面恰恰是对社会和谐的否定。因此，用它来为和谐社会提供论证，则存在一个公信力问题。第三，中国思想文化永远是当代中国应当挖掘和利用的精神富矿，小康和大同的理想也曾经感召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问题是用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和宗法社会秩序基础上的理论，来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未免苛求古人。第四，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最新的理论创造，它前接“三个代表”思想，后启和谐社会思想和先进性教育活动，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是理论和实践的互动。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对这一理论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予以高度评价和殷切的期待。然而，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科学发展观也有不足之处：

　　第一，科学发展观还是侧重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发展观。这固然体现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贯思想，但是在政治和社会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的今天，这个思想不免有些落伍。众所周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经济领域的核心问题已基本解决。目前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主要来自经济领域之外。不解决所有制问题和政治民主化问题，经济建设将长期受此拖累。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经验，对国外（主要是西方）行之有效的思想和做法借鉴不足。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要立足本国实际，指导改革的思想更应该从中国立场和中国情境去独立思考，否则将会湮没在西方的强势话语下。但是，对西方几百年来行之有效的思想、制度和文化视而不见，为反对而反对，为排斥而排斥，则不是一个理性的路子。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起点，而不应规定为最高目标。

　　第三，科学发展观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能否被切实贯彻实施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仍然明确坚守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依然坚持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还是靠经济发展的思路。在经济中心的主导下，以人为本和“五个统筹”能否被各级党政机构及其官员所认同和接受，继而付诸实施，是令人怀疑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国内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这个本身存在局限的发展观在实施中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也是巨大的。科学发展观尽管也提出要树立和落实正确的政绩观，但是，如果在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运行和监督方面不起根本性变化，正确的政绩观难免在实践中落空。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相当艰巨的系统工程，它的每一步推进都要克服重重阻力。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科学规划和谐社会的建设蓝图，根据现实需要和长远目标制定和实施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和步骤，就是通常所说的分清轻重缓急，扎实工作，平稳推进。

　　首先应当针对当前社会的急迫而现实的问题，快速制定和果断实施相关政策，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开创好头。

　　第一，实施科学发展观学习和培训工程。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开办各种类型的学习和培训班，分期分批培训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期让他们切实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涵。这种培训班不能像以往那样走过场，应当把党政干部的学习和培训情况及时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评议。

　　第二，要以对执政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解决当前群众反响强烈、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焦点问题，迅速果断制定和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鼓舞人心，缓解局面，让公众看到希望，重树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当前公众深感不满的热点问题包括就业问题、分配不均问题、农民失地问题、城镇拆迁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行业垄断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从各领域加剧社会紧张局面，挑战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每个领域都应尽快出台解决措施，即便是治标之举，也比无所作为更能赢得公众的信任。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统治集团的改革措施必须掌握时机、顺势而发，当为之时而不为，将会葬送改革事业，甚至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中国的清末新政即是前车之鉴。

　　其次，在果断出台治标之举的同时，可以循序渐进地进行长远的谋篇布局、运筹帷幄。治标之举能够暂时缓解问题，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赢得宝贵的时间，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然而，治标之举毕竟是权宜之计，它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此，执政党有必要集中全党和全社会的智慧，尽早出台治本之举。

　　何谓构建和谐社会的治本之举？这是一个人言言殊、难聚共识的问题。惟其如此之难，反显其极端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民主平等的争论中取得基本共识。本人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治本之举，至少应包括下列几点：

　　第一，执政党的政治哲学要根本转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源于马克思主义，又受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浸染；
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在每一个重要阶段又存在明显的断裂。因此，难以一言以蔽之地高度概括和抽象出它的政治哲学，否则难免陷入挂一漏万的泥潭。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和应当基于自己的观察和体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建立讨论的基础。本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是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统一。性善还是性恶始终是哲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尽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集中专题论述，它的许多政策和策略还是能够反映和折射出背后的哲学。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强调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我。敌人自然是邪恶的，自然是革命的对象。那么怎么看待朋友和自己人呢？毛泽东提出，对待朋友要采取斗争和团结的两手，针对其恶性（如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农民阶级的自私狭隘、知识分子的自由散漫）进行斗争（包括教育），针对其性善，进行团结。对自己呢？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它受压迫最重、革命性最强、组织纪律严明、大公无私。作为其先锋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然更为先进。性善的中国无产阶级（通过最善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善恶杂陈的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进行一场针对性恶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依然以多重善恶观分析和判断国内的社会阶级阶层，据此制定党的方针政策。在毛泽东时代，性恶论在多重善恶的格局中逐渐上升，并最终左右毛泽东的决策。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反右派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执政党希望籍此肃清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的毒素，驱走邪灵，以建立一个清明的国家和社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重新确立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运动型政治淡出历史舞台，这意味着性恶论的大潮已经退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问题上，提出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发展是目的。在1989年之后执政党更是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这些基本理论和政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执政党重新捡起多重善恶观。强调稳定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如果在其背后隐藏着不相信甚至防范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思想，这是不是假定群众性恶的体现？这是不是与党的群众路线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光荣伟大正确”、“主流是好的、健康的”之类的话语，是不是政党性善论的体现？政党性善论已经成为执政党自身改革的紧箍咒，不摘除这个紧箍咒，就谈不上政党改造和政党转型，就谈不上以政党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执政党的发展观要根本转换。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国家陷于被动挨打、四分五裂之中。鉴于此，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都将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作为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同样把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革命的主要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发展经济，所以把经济工作提到各项工作的中心，无可厚非，也合乎国情。问题在于要正确、全面、辩证理解“经济建设是中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但并非唯一工作；
经济工作需要其它方面的工作的配合和推动；
在经济工作中，党要认清自己的角色和任务；
不能以经济建设为借口排挤其他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不少不足和失误。1990年代，经济工作中的深层次问题露出苗头，进入21世纪，终于集中爆发。不少有识之士认为，这些问题再像过去一样在经济领域内找对策，打圈子，越来越难以奏效。上文已述，破解经济难题恰恰在经济之外。

　　执政党的发展观的内在矛盾还有，它曾经正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个矛盾未尝不是各种类型的社会的主要矛盾。前文已述，人类社会的历程表明，这或许是一个永远难以解决的终极问题。如果把和谐社会建立在满足人们的物欲上，显然，和谐社会可能是个乌托邦。面对这个全人类性的问题，中国该怎么办？在人们的物欲已被挑动出来的既有情势下，抑制物欲，让人们重归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显然不具可行性。可能的做法，一是要引导人们树立健康的消费观，抑制恶性膨胀的不良消费观念和行为。二是大力倡导健康的幸福观。健康的幸福观是一种均衡的幸福观，它是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的幸福观。这种幸福观正在世界兴起。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4的提出和推广即是明证。这个潮流也波及到中国。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5。这个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绝大多数人感到幸福的社会，却不一定是富裕的社会。

　　第三，执政党要把制度建设确立为党的建设的中心。建国以来党的建设历史表明，以整风的形式对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套路已经越来越失去效力，新世纪党的建设必须另寻出路。显然，党已经意识问题所在，新的措施逐渐制定出来。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十六届四中全会又专门就上述问题作出决议。2004年，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新一波以制度建设为特色的执政党自身改造运动方兴未艾，其成效人们正拭目以待。不过，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场改造运动要想取得实效，就必须充分吸取以往党建的教训：先入为主地认定党的主流是好的，对问题严重性估计不足。执政党应当正视一个政党如同一个自然人一样并非全知全能的常识，认真听取人民的呼声，大胆引进先进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围绕党内民主化全面推进党内制度建设，以健全有力的制度防范和惩治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专断粗暴的不良现象，以党内民主化促进国家民主化。

　　【注释】

　　1 本文的写作受到网友唐尧的帖子的启示。唐尧：《实事求是，别拿“人均GDP1000美元是关键性时刻”来“忽悠”人！》 [2005-10-16]

　　2 韩庆祥：《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光明日报》2005年5月26日。

　　3 同上。

　　4 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详见《南风窗》2004年第10期。

　　5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人民日报》 2005年6月27日 第1版。

　　翟洪峰（1975-），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社会史、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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