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滕·赫尔曼-皮拉特(何梦笔):俄罗斯的特殊道路与中国的样板1

发布时间:2020-05-29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一、工业政策、经济转轨和"双头鹰"

  

  谁若了解俄罗斯国内关于各种转轨构想的讨论,就能断定各种可能的"模式"会绕成一团乱麻。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模式"被任意地加以引用并有选择地加以描述,以期有意地从经验上强调某个经济政策立场。这种行为方式的典型代表是阿尔卡迪·沃尔斯基,此人乃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的、俄罗斯国有企业厂长联合会主席,也是"公民联盟"的领导人之一1.沃尔斯基不仅代表着具体的利益,而且还代表一种完全确定的转轨构想。盖达尔等人所宣传的在保持宏观众经济稳定的同时,尽量迅速地而不顾巨大风险地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构想,被沃尔斯基解释为"货币恶狼":后者代表一种渐进式的转轨战略,但也不排除私有化和保持稳定等目标;
而他却首先要求,俄国的国有经济应该按部就班又小心谨慎地进行改造,以免其现有的实际与人力资本的潜能受到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与邀进的自由化战略之损害与破坏2.

  这种要求之中混杂着利益与认知。当然,俄国国有企业的代表人物渴望国家的保护之手,但沃尔斯基首先依赖的真凭实据:工业政策调控的转轨把社会代价降到最低,而激进的和很快的向市场经济过渡使之大为提高。市场经济并非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用来使"没有富人的贫穷俄国变为没有穷人的富裕俄国".正是这种短期的经济增长与富裕的目标相对秩序政策的排他性之优势使人有理由可以设想,有目的的工业政策可以在转轨过程中使经济增长受到的损失尽量小而同时为市场构筑基础设施(具体来说,例如生产股票用的纸张,以便让证券交易所能够运营)。

  沃尔斯基将这种观点总结为两项原则:其一是转轨过程中要打下牢固的微观经济基础,其间还带有着眼于中期的工业结构政策,而政策的中心在于兑换问题;
其二是在过渡中按照两种经济模式来安排国民经济。

  两种经济模式的思想当然并不新鲜,它表示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并列存在,各在经济政策上受到不同的对待:"两种经济:两种经济政策与工业政策".但是沃尔斯基并不清楚,此事正如部分强调指出的那样涉及"转轨构想",或者实际上涉及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理想的终极目标。为这种说法作注释的是俄国存在很大规模的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国有经济,约似在意大利。但后者并不要求为国有经济制定特别的经济政策。

  沃尔斯基的渐进式转轨构想用一系列例证来加以诠释,其中包括在建设与重建阶段中的现有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或马歇尔计划保护下的联邦德国)。沃尔斯基的重要论据从根本上说就是可以摆脱现有的秩序框架而不仅仅是依靠市场力量而走出危机迎接高速增长:要求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优先在一个中央部委的协调统领下进行,这个部委执行结构与技术政策,亦即有目的地遴选一些公司和企业,给予特别的信贷政策上的支持。

  沃尔斯基看到这种转轨的"两种经济模式"现已在中国实现了。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关键就在于,中国一方面积极促进民营经济而另一方面为国有经济制订了独特的改组和稳定政策,该政策的导向之一就是国有经济的生产更多地满足消费需求。

  那么中国是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模式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正在凸现出来而且尤其对苏联的亚洲从属国具有重大的意义。沃尔斯基看到的是"东西两边观望的俄罗斯双头鹰"3.俄罗斯自己的道路,本义上讲是"第三条"道路必须以本国的民族与经济特殊性为出发点,并且特别考虑到,俄国简直不"准备"接受资本主义。

  中国作为模式显得更具吸引力,因为其已取得的成绩挤身于东亚高发展国家,其工业政策再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譬如台湾地区是从大规模的国有经济开始发展的,而未曾推行迅速而广泛的私有化计划。这些经验使人更加怀疑要求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尽快并按计划地减少作为之流行风。此外还因为在后社会主义国家昔日的共产党恰恰由于转轨危机得以重新赢得选票,所以中国的模式还可能增加影响力。它不仅具有经济政策的作用,而且还具备非常政治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1992年的第十四次党代会上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纲领性的秩序构想,它代表了权威的转轨思想,亦即将市场经济与一党专政统一起来。一些年轻的民主信徒反对这种转轨纲领,而广大民众对他们的反感情绪越大,这种构想就越是深入人心。

  

  二、经济转轨与增长:从统计对比中得出的教训

  

  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其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多年来保持着世界经济中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即使在1988年以后执行财政紧缩政策的时期中,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年增3%,而1992年预计重新越过10%的台阶。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取得如此的经济增长之问题,自然地也得追问这类数字的可信度——尤其是因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得出对中国国民收入相差数十倍的估计4.最近还流行一种看法,即怀疑中国的数字,因为据说是公布的结果太低了:事实上,到中国访问的俄国人再三感到惊奇和震憾的是,统计数字上看甚为穷困的中国此间已让居民丰衣足食。俄国在1989年公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810美元,而中国现今根据相当接近自由外汇市场汇价的官方汇价只有235美元;
上海作为该国一如既往最富的城市也仅达930.2美元。

  令人更加愕然的是统计数字上更穷的原苏联随从国与中国的穷省之间的对比。例如南方省贵州在1991年仅达142.2美元,而乌兹别克斯坦在1989年却有2750美元,虽然该国此时估计有4/5的人口按官方的统计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观察家们被误导了,这类数字原则上值得怀疑:这些统计看来毫无意义。

  要克服国民收入比较上存在的庞大的方法难题,那是无计可施的,但有一个观点是应该提及的,这就是中国数字与中国模式的整体关系对比独联体的处境。再次提乌兹别克斯坦和贵州为例:虽然乌兹别克斯坦属于还明显地以农业为特色的独联体国家,但只有38%的从业人口从事农业(原苏联的整体平均值为19%),而贵州却达77.8%,全中国的平均值为58.8%,即使象辽宁这样的工业省也有32.0%。这些数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就业结构往往被看作经济发展的硬指标。中国的经济增长从质量上讲是一个工业化的进程,而独联体的经济增长是在已经工业化的国民经济中发生的。

  这个现实可以得出两条分析结论。其一,供给状况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在独联体中很大程度上是由配置体系的结构危机所决定的。虽然生产有国际上可比拟的且在物质上可交易的国民生产总值,但在独联体国家中城镇居住的而且按劳动分工组织的居民却得不到必须保障的供给。其二,相反地,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比较还受到所谓"购买力怪论"的扭曲,或者说基本上不能不自相矛盾地说明问题。购买力怪论指出:假若一个国家在可交易的与非交易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同时本国可交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世界经济有较大的差距,那么外汇市场上的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就会产生体制上的差异,亦即货币与购买力平价相比是被低估了。相应地,在国际比较中以汇价为根据而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要低于借助购买力平价得出的生活水平。这个论据反之亦然:非交易货物的生产率相对世界经济的差异越大而且可交易货物的生产率之差异越小,那么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换算就更多地低估了根据购买力平价得出的福利水平5.

  搬到中国与俄国的个案上来,那么就要问到国民生产总值数字比较的几乎荒谬的结果是否可以用这种现象来解释。该答案同时涵盖各类转轨进程的重大差异。正如就业结构的简单比较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实际上可能是可交易商品的生产率在世界经济中有很大差距的国家,正因为她还不是完全工业化的国民经济国家并且在工业领域只具备体制限制的低劳动生产率。但是对个人生活水平极为重要的非贸易商品(例如:大量的中国零售商和小吃店),中国却是应有尽有。相反地俄国尽管有种咱体制弊病而可能表现出与世界经济相比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小的结果,尤其因为人均资本比中国雄厚得多,但是无论如何那些对个人生活水平很重要的经济部门受到巨大的职能干扰,他们却去生产非交易货物。这样一来,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观点,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要评估相对低些,中国的相对高一些。

  在进行这种修正的时候,不能撇开一种考虑,即中国显然拥有与俄国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这对具体的转轨路线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模式至少也不能移植到俄国。

  

  三、中国式的经济转轨

  

  简而言之,中国迄今的经济增长不仅始于低起动水平,而且还首先依靠严格意义上传统的经济部门的腾飞的可能性。在此方面,"两种经济模式"的提法所涵盖的面要比字面上讲的广得多。国有经济的对立面因而不简单地就是"私有的",而是"传统的",仅有部分是"民营的"经济。

  这具体意味着什么,或许要联系一件事才特别清楚,这就是在沃尔斯基的思想中起着中心作用的社会代价。与所有其他经济转轨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政策仅在有限的范围内要面对难题,即不得不取消居民要求就业、养老或企业内部幼儿园名额等方面的社会权利,因而应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进行企业的改组与整顿。仅就上述绝大多数农村打工者而言,他们没有对国家提出这些要求而跨进了转轨进程,但城市也不得不有个基本点,即社会特权首先集中于中央和省市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就涉及15%的中国劳动人口。这些人群虽有可观的政治潜能,如同1989年5月和6月的示威活动所说明的那样。但是转轨的经济政策所引起的社会麻烦许久以来都没有象工业化的后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尖锐。

  传统的保障形式代替了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中国乡镇工业的发展动力主要归功于这种状况,即劳动力要素不断增加的流动性和要素报酬的巨大灵活性都正是因为有传统的家庭结构才可能实现的。农户又成为一个经济单元,其家庭成员的收入途径也多样化了,而且作为农业使用面积的实际所有人还提供了维持生活的保障,办法是家庭总合各种收入6.中国的经济转轨至今仍首先存在于农村的市场经济增长之中,而这没有传统文化的社会复兴几乎是不可能的。观察家们后来不仅说经济二元论,而且还讲国家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城市与市场经济-传统的农村之间的基本文化的二元论7.

  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的经济政策只受到对抗实行市场经济的相对小的社会阻力,因为对国家提出的开创要求的水平是低的。这点以反论方式继承了毛泽东的发展战略,其核心就是要求"自力更生";
极左的毛派人士总是批评优待城市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政策上的"糖衣炮弹".这又凸现了中国的另一个特色:国有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上述二元论也还反映在经济调控机制、产权结构甚至和资本组成之间的二元论上。

  若没有毛泽东的发展方针(当然不是有意安排的),中国经济就没有现已实现的如此高级的价格机制竞争强度和效用。与苏联模式形式强烈反差的是,毛泽东的中国在大多数区域构建了相似的工业结构,以便各省,甚至极言之是各人民公社都达到经济自立且又自足。这项政策尤其在70年代与农村的就业压力相关,这种压力促进地方政府发展地方工业,增加劳动岗位。这种工业至今仍然大部分由地方政府,即村和县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并非民营业主。这些企业为农户提供了劳动岗位,而他们就增加了收入来源并且准备调整传统的经济行动(例如向下的工资灵活性)而相应地提高其竞争能力。

  80年代末,上述态势的结果不仅在于首先是劳动密集工业成品领域的市场迅速膨胀,而且还在于市场的持续开放8.因为毛泽东的政策造就了资本结构的相对的区域均衡,所以在实行自由化时马上有大批竞争者踏进那些工业部门。这些竞争者在广义上是"公方的",这个事实虽然也导致他们往往致力于保护地方市场,以谋求垄断地位。但是这种态度每每只取得有限的效果,因为创建至少在国内的"出口基地"是所有地方政府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唯有开放的市场才能使之变成可能。毛泽东在中国的遗产的另一方面还在于地方的政府(党的)精英过去和现在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找到自身利益,因为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提高地方的财政收入、就业率,当然还有干部的收入。

  西方也广为流传的看法,即中国实施的是"计划与市场模式"或者说"两种经济模式",这种认知的价值是有限的。如果将非国有经济草率地定为"私有的",那么首先是转轨的重要机制会偏离视野。而正是在这种经济中,政治精英们自动转变为公营企业家,但并没有实施真正的私有化战略。凡是已经完成实际民营化的地方,必须在另外一面还要注意到,公有结构一般已完全瓦解,如同"空壳的村庄"9.这里存在一种实际的危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即已经完成的民营化最终将流产,因为互补的公有商品之地方生产陷入瘫痪,也就是说学校、医疗机构或农业基本设施没有财政来源。

  对中国模式感兴趣的俄国人没有看到所有这些方面,而是积极强调国有工业的渐进式转轨。恰恰在这个方面对中国经验的评价必须是两点论。虽然其间有人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够提高生产率,是因为厂长的决策自由扩大了而且劳动组织也部分以效率为导向进行了改造10.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统计数字掩盖了积怨甚多又疲惫不堪的国有经济现状。

  这一点受到西方的和中国的观察家们之同样的批评;
对于俄罗斯的境况也必须重新拟定更确切的论据。

  要害在于中国的国有经济比较俄罗斯工业进行了大为深入的分权制和多样化11.50年代末期以来毛泽东发起的分散运动之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支配权结构,使大批的中小企业相对独立地由地方和地区政府管理,而这些政府又依靠从这些企业得来的收入。国有工业的棘手难题特别集中在中央管辖的大型企业。所有的地方政府都需要一些企业来保证财政资源。只有中央才能推行一种策略,使国有企业系统地得到补贴并得到信贷政策上的优惠,以填补自身的被掩盖的亏损。相反地,下级地方政府却面临严峻的财政预算困难,而他们不管对方是否愿意都不得不将其转嫁给国有企业。因而发生一种现象,即这些企业已经逐步进行改革了,而全国范围内尚无任何转轨计划可循。主管的地方政府级别越低,就业人员的社会权利水平也越低,这样转轨过程的负担也就减轻了。

  这种发展实际上是否可与沃尔斯基设想的有目标的工业政策相比,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领导人从1992年以来才沿着这个方向积极行动起来,办法之一是成立了统管相应的中央部和贸易的办公室作为工业政策上的"超级部",这让人犹豫不决。领导人总感觉棘手的是,这种工业政策在国有经济中也受到现行分散的决策结构之阻挠。但这样就凸现出中国模式的一个侧面,这也是西方人最近才认识到的12:对中国改革的最新的"修正主义的"观点正是把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看作是一种策略的意外收获,这种策略试图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恢复中央集权结构,而"文革"又是与推翻中国政府密不可分的。具体而言,农业改革和企业自主政策就被评价为中央的企图,要革除地方的"中间权力".以工业政策为形式的这种策略之继续发展是否仍将有利于经济转轨,人们将拭目以待。无论如何,中国的发展离开了这个事实是说不清的,即中国的"国家创立"过程尚未完成13.随之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经济外的因素也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有多大的影响。

  

  四、俄国改革的危机与中国的传统

  

  "中国人能教给我们什么?"俄罗斯的读者这样问自己并且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人有能力将朴素的经济真理老谋深算地应用于本国的实际14.上述诠释让人怀疑,中国的经验是否仅仅如此而已;
再者,经济增长与转轨的许多提到的关键因素乃在于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而丢掉可塑性的领域。仅仅工业结构因素就使中国几乎不能作为有效工业政策的样板:相反地,利用一切不含情理的手段来刺激地方政府出面干预所达到的竞争强度往往成为中国工业政治家的批评对象。

  但是,中国的经验基本上指出俄国危机的深层结构:走俄国的特殊道路的要求(其中包括卡特之类西方谋士)再三得到说明的论据是,俄国是直接从封建主义过渡到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与制度遗产因而对向市场经济过渡起不了多大作用。而在中国,正是传统结构的复兴引发了巨大的发展动力。若没有中国的农民工,那么转轨几乎不可能比其他国家更有成效。谁要把前社会主义的俄国传统推断为给消化"资本主义"增加了阻力,那么他就是完全忽视了,正是斯大林主义破坏了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所有潜能,而这些今天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俄国(不同于英国)在1917年以前也曾有农民工15.在这个意义上,俄国的危机是结构扭曲的现代化危机,而中国的成就是更富生命力的传统之表现。但失掉的传统不能人为地得到再生。俄国转轨危机的根源远远超过经济本身。

  

  (湖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肖炘译,武汉大学安新校。原文译自《东欧的巨变》(Aufbruchim Osten Europas),卡尔·汉赛尔出版公司,1993年德文版,第207-216页。)

  

  Der Russische Sonderweg und das Chinesische Vorbild

  Carsten Hermann-Pillath

  

  1Vgl.z.b.das Interview in:Z,4.12.1992,S.9.

  2Eine kappe Sizze der Position Wolskijs fidet sich in《13Punkten》,in :Lz,30.9.S.2:eine Zussammenfassung der ausf ührllung in:Rabocaja tribuna,29.9.1992,S.21.

  3Rossijskaja gazeta,30.10.1992,S.5.

  4Statistische Daten im folgenden nach:M.Zhong/C.Hermann-Pillath,Sonderver?ffentlichung des BIOst.Februar 1992;
R.G ?tz/U.Halbach,Politisches LexikonGUS ,Müchen 1992.

  5Zur Anwendung dieser Argumentation auf Planwirtschaften vgl.G.Sinn/H.W.Sinn,Kaltstartvolkswirtschaftliche Aspekte der deutschen Veireinigung,Tübingen 1992,S.60ff.

  6C.Hermann-Pillath,in :Institut f ür Asienkunde,(Hg.),Neue Industriekulturenin pazifischen Asien,Hamburg 1993

  7So J.Watson,in :K.Lieberthal u.a.(Hg.),Perspectives on ModernChina ,Armonk/London 1991.

  8Vgl.B.Naughton,in :Modern China ,Vol.18,1,1992,S.14-41.

  9Yue Bing(1992):Zhongguo xiangzhen qiye de yanjiu(Untersuchung des Verhaltensder kpmmunalen Betriebe in China),unrev?ffentlichtes Arbeitspapier der Gruppe《Wirtschaft》des 《European Project on China"s Modernazation 》,Duisburg/Bochum(Leitung :C.Hermann-Pillath )。

  10G.H.Jefferson/Xu Wenyi,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5,1991,S.45-64.

  11Zum Vergleich vor allem D.Granick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A RegionalProperty Rights Analysis,Chicago 1990.

  12K.G.Lieberthal/D.M.Lampton(Hg.),Bureaucracy,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in Post-Mao China,Berkeley/Laos Angels/London 1992.

  13Zu dieser Sicht ausführlich C.Hermann-Pillath ,Institutionaller Wandel:Macht und Inflation in China ,Baden-Baden,1991.

  14So A.Kulik/S.Strokan ,in :MN ,51-52,1992,S.14.

  15Besonders dicht hierzu M.Confino ,in :S.N.Eisenstadt(Hg.),Patternsof Modernity,Vol.II :Beyond the West ,London :1987,S.12-36.

  

  来源:https://cedr.whu.edu.cn/emagazine/20063229245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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