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领袖作用与政治体制：

　　我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成是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人的施政纲领，它基本可以涵盖、统领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的其他施政理念和战略，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节约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等等。这个施政纲领，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相当时期的总纲。

　　本文想重点谈谈领袖作用与政治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不过在谈这两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谈一谈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问题，以不使重点谈及的两个问题显得突兀和引起误解。

　　一

　　和谐社会是一个偏正词组，它由两个词组成：和谐与社会。这两个词都很重要。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它几乎涉及形而上学（哲学中的宇宙观和本体论）、道德伦理学、思维方式（辩证法）、政治学等各个方面。以儒道释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注重和谐为其特征。从宇宙观或本体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万物或者说人与自然不但一体，而且有一种形而上的联系，共同遵循着一个规律。从思维方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任何事物矛盾着的双方的统一性和互补性，和而不同，相反相成，合二为一，这种融合性大于斗争性。从伦理和道德学说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仁与天地同体，体用一源，"乾坤父母，民胞物与" ；
从政治思想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内圣外王，行仁政、德政、王道、中和之道。以上诸种，中国传统文化都将其归之于"道"。这个"道"，可以简单地用八个字概括："天人合一，变通和谐。"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之道，实际上成了一种融会天人之际（自然与人、客体与主体）、古今之变、修身养性（人与自我）、人际关系、治国平天下的核心思想。它既是形而上的，也是秉而行的，即知行合一的。

　　当然，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有关于和谐的思想。毕达哥拉斯说过"整个天是一个和谐"，可能是西方最早提出的和谐概念。后来的笛卡尔、莱布尼茨、黑格尔等人都把和谐视为重要的哲学范畴。黑格尔的三段式推理：正题，反题，合题。在合题中两个命题走向统一与和谐。莱布尼茨认为"宇宙是一个由数学和逻辑原则所统率谐和的整体"。不过西方文化中和谐的特色不浓、

　　学者公认，世界有三大哲学系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自十九世纪起，西方学者就逐渐重视中国文化，二战后，随着西方文明的弊端的严重，中国文化受到了更加的重视。英国学者汤因比说：二十一世纪，只有中国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智慧才能统一世界。汤氏之词，当然有过誉的成分。但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会为一个更加合理、更加符合人性的现代化社会，提供新的营养和支持，我以为是毫无疑义的。全人类的文明进程，必然会有中国独特的文化贡献。

　　不过，在肯定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会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要指出中国当代文化有一个向西方文明学习的问题。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弱点：一，它偏重于整体缺乏主客体之分，偏重综合而缺少分析，不能引导人们对自然和人进行单独深入的研究，因而对世界统一性原理的论证往往缺乏实证的精神，也没有发展出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二是它缺少人权理论与民主政治理论。中国古代有"天赋价值论"，而缺少天赋人权的观念，有"民本"、"德政"思想而无民主理论，有法家而无法制理论。

简言之，就是缺乏人权、科学、民主与法制。三，由于前两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也缺少经济理论特别是市场经济理论。

　　特别是近数百年来至中国近代，中国文化总体说来僵化保守。思想的落后导致政治的落后，这二者的落后导致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落后。虽然中国在这一时期沿袭旧路仍然保持了某种惯性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回光返照式的某种"盛世"，但终于不能挽救其衰颓败落的结局。

　　近代以来，在中国存亡绝续的变局下与强国富民的奋斗中，中华民族在西方学说、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文化的撞击中，或坚定地执其一端，罢黜其余，或试图杂糅古今中外，有"体"有"用"，或拉大旗作虎皮，另搞一套实用主义，或干脆"犬儒"，快意地浸淫于物欲和权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并在付出重大代价下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但中外学者咸以为中国当代文化缺少对世界精神文明的创造性贡献。迄至今日，虽然中国经济仍在持续增长，甚至因此引起某些西方人的不安，但是，用撒切尔夫人安慰西方人的话来说：不用害怕中国，中国人只会造电视机，不会拍出电视剧。

　　用我们某些理论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在硬实力增加的同时，缺少软实力。而软实力的核心，是一种先进的文化。

　　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中国主体文化的缺失，终于带来了负面的结果。我们今日看到的所有中国负面的社会现象，其根源都在于精神家园的迷失，终极价值的错乱。这样一种迷失和错乱，将导致中国发展的不可持续。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新的领导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化复兴的迹象。因为和谐，本身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思想。但是如果只是依据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中西文化结合融汇而赋予和谐以新的时代内容，那么，和谐思想并不能解决中国根本的问题。

　　其实，仅就"和谐社会"的提法来说，也并非始自中共新的领导人。据有关学者介绍，最早提出"和谐社会"（一说为"和谐制度"） 这一用语的是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他具体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中，通过由富人捐资组织的"试验性"股份公司制协作社，把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和谐社会。在中国学者中，据我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至迟在1992年，95岁的冯友兰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新编》 第十一章《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在总结中外哲学区别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的时候，引用了中国宋代思想家张载的一段话，作为中国古典哲学关于辩证法的规律的归纳。张载的话是这样说的："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冯先生认为"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

冯友兰已经提出"和"的社会。后来，在北大1993～1994年举办的"比较哲学"系列讲座中，许多哲学大师在演讲中都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与社会的关系，如汤一介先生说："我认为，和谐的观念对现代社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列举了西方进入后现代时期诸多的社会弊病后，指出"主要的问题是不和谐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而中国传统哲学恰恰是讲和谐的。如果能对这种和谐的观念给它以现代意义，并对它进行现代的诠释，那么它应该可以发挥作用。"

　　徐景安先生自称在2004年5月完稿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构想，即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他说："我将和谐社会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以"平均"作为社会价值理念，封建社会以"等级"作为社会价值理念，资本主义社会以"财富"作为社会价值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以"和谐"作为社会价值理念。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将"和谐"作为社会价值理念的社会形态。"

　　但是，真正由政治领袖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新一代领导人确实是第一家。这也是一种创新。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代领导人相比，"和谐社会"纲领的提出，无疑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它的提出，可能有两个背景：一是针对中国当今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矛盾，一种补偏救弊式的应对之策；
二是中央领导人以一种哲学思想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为指导，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全新模式的追求。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即它不是一种短期行为，而是一种长远的深刻的全面的政治思想，那么，我们可以说它具有相当的重要意义。如果做得好，即如果和谐社会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是一种成功的实践，它也许会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撒切尔夫人的预言将落空。但这种结果，将是一种世界所乐意看到的结果：因为这种所谓的和谐社会，不仅是一种与不同制度下的社会包容共处的社会，而且是一种融中西方文明于一体的社会。

　　虽然我们可以肯定和谐社会的概念本身是一个创新，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它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实践，结出实际的果实，那么，它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乌托邦。从中国实际情况来讲，虽然构建和谐社会包含着极其众多的内容，但在我来看，就当前而言，有两个重大问题是极其关键的：一是领袖作用，二是政治体制。

　　二

　　在过去我的文章中，已多次表露出对国家领袖作用的重视，并因此遭到许多朋友的批评。不过我并不改变我的观点。就一般意义上说，我的理由有三：一是我们国家基本还是人治国家（这一点，就连各级领导人也不否认），既然基本是人治，那么强调领导人的作用也不奇怪；
特别是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领袖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我们都看到了邓小平先生对于中国走向改变和中国国运兴衰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强调主权在民，但是也并不忽视国家领导人的作用。三是我不大赞成许多民主论者的观点，即认为制度决定一切，同样是民主制度国家，其兴衰也在不可预料之中。历史发展虽然有其规律，但具体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发展命运却不存在某种必然性，而是有种种可能性，种种或然性。而在这种种或然性中，国家领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已经多次表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新一代领袖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后，我认为国家领袖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

　　上文提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和谐社会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针对中国当今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矛盾，一种补偏救弊式的应对之策（应当承认，我们的许多领导人是比较擅长创造新名词、新口号的）；
二是中央领导人以一种哲学思想为指导，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全新模式的尝试。我希望是第二种情况。如果要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则必须是第二种情况。

　　也就是说，和谐社会的真正实现，要求提出这一治国纲领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具有深刻的文化和哲学修养，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哲学是文化的头脑，哲学也是政治的头脑。柏拉图就提出过人类社会的领导者最好是哲学家，即"哲学王"。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历史上的最优秀的领导人是尧舜与（周代）的"文武之道"。我们可以批判孔子赞美的"三代"之治是一曲哀伤的挽歌，但我们不得不说，如果从哲学的意义上要实现人类社会自进入阶级社会后从未有过的和谐社会，则必然是其领导人要有对于宇宙观的深刻体认和一种万物一体的天地境界。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就是"道"的思想。刘军宁先生把这种"道"称之为"天道"，在谈到天道与人道（治道）的关系时，他说：

　　天道是人与万物必须依循的道路，天道是规律、法则，是规范、正义。天道大于人道，高于人道，包涵人道。人道是天道的一部分。天道高于一切人的意志，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制约着宇宙万物和人的行为。人道由天道下贯而成，所以人道应顺应天道。故天人间总有一不可逾越的界限。人类不能僭越天道，不能妄称救世主。人所能做的不是以天道否定人道，而是在天道范围内光大人道。可见，天道就是自然法（natural law）。天道思想的逻辑与自由主义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天道思想的价值指向就是自由主义的价值指向。正像陈鼓应先生所指出的：老子所关心的是，"如何消解人类社会的争纷，如何使人民生活幸福安宁。他所期望的是：人的行为能取法于"道"的自然性和自发性；
政治权力不干涉人民的生活，消除战争的祸害。"

　　其实和谐社会的内容还不仅是刘军宁先生所阐述的中国文化的天道，它还包括了更丰富的内容，如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或者如徐景安先生所说：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物质与精神的和谐。

　　从现实来看，政治领导人不可能都是哲学家，但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领袖，必然具有极高的哲学修养，对世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有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同时强调内圣外王。虽然从历史来看，"圣王"往往成为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一种自我修饰，一种对人民的欺骗，一种强调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因而被许多学者批判和不认可，但是，既然我们提出了具有哲学意涵的和谐社会，我们就不能不要求其提出者具有应有的哲学修养，而不是仅仅会在概念和名词上翻新花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国共产党的各代领导人中，真正具有和谐哲学意识的不多。这里无意评价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邓小平先生所强调的物质文明建设（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或者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强调有其合理性）。但是中国国家领袖的治国思想从继续革命理论、斗争哲学和"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和谐社会，是中国人民的幸运。因为，在西方，也只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面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种种弊病（对资源的掠夺、环境的破坏、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与紧张、人的物欲的膨胀、民主制度的虚假、人的内心的虚无与焦躁等等），才提出了和谐理念，也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现了合理的部分。而中国才刚刚进入现代化建设，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处于发展初期，而此时，中国领导人就提出了和谐社会纲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喜。这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所在。

　　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后，与这个时代极不相应的两个状态是中国人思想的犬儒化，以及中国领导人治国的政客化。这两点都有其客观必然性。对于后一点，我们也不能过多地批评个人。中国政治的错综复杂性，使得它的领导人必须学会生存。先生存，后发展，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中国政治最高阶层。

　　另外，中国以往的领袖的一个特点是注重效率而忽略公平，具有工具理性而缺少人文精神。这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说过，起码从文化的传承来讲，中国的某代领导人正成长于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时期，同时又多是理工科出身，因此"工程师"治国，缺少人文精神就不奇怪。

　　以上这些特点，也许会由于和谐社会的提出得到根本的改变。我特别注意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这一转变。比如胡锦涛主席今年四月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简要地介绍了中国的发展理念，但以较大篇幅阐述了这一发展理念后面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他说：

　　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的一句千年传世格言。中华民族所以能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坚忍不拔、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表现出来的进取精神，在建设国家中焕发出来的创造热情，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毅力，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中国人民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自己至高无上的使命。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行为，都会得到中国人民真诚的欢迎和拥护。一切有损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举动，都会遭到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对和抗争。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今天，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胡锦涛主席的演讲体现了中国新一代领袖的文化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前一代领导人在美国大学的演讲中，也曾经提出过中国文化的某些内容，虽然不如胡主席这样系统。希望胡锦涛主席的演讲真正代表了这一代领导人的治国思想和人文高度，也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典范。

　　第二点，我希望中国领袖是道德楷模。

　　前面讲到中国传统文化对领导人的要求和希望是内圣外王，领导人的德行能够秉承先贤，方轨当代，风仪天下，垂范后昆。政者正也，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人的道德品行，也是其领导力的重要内容。

　　虽然在这个时代，人们对领袖个人的道德水平有了新的理解与评价，甚至有的人认为领导只要能干实事，个人道德差点也可以接受。但是，无论是从人类发展的内在要求看，还是从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趋势看，抑或是从中国目前道德沦丧、世道浇漓的现实看，国家领导人的道德水平，都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凝聚和社会安定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本来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要求是极高的，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也表现出优秀的道德水平。但是，其后无数次的政治运动、文革和改革开放后的腐败，造成全社会的价值混乱，中国社会的伦理环境大为恶化，我们现在面临着整体性的道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构建和谐社会，要求中国的国家领袖，必须要成为道德楷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在七年前写的一篇题为《今天谁来担任首先楷模》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又是一个官僚政制传统极其强烈的国家，官员对社会有着根本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历史传统，特别将道德楷模的重担，放在政治家即官员身上。官员在所有朝代，都有教化当地民风的责任，官员自己也有为人民方轨垂范的责任。当然贪官污吏代不绝迹，但即使是末落之世，也绝不少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这一点可从离我们较近的清末证实。中国近代的政治家和现代革命的领袖人物，从康梁、菜市口六君子到黄兴、秋瑾、陈独秀、李大钊、朱德、彭德怀等，都是道德上的典范。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对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的个人品德赞叹不已。这也是彼时共产党人吸引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先生敬佩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马列主义取代宗教成为全体国人的信仰，道德楷模人物并未断代。著名的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高级领导人中以周恩来为代表，也有一批这样的人物。文革前政治动荡不已，但社会秩序总体安定，不能不说道德楷模人物其功至伟。但文革彻底摧毁了国人的信仰，在文革后，社会上所能称道的活着的道德人物，也只有巴金、冰心等几个文人，和胡耀邦、项南等几个政治家。文人在中国历来不能承担道德楷模的主要责任，而政治家又很快雨打风吹去。其时又适逢商品经济的大潮，于是便是全社会的世风浇漓，人欲横流，急功近利，庸俗化。

　　孟德斯鸠在谈到民主、君主、专制三种政体的时候，特别指出："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他描述了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当"品德消逝的时候"将会发生的情况："野心便进入那些能够接受野心的人们的心里，而贪婪则进入一切人们的心里。欲望改变了目标：过去人们所喜爱的，现在不再喜爱了；
人们把过去的准则说成严厉，把过去的规矩说成拘束，把过去的谨慎叫做畏缩。……从前，私人的财产是公共的财宝，但现在，公共的财宝变成了私人的家业，共和国成了巧取豪夺的对象。它的力量就只是几个公民的权力和全体的放肆而已。"

　　中国当前面临着极其艰巨的道德重建任务。否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毁灭于此。在中国的道德重建过程中，必须有道德楷模人物出现，以伟大的人格力量引导该项重建工程。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人物在涌现，并到处做报告。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道德楷模人物，主要的应由官员即政治家承担，首先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级的人物承担。这一点从实际情况中应当看得清楚。比如这几年我们树立的徐虎、李国安还有信访办主任、普通民警等道德典型，于社会风气并无大的补益。在领导干部中，孔繁森的事迹当然是感人的，但也不能说起了多大作用，一个孔繁森倒下去，千百个王宝森站起来。要言之，重量级不够，力量单薄。前不久，国家审计署对国务院众多部门进行审计，结果是除了个别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存在着严重的违反财经纪律甚至违法问题。中央政府各部尚且如此，下面的事情不问可知了。但是这些部门何以如此呢？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问题的要害了。我们常说，党风决定了社会风气，领导干部是党风好坏的关键。这里要加一句：党的最高级领导干部决定了全党乃至全国的风气。风行草偃，这里的风只能是"大王之风"。美国的克林顿不足为训。因为总统虽然降低了标准，但美国还有宗教的力量。中国呢？

　　在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国家特别是共和国担任领袖，必须在担当政治职责的同时担当起道德楷模的职责。不认识这一点，或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具备担当政治领袖的资格。对此，刘少奇有着理论上的说明，周恩来有着实践上的榜样。这里我想起同是东方文化背景的越南已故伟大领袖胡志明。"胡伯伯"是也自觉担当这两种职责的，为此他甚至付出了个人的巨大牺牲。他多年孤身一人，无论是从生理的需要还是生活的需要，他都应当再娶，而且有了意中人。从他的政治地位来说，这件事本来易如反掌。然而为了维持革命领袖和道德楷模的形象，越共中央不同意他这样做，他自己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今天我们或许觉得这很残酷，但作为政治领袖这是必然的代价。胡志明的做法使他也使越共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而前文提到，中国政界充斥着权谋和"兵法"，许多道貌岸然背后是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在这种权术治国背后，是利益的追逐。中国官员的腐败已经到了令我们这个民族汗颜于世界的程度，也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道德水平和楷模作用，更显得十分的重要。

　　我特别高兴地看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中出现了这样的楷模。如温家宝总理。他的亲民作风和为民办事，已经在民间传为美谈。而他身上的道德人格，也显现出巨大的魅力。比如他在近日召开的中国文联与作协大会上的报告中讲到：

　　前不久，访问欧洲前，我接受欧洲几大媒体记者的采访。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到，你晚上经常读什么书？掩卷以后，什么事情让你难以入睡？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我说：你实际上是在问我，经常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我引用下面的六段诗章，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引用的第一例是左宗棠２３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第二例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第三例是郑板桥的《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第四例是宋朝张载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第五例是艾青１９３８年写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第六例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温家宝总理无疑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中的一个道德楷模。我希望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他的道德水平应当成为中国所有高级领导干部的水平。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甚至对中国国家领袖的道德楷模，有一个也许是苛刻的建议：即他们的直系亲属，不能成为外国人，不能在外国长期侨居，他们也不能担任官员、企业家和从事任何经济金融业工作。他们的职业，应当是科学家、教育家、技术专家、文艺家、作家、社会活动家。越南的胡志明为了道德要求不再结婚，可能是有点过分了，但是上述要求，我觉得是中国领袖可以接受的。他们必须作出个人利益的牺牲，包括他们的家人也要随之作出牺牲。没有办法，既然是楷模，就要有牺牲。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中，许多都做到这些了。新一代领导人，能否做到这些呢？

　　第三点，我希望中国领袖提高领导力。

　　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领导人领导力特别是执行力不够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级官员的重重阻力，我们在现实中也看到，中央的大政方针，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如果没有铁腕，构建和谐社会或许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近日发表了操心咸淡先生一篇文章：《与温总理探讨领导力》。他的观点很好地代表了我的想法。他在文章中对温家宝总理说：

　　我认为您的人格有强烈的感染力，但作为一个大国总理需要加强您的领导力。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年对您直管的部委审计中，违纪问题屡审屡犯、屡教不改。正像我们没有可以放心的食品一样，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让大家找找还有没有"干净"的部门，冥思苦想，勉强找出统计局、史志办。不说统计局像一个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工厂一样是一个制造假数据的地方，就是前一阵子国家统计局长出事了。这些问题当然有这些部委的责任，但如果是在企业出现如此的问题，作为企业领导者就要警惕了，肯定要检讨自己的管理制度、方法和管理责任了。

　　总理您的亲民、平民、爱民、便民、利民的作风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令人交口称赞的。在您深入群众，为民苦难流下热泪的同时，我也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从您那朴素的语言、亮节的风格，让我看到了国家兴盛、人民富裕的希望。因为人们只要有了希望才能愉快而坚强地活着，即便是眼下有许多的困难与艰辛。

　　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的领导力，您在抗击"非典"时有充分的体现。也许那是一个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事实上，我们现在社会积累的很多矛盾已经不是正常的情形了。我知道我们政府制定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战略目标，使人们充满希冀。但是，就像一些好的经验和模式一到中国就变形一样（比如项目招标），上面好的政策一到下面就有"好"的对策，使预定的目标偏离。怎么样控制正确的方向，确实是对您领导力的一种考验。

　　治国我没有经验，不敢妄谈，但是治厂我还能谈一些。当目标确定以后，就要制定行动的游戏规则，公正地考评，严格地奖惩，"无情"地淘汰。也就是严格遵循游戏规则，使其不能偏离目标。而我们现在到处可以看到令不行、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信息不畅，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等等的现象，这正是领导力和执行力薄弱的表现，这在企业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只要稍微留心就可以发现，我们不少的工作，口号多于行动，安排多于实施，形式多于实质。最近，您和几位大学的校长开座谈会，也许是报道的不完整，我实在看不出开完这样的座谈会对于改变大学不能培育杰出的人才有什么效果。还有网友撰文质疑，几位校长的答非所问。这可能是由会议的性质决定的，称之为务虚会比较准确吧。

　　在您成为领导以前，成功只同自己有关。当您成为领导以后，成功都同别人有关。以前，您只需要做自己的工作。现在，您要贯通做别人的工作。这是引用杰克韦尔奇的几句话。

　　"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赏罚不明"，等等，都是中国政治中常见的现象。当然，我也愿意给中央领导人以宽容。想想作风强悍的前总理朱镕基先生，尚且在离任后坦露他的"五大遗憾"，中国政治的事情并不是个人就能左右的。但是，作为一个新一代的中央领导集体，我想恐怕到了认真反思领导力和执行力的时候了。和谐社会是一个好的构想和纲领，但它的实现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我们不能谋略得当，不能令行禁止，不能赏罚分明，不能上下同欲，那么，它的结局必然是流于空谈。

　　三

　　最后我想简单谈谈政治体制改革。

　　一个现代的文明，应当是中西方文明融合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要同现代世界文明包括现代人权理论、政治理论、科学技术、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相结合。我虽然不赞同制度万能论，也不赞成操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正如许多专家所说，也正如我以前的文章中所说，中国目前所有的不和谐，都可以在政治体制中找到根源。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做文章，那么，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舍本逐末，甚至会南辕北辙。

　　比如，面对中国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令的种种不配合甚至分庭抗礼，中央政府开始收权，把许多部门改为条条直管，把许多收入划归中央财政。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看成是中央与诸候利益博弈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但是，"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地方政府有腐败，中央各部门就没有腐败？部门利益最大化甚至合法化早已成为千夫所指的目标。如果不建立各级政府向本辖区人民负责的民主制度，只在权力也就是利益的收与放上做文章，那就又回到了中国建国后曾经有的治理怪圈。构建和谐社会，包括人民与政府的和谐，也包括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和谐。只有建立民主政治，地方政府的行为才会合理，地方政府与当地人民的关系才会和谐。

　　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情况之复杂，就更不简单。但我认为，以上都不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我们可以稳妥进行，但不能不做。不做，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当权者不愿放弃利益。这本身就造成了严重的不和谐。更何况，一个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更造成了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

　　在利益问题上，道理用不着讲太多。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略上，也用不着讲太多。前者，不是讲道理的问题。后者，人们已经讲得太多了。我只是想说，作为国家领袖，他的最大功绩是推动历史，他的最高价值是历史地位。中国古人说：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一个创造性的提法，"立言"已有之；
"立德"，温家宝总理等领袖已有之，当然尚须推广到全体领袖；
而"立功"，则还在破题中。如果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能够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中国汇入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那么，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就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贡献，而且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他们的历史功绩，将被载入世界文明发展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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