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桑德斯：学会欣赏法国

　　（吴万伟 译）

　　美国把自己定义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现实的。但是领袖需要一帮愿意朝着同一方向前进的跟随者。如果你走在一条道路上，没有跟随者、同盟军或者伙伴，很快就会成为自我孤立的孤家寡人，即便你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事实是，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不意味着是唯一的决策者。那些愿意做出相当贡献的同盟者期待领袖的真诚协商，让盟友在制订共同政策的时候有真正的影响力，而不是走过场的形式。没有这些期待，愿意事先就接受华盛顿可能提出的任何选择的国家背后肯定有原因。有些可能是由于价值观和美国过去的援助而显示对美国的强烈忠诚，但是多数国家可能希望获得一些东西作为回报，要么在并不需要付出特别的代价，不过是很小的，或者象征性意义的问题上表达支持。

　　但是政治光谱两端的许多人好像有个危险的、错误的假设：从根本上说和美国价值观相同的其他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和美国的议题保持一致。但是问题不在于他们共同的价值观，民主国家像任何别的国家一样有不同的利益。没有人会期待芬兰，澳大利亚和博茨瓦纳仅仅因为拥有代表性的政府就应该实行同样的外交政策。即使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和利益都一样，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可能不同。不了解这些现实，不采取战略来对付这些现实，美国就不能维持真正的领袖地位，即使在“自由世界”内部。

　　比如印度。布什政府常常说“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和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印度已经成为民主国家几十年了，在民主的美国和共产主义的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高潮时期常常是亲莫斯科的。即使在1990年后期，印度美国的关系也是复杂的，部分因为经过民主选举的印度政府看到即使美国反对，核威慑是明显的国家利益所在。只是到了9-11袭击之后，两国重新考虑自己各自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时，美国愿意接受印度成为事实上的核大国地位，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与巴基斯坦的盟国关系，美国印度关系才开始启动。印度与伊朗的关系仍然可能检验美国印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德国是说明为什么仅仅把世界划分成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没有多大意义的另外一个例子。民主德国的公民和领袖坚决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因而在联合国还是其他地方都表现出反对意见。他们显然担心萨达姆政权，但是他们看待自己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不完全一致，或者相信美国的途径不是推动他们共同利益的正确方法。人们还应该考虑到德国在欧盟中的角色。尽管价值观相同，维护民主的共同的承诺，欧盟成员国常常在确定共同对外政策上争吵不休，因为即使他们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个事实在德国企图扩大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上看得非常清楚，德国的立场和其他欧盟成员尤其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或者东欧阵营的国家明显的怀疑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欧洲的共同价值观确实导致对俄国国内缺点的共同评价，但是不同的个别利益和欧洲国家的具体情况是造成他们的政策不同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政策上的变化。

　　和美国新保守派因为不友好的对外政策所厌恶的法国相比，印度、德国就逊色了。尽管在这些圈子里简单化的笑话很流行，法国确实和美国价值观相同（是的，即使有传言说法国人有些投票支持社会党），其利益常常和美国利益一致，虽然不总是如此。我们共同的利益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法国是美国在安全问题上亲密的甚至非常重要的伙伴，尤其是反恐问题上。法国还是美国第8大贸易伙伴，在很多敏感领域产生深刻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比如法国核能公司阿海珐（Areva）的领导角色---在美国销售核能发电。不用说的是，我们的商业利益常常是对立的，尤其是当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竞争新合同的时候。

　　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美国和法国关系的亲密性让许多人觉得不同的观点让人感到担心：对于那些相信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是通用的、普遍性的人来说，承认一个国家虽然价值观与我们相同但利益不完全一致是受诅咒的对象。所以他们普遍把法国与华盛顿的不同归结为不可告人的动机，常常是经济因素所驱使的试图与美国的价值观区隔。所以他们喜欢嘲笑法国，常常是喝着法国葡萄酒的情况下。

　　但是承认像法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能够合法地与美国不同才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真正关键，如果这个政策既要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又要积极维护美国的利益的话。如果华盛顿不能和巴黎有诚实的意见分歧的话，试图在北朝鲜，伊朗或者其他复杂问题上与北京或者莫斯科达成共识注定要成为泡影，因为它们在国内管理方面对自己的义务就有非常不同的观点，更不要说不同的全球利益了。部分的问题是即使两国利益相同，它们优先考虑的内容不一定相同。美国和欧盟三巨头价值观相同，在伊朗无核化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在继续维持大中东地区的稳定上也有共同利益。但是美国有些人首先考虑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而不是考虑维持该地区的稳定，乐于考虑破坏稳定的军事行动。他们或许是对的。但是欧盟三巨头中很少人同意，因为这些人更多强调的是稳定，或许因为他们相信伊朗核问题能够在可以承受的代价下获得解决。甚至完全依靠美国的伊拉克新民选政府，好像也不大可能支持美国对邻居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这样做很快和直接地威胁到政权的存在。告诉这些政府说他们应该支持美国的立场因为作为民主国家他们应该和我们利益一致，这是布什上台前克林顿政府的标志，上台后采取了类似的政策，都没有触及真正的问题。

　　美国能否组建一个成员国愿意支持美国政策，同时做出实质性的而不是象征性贡献的民主国家同盟是可以争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做的过程几乎不可避免地破坏我们与其他非民主国家的合作，他们与美国在中东，和全世界与美国利益不一致（包括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大国）。

　　在大中东，美国继续依赖非民主国家提供反恐斗争的关键帮助，打击极端主义运动和试图推动和平进程。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总统在2007年的国会演讲中提到埃及，沙特阿拉伯作为美国的伙伴。还是这个总统曾经强烈谴责前任美国政府与这些独裁政府合作。这些国家能够和美国合作正是因为他们不受大众的压力。

　　来自中东的民意调查清楚说明该地区真正的民主国家发现很难和美国亲密合作，或者支持美国的倡议。该地区最近的一些选举比如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让在重大问题上与美国利益根本冲突的党派上台，（虽然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存在限制了那里的影响）。黎巴嫩选举没有类似影响的事实更多说明的是该国不寻常的选举安排，行政职务和立法席位是根据派别基础分配的，而不是根据多数民意分配的。看看这些事实，就清楚当伊朗的国王1979年被推翻的时候，那些认为要是美国不支持独裁领袖，充满感激的民主革命者将上台、拥抱美国的议题的观念是多么天真。

　　还应该清楚的是该地区许多非民主的政府远非这些国家中最糟糕的政权。而且，期待该地区领袖包括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巴基斯坦的穆萨拉夫成为充满热情的盟友显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美国曾试图将他们赶下台。

　　同样的，认为俄国、中国或者任何别的非民主国家的领袖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力量更加接近边界时不应该感到威胁，因为美国及其盟友是民主国家。这也是天真的幻想。克林顿和布什政府为了证明在全球推广民主的合法性而创造的民主国家带来和平的理论清楚说明了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一样可能走向战争，如果对手是非民主国家的话。布什总统已经根据民主推广的理论发动了一场战争，他的政府和支持者在伊朗或者别的地方威胁别人让民主国家的盟友比该俱乐部以外的国家更担心。

　　该理论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尤其有害，因为那里精英的主流思想认为北约扩大和在其邻国推广民主的努力代表了美国用亲华盛顿而非亲莫斯科的国家包围俄罗斯的企图。这种心态反过来，在包括情报合作、共同努力获得核材料等很多问题上产生让人沮丧的影响。

　　如果不能更有效地团结拥有不同利益和优先选择的其他国家的政府（不管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美国作为国际领袖，或者只是作为我们称为自由世界的小团体的领袖就不可能成功。这不意味着做出让步，真正的意思是设身处地理解他人，这并不一定是接受或者支持。这是我们自己决策时的重要工具，能够帮助美国长期从别人那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

　　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不采取这种途径的潜在可怕后果。我们暂时把伊拉克，伊朗，北朝鲜，甚至反恐战争放到一边。想象一下2041年的世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两个分析家的预测性研究报告说到那时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现在想象美国使用接下来的34年施加压力、推动、甚至威胁中国接受美国的优先选择而不考虑人家的需要。华盛顿通过巧妙的分而治之的战略能够在一定时期内防止反抗性联盟的形成。中国则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国内改革就像过去一样在未来34年继续发展，变得大幅度富裕和自由，虽然按我们的标准仍不完全开放或者民主。北京同时继续其现行的外交政策，在军事扩张和现代化的同时，谨慎地稳定地扩展自己的影响力，避免与任何人正面严重的交锋。那么，世界会是什么样呢？

　　那时亚洲的许多民主国家（当然决不仅仅是亚洲）会觉得中国是比美国更有吸引力的国际领袖。从包括中东，非洲，拉美的世界许多资本家角度看，这样的中国将具有经济发展，强大军事力量和相对来说不威胁他人的外交政策这样骄人记录，除了时不时警告台独分子的严厉话语外。（如果这个问题到那时候还没有让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的话）。按照当今人口发展的趋势，这些国家将成为全球人口的最大组成部分。当今的政治发展趋势已经明显表明中国的影响力在这些领域稳定在增加。

　　想象一下除此之外，未来34年是个民主推广的迅速发展期。自由之家的2041“世界自由”报告名单中没有国家是不自由的，自由国家的数量稳定增长。这些新的民主国家有多少像今天的法国一样对美国这么亲密和重要呢？如果有几个，我们就觉得非常幸运了。法国和其他老牌欧洲民主国家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些国家人口上的发展趋势是否让欧洲的穆斯林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因而影响它们的外交政策呢？美国怎样与这些新老民主国家相处，当他们的视角与我们不同，在政治上有很方便的手段解释我们的差异？

　　2041年的情形或许纯粹是个幻想，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很少有外国政府或者公众愿意轻易地把全球领导权交给美国，哪怕在2007年。但是世界领导权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美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容质疑的，美国人承受不起根据错误假设而制订的欠妥政策消耗掉美国的领导力量。当然我并不是说唯一保持领导地位的方法是美国不断让步以至于无法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相反，如果美国不仅在理解别人的优先选择时更小心，而且在确定自身优先选择时也理解别人，美国说了算。这样，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可能就更好地理解什么时候真的需要他们考虑华盛顿的立场，他们还会发现这样做更容易些了，因为能说服民众美国曾经照顾了他们的优先选择，应该考虑美国人提出的让步要求。

　　当然也不能被理解为美国应放弃推广民主的努力，因为从长远看，推广民主确实提供了和平和繁荣的更大的机会。更革命的途径或许导致一个比当今突然转型的许多例子更稳定和持久的民主，更少国内暴力。美国全球推广民主或许最终能够成功，但可能出现事先没有考虑到的严重后果。

　　但是不管美国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如果不能理解和承认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优先选择，美国就无法赢得其他民主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试图建立民主国家同盟的过程可能疏远其他国家，造成现在或者未来的潜在破坏性后果。如果布什政府和以后的美国政府不能吸取这些教训，它就将成为孤家寡人。

　　作者简介：保罗·桑德斯（Paul J. Saunders）尼克松中心主任和《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副社长。

　　译自：“Learning to Appreciate France ”by Paul J. Saunders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aspx?id=1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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