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仇和新政与海瑞的一半

　　全国两会正在召开，此时讨论仇和及其新政可能在时机和氛围方面更为合适。

　　仇和在昆明刮起的旋风再一次凸显了其新政的特色：一是铁腕治吏，所谓“零容忍”，昆明市大小干部昼夜不敢关手机，随时听候书记指示，二是关心百姓，公布政府官员电话，实行干部问责制，工作成果倒逼法，惩庸治贪，种种举措的主要着眼点均在于此。这股风又与遭人诟病的“一把手”特权联在一起。显然，仇旋风的刮起始于其作为“一把手”的当政之时，从沭阳县委书记开始，尤其在宿迁任市委书记期间，2006年4月至07年12月奉调升迁为江苏省副省长时，此风一度偃旗息鼓，再调昆明上任后即再显“一把手”中的一把手威势，让治下的所有官员感受这股旋风的震撼和冲击。

　　由此联想到明朝嘉靖年间的海瑞，至少两人在为人和施政上的特点有一半相似。

　　作为一位历史上著名的清官，海瑞对铁腕治吏和关心普通百姓的主张和实践一直坚持到老死。1569年夏天，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时，治下许多地方官员就估计到自己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求韬光养晦。下车伊始，海瑞即将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县公布，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员一律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抚可以传询耆老听取他们的控诉；
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钱至三钱；
境内的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文后不得留有空白以尚节俭等，违者一律严惩。南直隶当时最突出的矛盾是富户利用高利贷抵押过多占有自耕农土地，海瑞即拿前任首辅除阶开刀，尽管徐阶对海瑞曾有救命之恩，海瑞还是逮捕了他的弟弟，逼迫徐阶退出多占的土地。类似行径使他最终成为官场众矢之的，于1570年春被迫辞职还乡。1585年海瑞被重新启用，第二年就向万历皇帝提议恢复两百年前重典治吏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之刑。这一条陈引来官员群体的一片指斥，皇帝批示为“迂戆”之论，1587年海瑞在悲凉的绝望之中死去。

　　不过海瑞之所以能名垂青史还不止于上述这些异端行为，更使他名噪一时并传之后世的是其刚直傲上为民请命的特立独行。他当淳安县令时敢于指斥钦差大臣接受超标准款待，使钦差不敢进入淳安绕道他行。他在任户部主事这一中级官员职位时向嘉靖皇帝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直指皇帝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指责皇帝本人应对天下的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浪费和社会治安混乱负责，还宣称“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这就是海瑞骂皇帝的由来。据说，嘉靖当时把奏折往地下一摔，要周围的人立即把海瑞抓起来，防止他逃脱，宦官回奏说，海瑞不会逃走，他已买好棺材，与家人告了别。嘉靖最终将奏章留中不发，但也没有给海瑞任何处罚。

　　这是海瑞不同于当今仇和的另一半。事实上仇和在对下严厉的同时却始终能够与上级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直受到上级主要领导的强力支持，这种支持巩固了他在其辖区一言九鼎的地位和推行新政的权力基础，并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得到提拔和重用。

　　所以现在的仇旋风和当年海瑞的相似只在于，他们重典治吏的理念和对百姓民生的关注一脉相承。其实就重典治吏的零容忍而言，朱元璋才是个空前绝后的典型。朱元璋曾亲著《大诰》，以审判官员贪墨的具体案例阐述严刑峻法之理，百姓每户必备一册，如有遭官府欺压沉冤不能昭雪，需要叩阙鸣冤，这本《大诰》就是通行证；
规定所有官员如果未经一定手续批准，不能越出城门一步，违者以扰民论，按律处死；
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规定官员贪污银60两以上者，立杀；
规定在县衙大门和二门之间设土地祠，将贪官剥皮实草挂在公座之旁以镇慑官员的犯罪。如此治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无论海瑞还是朱元璋在重典治吏的理想和实践上都是失败者。朱元璋的血腥手段没有镇吓住官员的贪污腐败，死后人亡政息，《大诰》被束之高阁，海瑞的情况更不用说。历史证明，靠个人威权重典治吏的路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其实仇和靠个人强权强势推进的执行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确实在一定时期内镇慑了官员，另一方面又践踏了民主，使当地人大、政府甚至包括法院检察院的权力统统纳入一人之下，这种毫无任何制约的权力难免对所有行政相对人构成威胁，大规模的行政侵权事件由此产生。检点仇和新政及其激进手段，不少具有李逵式大刀阔斧排头砍去的霸蛮味道：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2003年，宿迁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

　　无论如何，在进入现代的今天，继续推行将个人权利踩在脚下的威权，决不是社会公众的福音，尽管表面上重典治吏的做法迎合了某些社会公众对“青天大老爷”的留恋和“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愿望。这种以个人强权为特征的所谓“新政”只是旧专制的新版，是使好人易做坏事、坏人得以横行的制度，决非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出路。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民主与法治，用制度和法律程序限制权力专断、遏制腐败，规范官员行为，才是人民权利和社会进步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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