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唐德刚戏说袁世凯

　　《袁氏当国》是著名历史教授唐德刚的晚年著作，其中充满了中国大陆历史学者所少有的独到见解和精辟阐述。只可惜在美国教书育人大半辈子的唐德刚，并没有认真体会美国社会宪政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和程序正义，而把中国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严于责人、宽于律己的弹性规则，发挥到了以讹传讹、漏洞百出的戏说境界，以至于把小说演义中想当然的虚构材料写入历史。对于唐德刚以“历史学家”自居的历史写作来说，这种常识性的学术硬伤，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出现的。

　　一、所谓“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

　　《袁氏当国》中有一个很不严谨的小标题，叫做“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用唐德刚的话说：

　　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在是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这类东西，在中国历史里，远在春秋战国时即有记载，近至明末的东厂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是把这些古老的东方封建残余现代化，转型成20世纪俄国的克格勃、德国的盖世太保和美国的FBI或CIA，那却是从袁世凯这个简陋的特务班子开始的。从应夔丞到戴笠，精益求精，愈来愈可怕；
他们的转型，也是有其阶段性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东西的属性是中立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不是凡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

　　在这段话之前，唐德刚抬出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著称的胡适，却偏偏以讹传讹地介绍过说：

　　胡适先生治红学就曾说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来的特务，他的手段就是通过吟诗论文以结交南方的文人和艺人。另外还广散金钱以救济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争取民心。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务来做南方的工作。应夔丞显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个特务。他的任务首先便是打探国民党在南方的活动，同时也利用金钱收买文人、创办报刊为袁氏作宣传。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时任内务部秘书，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他和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显然都是一伙的。……应夔丞原是张振武的党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也就在党部内进进出出，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都很熟识。所以宋教仁死后，国民党在上海为宋办丧事时，应夔丞竟然也是个热心帮忙的同志，当然他地位太低，与总长级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应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袁世凯是北洋新军的总头目，谍报部门自古以来就是军事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得力亲信赵秉钧，更是中国警察制度的创始人和秘密警察及谍报情治人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夔丞并不是袁世凯、赵秉钧的中央政府的派出人员，反而是同盟会方面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以及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卫队司令和庶务长。1913年4月9日下午，应夔丞在上海公共租界第五次会审公堂出庭受审时，谈到自己在临时大总统府担任庶务长时管辖有12个科，除秘书长胡汉民之外以庶务长的职位为最高，“其职守在散发军饷等事”。当时的临时大总统府是军政府，在应夔丞所管辖的12个科里是应该有谍报科的。假如说应夔丞是孙中山、陈其美手下的“第一个特务”，虽然不十分准确，离历史事实也相差不远。唐德刚说他是袁世凯派遣的“第一个特务”，就不是“差之毫厘”而是“谬以千里”了。假如非要为袁世凯找出派往南方的“第一个特务”的话，这“第一个特务”也应该是与洪述祖、应夔丞、陈其美同为青帮“大”字辈“老头子”的袁克文。

　　1912年，据说是遭受大哥袁克定陷害的袁克文南下上海，以大总统之子的身份拜青帮兴武六帮“礼”字辈“老头子”张善亭为师。出生于清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7月16日的袁克文，比陈其美小12岁，比应夔丞小26岁，比洪述祖小31岁，是青帮“大”字辈最为年轻的“老头子”，当时只有22岁。按照袁克文写在《辛丙秘苑》中的一面之辞，宋教仁（遁初）是陈其美（英士）与应夔丞（桂馨）合谋杀害的，他自己当时恰好在上海，并且打入了国民党方面的核心圈子，以至于几乎变成一名人质：

　　二年冬，予适在沪，知先公遣秘使迓遁初者数至，遁初察之稔，欣然命驾。行之先，陈英士、应桂馨等宴之。筵间，陈询其组阁之策，遁初曰：“惟大公无党耳！”陈默然。应詈曰：“公直叛党，吾必有以报。”言时，即欲出所怀手枪，座客劝止之。遁初曰：“死无惧，志不可夺。”遂不欢而散。而陈、应日相筹谋。予故友沈虬斋，陈之党也。曾谓予曰：“遁初不了！”予详诘之，虬斋曰：“同党咸恨之，陈、应尤甚。迩来靡曰弗聚议，虽亲如予，亦不获闻，偶密窥探，辄闻遁初云云，辞色不善也。”未几难作，遁初竟死矣！应桂馨知赵秉钧畏遁初夺其位也，遂假道于洪述祖，诱得电信。初意但为邀功计，不期适以此而移祸也。

　　“沈虬斋”即沈翔云，是陈其美（英士）手下的另一个谍报头子，与应夔丞是老搭档。据1913年3月25日上海《中华民报》报道：“前年革命事起，陈英士利用应率其党徒攻制造局。上海光复，陈派沈翔云为都督府间谍科长，以应副之。”按照袁克文的说法，“二次革命”期间，已经出狱的应夔丞与陈其美一起“谋乱江南，思擒予为质”，在这种情况下，是沈翔云巧妙地化解了一场绑架阴谋：“一日，桂馨宴于其寓，翔云预诫予不可践。是夕，桂馨以车来，必邀予往，且嘱予载怡情、琴言诸妓偕行，予过怡情处邀之，怡情亦止予不赴，盖翔云预嘱其阻予也。予遂以书谢辞。后始知桂馨之谋，诚危矣！”

　　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方面派往南方的谍报人员，并不限于代表袁世凯的袁克定和代表赵秉钧的洪述祖。陆军总长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当时也派遣名叫金勋的谍报人员，携款到南京、上海活动。据金勋1913年3月14日报告：

　　弟十二号到申，即与宋遁初君晤面，论辩许久，不得要领。当又前访国民党及本党新选议员与民立、国民各报重要人物多人，主张大同小异，总不出极端激烈一派。弟以初至，不便力争。惟有姑与周旋，以联感情。……就弟由南京到沪所见所闻观之，选举问题苟无意外冲突，或可无虞。宪法及内阁问题，尚须大费磋商。然无论总理属谁，而陆军一部分，弟必掬天理良心以经也。在南应酬太巨，祈再斟酌些些。

　　至于“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显然是历史学家唐德刚对于历史事实的严重无知。辛亥革命前后，称共进会或者简称共进会的有许多各不相同的团体组织。“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于1907年8月成立于日本东京，是由已经加入同盟会的张百祥、焦达峰、刘公等人，出于对孙中山的不满而仿照绿林开山立堂的办法另行组织的革命团体，其重要会员还有余晋域、刘英、孙武、居正、吴慈祥、刘揆一等人，以十八星旗作为会旗。武昌起义时，率先打出的就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由应夔丞任会长、张尧卿任副会长的中华国民共进会，是在陈其美、张绍曾等人支持下，成立于1912年7月1日的青帮、洪帮、哥老会公口的帮会联合组织，与辛亥革命期间号称“三武”的蒋翊武、孙武、张振武不是“一伙”，而是各不相同的两个组织。

　　比起关于“共进会”的这种无稽之谈，唐德刚接下来对于“袁姐丈”即袁世凯的戏说，就显得更加搞笑和搞怪。

　　二、唐德刚戏说“袁姐丈”

　　在介绍“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时，唐德刚写道：

　　根据从应夔丞家中搜获的颇有系统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组合，我们所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的形成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应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党来做国民党的反间工作，袁党亦有意利用他时，洪述祖乃被派南下做应的直接领导。

　　关于洪述祖，唐德刚给出的说法是：

　　洪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袁共纳有妻妾15人之多，以合法妾侍身份住在袁家的共有9人。这时从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寝，五姨太因长于家务，这时专管袁的日常生活；
而六姨太则尚在轮流侍寝之末，还算未完全失宠，枕畔床头，仍可以替她弟兄拉点裙带关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说他可以晋见“极峰”，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他确是有所谓通天的特权的。而洪在那个传统社会里是一种下流的宵小，则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是一种“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凯那种传统士大夫阶级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们一般都有相当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这种下流勾当，可是对姨太太的弟兄们来说，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们的专业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特有的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
它不是外国人，或转型后期的世纪末华裔中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轻易了解的了。不过关于洪述祖与袁之第六妾的关系，笔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叶，与袁生有二子三女。但袁与洪的关系似甚亲密，非比寻常。洪为叶之近亲，为叶作些金钱外务，则极有可能也，当续寻之。

　　所谓洪述祖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在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第四十六回“情脉脉洪姨进甘言，语詹詹徐相陈苦口”中，有更加原始也更加完整的叙述：“老袁一妻十五妾……洪姨是老袁第六妾，貌极妍丽，性尤狡黠，最得老袁宠爱，看官若问她母家，乃是宋案正凶洪述祖的胞妹。”

　　按照蔡东藩的叙述，袁世凯在天津郊区的小站练兵时，洪述祖成为替北洋新军采购后勤物资的代理商及“襄办军务”的亲信。后来因为发军饷触怒“老袁至亲”某标统，标统系背后向袁世凯说坏话，老袁因此起了疑心，要把洪述祖撤差。洪述祖听说后，想出一个办法，“把同胞妹子，盛饰起来，送入袁第，只说是购诸民间，献侍巾栉。美人计最是上著。老袁本登徒后身，见了这个粉妆玉琢的美人儿，那有不爱之理？到口馒头，拿来就吞，一宵枕席风光，占得人间乐趣。是时洪女年方十九，秀外慧中，能以目听，以眉视，一张樱桃小口，尤能粲吐莲花，每出一语，无不令人解颐。袁氏有时盛怒，但教洪女数言，当即破颜为笑，以故深得袁欢，擅专房宠。”

　　到了第五十八回“庆纪元于夫人闹宴，仍正朔唐都督誓师”中，蔡东藩专门列出“袁家姬妾”清单：

　　其一、闵氏朝鲜人，系闵氏养女，相传其本姓金氏，寄养朝鲜王妃母家，

　　小名碧蝉。

　　其二、黄氏绰号小白菜，与袁同里，系豆腐肆中黄氏女。

　　其三、何氏系苏州商人女，小名阿桂。

　　其四、柳氏小名三儿，系天津韩家班名妓，见四十八回。

　　其五、洪氏即洪述祖妹，见四十六回。袁氏第五妾，名红红，亦勾栏中人，袁任鲁抚时，红红与仆私，为袁所杀，故不列入。

　　其六、范氏与袁同里，系袁氏乳媪女，小名凤儿。

　　其七、叶氏扬州人，父叶巽，候补河南知县。父殁家落，女鬻诸绅家，转

　　赠袁为妾。

　　其八、贵儿系盛氏婢女，小名贵儿，亦扬州人，姓名未详。

　　其九、其十、大小尹氏初为第六妾洪氏使女，系同胞姊妹，籍贯未详。

　　其十一、汪氏与袁同里，系榜人女。

　　其十二、周氏本杭州名妓，能诗，别号忆秦楼。

　　其十三、虞氏本袁家侍婢，小名阿香，姓氏未详。

　　其十四、洪氏系洪述祖侄女，小名翠媛，与第五妾洪氏，有姑侄之称。

　　事实上，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大都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根据袁克文1926年出版的《洹上私乘》一书，以及袁静雪写于1963年的《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的相关记录，袁世凯的元配妻子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主妇看待。

　　除于氏外，袁世凯另有9名如夫人。大姨太沈氏是苏州名妓，在袁世凯落魄的时候，曾经资助他猎取功名，颇有点玉堂春与王三公子的味道。袁世凯发迹后，把沈氏作为“太太”看待，并让儿女们称呼没有生育的沈氏为“亲妈”。

　　二姨太李氏是朝鲜人，清朝末年袁世凯任驻朝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妾。金氏嫁袁时，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袁世凯一并收为姨太太，并且按年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金氏为三姨太，吴氏为四姨太。

　　三姨太金氏本是朝鲜王族，原以为嫁给袁世凯做“正室”，没想到过门以后与自己的陪嫁丫头一道做了姨太太，所以整天郁郁寡欢。她为袁世凯生了5个儿女，次子克文又被袁世凯送给大姨太太沈氏作为养子。

　　四姨太吴氏，为袁世凯生了4个儿女，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害月子病而死。

　　五姨太杨氏与大姨太太沈氏最受袁世凯宠爱。杨氏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袁世凯不仅让她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袁府整个家务，各房的佣人和丫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六、八、九3个姨太太，都要服从她的约束。

　　六姨太叶氏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派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克文回北京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不小心把叶氏的照片从口袋里滑了出来，他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情急智生说是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美女。

　　七姨太张氏是河南人，没有生过子女。因与花匠谈情被袁世凯撞见而服毒自杀。袁家也有人说她是因病不治而死。

　　八姨太郭氏原是苏州妓女，是袁世凯做军机大臣时，别人从苏州买来敬献的。

　　九姨太刘氏是袁世凯最后一个、也是年龄最小的姨太太，她本是五姨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被袁世凯“临幸”。

　　作为历史学家，唐德刚不到第一手文献资料中寻找辨伪存真的信史素材，却偏偏到蔡东藩等人的历史演义中寻找自己“一直存疑”的无稽之谈，再加上自己想当然地借题发挥，于是便出现了关于“袁姐丈”的历史戏说：

　　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驳。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而形之于颜色（皱皱眉头）。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内侍们看到了，他们因此就要承旨办案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杀宋的话柄，据此洪述祖就电嘱应夔丞写几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则应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30万元的酬劳，并且还可能有勋位可拿、勋章可佩呢！这样应就去寻找刺客了，最后找到了一个失业军人武士英，干出一记窝囊的刺宋案来。其实际情况，大致和蒋经国晚年的“江南案”，大同小

　　异。

　　行文至此，唐德刚还颇为得意地自己夸奖自己说：

　　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趣和阅读数十万字的一手档案与二手报道，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

　　三、洪述祖的传奇人生

　　应该说，唐德刚把1913年3月20日发生在上海沪宁火车站的武士英刺杀宋教仁案，形容为袁世凯的“江南案”，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蒋经国晚年对为他作传的“叛徒”刘宜良即江南，不用说是深恶痛绝，“但是后来曝光的一切证据显示，蒋经国并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却是，不成问题的，蒋下面最最忠诚的特务和黑道。他们在杀人曝光之后，据说蒋经国为他们的愚忠和愚蠢气得死去活来。”然而，具体到宋教仁案中的洪述祖，他尽管有为赵秉钧及袁世凯效忠的动机与冲动，却不是称袁世凯为“姐丈”的“近亲”，更不是从事“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之类的“下流勾当”的下贱之人，反而是与袁世凯、孙中山、黄兴等人处在同一种思想境界的自以为是的“爱国者”或“救国者”。

　　就家世而言，洪述祖并不比袁世凯低一个等级，反而比国民党方面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要高一个等级。他是清朝嘉庆年间指斥朝廷、冒死直谏，以一句“丈夫自信头颅好，愿为朝廷吃一刀”闻名于世的忠臣名士、自号“北江”的洪亮吉的后代。洪家是江苏常州的名门望族，洪述祖年轻时曾经考取秀才，随后到上海学习洋务，是中国最早一批学贯中西的风流人物。当年的立宪派名人赵凤昌，与洪述祖的家族有姻亲关系。另一位立宪派名人、前江苏都督庄蕴宽（思缄）是洪述祖的表弟。宋教仁案发生之前，洪述祖正准备把女儿嫁给无锡荣氏。

　　宋教仁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刊登了大量妖魔化洪述祖的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13年3月29日《民立报》的《纪洪述祖丑史》：“洪述祖即洪荫芝，常州人，年约五十左右，确为洪北江之嫡派。为人奸狠险毒，不容于社会，在京之常州同乡，无不恨之次骨，素有洪杀胚之绰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立报》在“宋案证据”中公布的老同盟会会员张绍曾写给应夔丞的介绍信：“京师自孙、黄惠然而来，与大总统握手言欢，社会之欢迎日有数起，是为南北感情融洽之证，不胜为民国前途庆。兹有内务部秘书长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干，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绍。洪君于民国之建设，多有规划，当道咸依赖之，倘来造访，或有就商事件，务请照拂一切，裨益大局，不胜感企之至。”也就是说，洪述祖南下上海与应夔丞合作，其实是以孙中山和黄兴应袁世凯邀请北上“言欢”为大背景的。

　　在江苏常州的博物馆内，收藏有洪述祖的一方“共和砚”，网络中也流传有洪述祖赠送安徽合肥人李经即“新梧先生”的“共和砚”拓本，正面题词是“新梧先生鉴存述祖”；
右边是篆书“共和砚”，落款为“壬子十月观川居士属陶心如篆并刻”；
砚背墨拓中的跋语是“中华民国三年即甲寅八月吉林宋小濂铁梅氏获观”。

　　“壬子”即作为中华民国共和元年的1912年。“观川居士”即洪述祖。陶心如即陶家瑶，江西南昌人，字星如，一作心如。他的妹妹嫁给洪述祖的长子洪深为妻，后离异。“甲寅”即1914年。宋小濂是吉林永吉人，字铁梅。在他的跋语后面另有砚铭墨拓：“辛亥九月，砚得，主共和诏书起于此，勒铭左侧志忘，中华男子洪述祖。”由此可知，这方“共和砚”得之于1911年9月，隆裕太后颁布的退位诏书，就是用此砚起草的。以“中华男子”自居的洪述祖，至少在主观上是有爱国抱负的，只是他所选择的爱国路径，并不是像宋教仁那样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阳光参政的制度建设和政党竞争，而是与同为会党出身的孙中山、陈其美、应夔丞等人一样，习惯于倒退到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外去从事秘密暗杀及暴力革命。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由唐绍仪组织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洪述祖论功行赏，原本要出任内务部总长赵秉钧的秘书长，由于官制里没有这个职位，他只好屈就秘书之职。1913年5月3日，逃到青岛德国租界的洪述祖发表通电，为自己在宋教仁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辩护说：

　　述祖于辛亥秋，与唐绍仪在北方赞成共和，本为救国起见。一年以来，党争日剧，怪状百端，使全国陷于无政府地位，心窃痛之。尤以上年宋教仁等连带辞职，要挟中央，为党派专制祸始。中国教育幼稚，人材缺乏，合全国稳健分子，立贤无方，共谋政治，尚虞不济。宋教仁乃欲借政党内阁之说，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垄断政界，党同伐异。一室操戈是共争，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其弊甚于满清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

　　在谈到自己与应夔丞来往函电中的“毁宋”等语时，他给出的解释是：仅欲毁其名，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进而表白自己“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与洪述祖的为“救国”而“毁宋”相印证，直接参与谋杀宋教仁的应夔丞，还别出心裁地以“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的名义宣告说：

　　今日之民国，固千钧一发，至危极险，存亡呼吸之秋也。譬若婴孩，正维护哺养之不暇，岂容稍触外邪！本机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凡不正当之议员政府，必据四万万同胞授与之公意，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执行严厉正当之刑法，行使我天赋之神权，奠定我庄严之民国。……兹特于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钟，将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开审判，由陪审员薛圣渡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君判决死刑，先行即时执行，所有因此罪状当另行罗列宣布，分登各报，俾中外咸知，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

　　与洪述祖、应夔丞的为了“救国”、“爱国”便可以从事阴谋暗杀活动的会党思维相一致，国民党方面的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同样选择了倒退到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外去从事暗杀活动及暴力革命。10年后的孙中山在为自己与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的“联合宣言”进行辩护时，所采用的依然是凌驾于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上“救国”、“爱国”的会党思维：

　　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唐德刚在充满学术硬伤的《袁氏当国》中精辟独到地总结说：

　　宋教仁案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1919年3月27日，60岁的洪述祖被国民政府大理院以“教唆杀人”的罪名判决死刑，并于同年4月5日执行绞刑。他在狱中曾为自己题写了两副挽联，其一为：“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其二为：“入地狱乃佛语，知天命是圣言。”

　　洪述祖死后，他的表弟庄蕴宽在挽联中给出极高评价：“古来才大难为用，夙世因多可奈何。”他的儿子洪深当时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后来成长为中国影剧事业的先驱人物之一。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2期，总第20 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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